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這場會議將決定戰后的國際金融體系格局。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美國財政部長助理懷特給出了各自的計劃。雖然凱恩斯的國際聲望遠超后者，但形勢比人強，英美兩國相差懸殊的實力，決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必然是以美元為中心。

二戰之后的國際金融體系，似乎一直是美國在唱主角，頂多再加上英國作為配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法國人也提出了周密的計劃。不過，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似乎缺乏法蘭西的藝術氣息。

但是，為什么20世紀6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加速崩潰？為什么特別提款權叫做“提款權”——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要想回答這些問題、理解現今的國際金融體系，我們有必要重溫一下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法國計劃”。

不得不說，法國的這個計劃充滿了藝術氣息。

為了準備這個計劃，1943年，戴高樂在倫敦召集了一批專家作為外援。以此為基礎，在法國財政部的支持下，戴高樂的經濟顧問Hervé Alphand和法國布雷頓森林會議代表Jacques-André Istel提出了《關于國際貨幣關系的建議》的“法國計劃”。

與“凱恩斯計劃”和“懷特計劃”相比，“法國計劃”有很多不同，但其最大特點在于：更加強調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相反，“凱恩斯計劃”和“懷特計劃”都并未將黃金置于最核心位置：凱恩斯更多強調國際貨幣“班柯”（bancor），指出國際社會需要這個國際貨幣工具，以使各國免于采取措施來阻礙國際收支交易和雙邊清算；懷特則借機提升美元地位，在他眼中，黃金只不過是美元與其他國家貨幣的聯系紐帶，美元才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中樞。

然而法國計劃認為，黃金仍應是未來的國際貨幣，國際貨幣體系應當回歸國際金本位制。但是法國的計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浪漫主義，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法國計劃”并不打算一步就回到國際金本位，而是提出先建立一個較為松散的金本位制：

第一，各國貨幣實施固定匯率，只有經過各國磋商才可以改變匯價。這一點，其實和美國計劃的“雙掛鉤體系”具有一致的成分，也就是黃金與美元掛鉤，同時其他貨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但是法國計劃更強加調，應該由黃金作為各國的國際儲備資產和國際結算手段，而不是美元。

第二，各國可以持有其他成員國貨幣，并使用其進行國際交易和支付，以充實國際流動性。一國持有的外幣可以用來進行國際收支結算，例如購買該國商品與服務、支付利息紅利等等，同時也可以將所借外幣出售給其他成員國。

第三，為避免A國持有B國貨幣出現匯率風險，B國需要向A國提供一定比例的抵押物，比如黃金、外國票據、大宗商品和其他有價證券等。如果該國貨幣出現貶值，抵押物就需要相應地增加。而且，各國相互持有貨幣的規模還應該具有上限，以進一步控制風險。

法國人認為，這個方案介于金匯兌本位制和金塊本位制之間，是一種折中的金本位制。一方面，國家之間可以相互持有對方貨幣，而且不用擔心像金匯兌本位制那樣遭受貨幣貶值損失；另一方面，各國具有一定的外幣使用空間，而不像金塊本位制下完全排除外匯資產的使用。因此，這一機制既可以享受金本位所帶來的嚴格性，同時又不失靈活。

法國為什么會有上述考慮呢？

1931年之后，英、美先后放棄了金本位制，隨后兩者貨幣大幅貶值，這令依然堅守金本位制的法國吃了大虧。為此在1936年，法國提議三國達成協議，以穩定法郎、美元、英鎊之間的匯率。如法國所愿，三國最終就此達成一致，此舉終結了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局面。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法國計劃”關于全球層面固定匯率的提議，實際上正是希望將三國穩定匯率的做法進行全面推廣。

1939年12月，為對抗德國，英、法簽署了貨幣和金融協議，以穩定兩國貨幣匯率，為戰爭期間兩國貿易提供融資。協議規定：法郎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法國持有的英鎊可以在英鎊區自由使用，而英國持有的法郎也能在法郎區自由使用，這促進了英法兩國間貿易。而戰后的“法國計劃”建議——可以持有其他成員國貨幣、充實國際流動性，這實際上也是對英法經驗的一個推廣。

然而，1939年英法之間的貨幣和金融協議規定，雙邊的貨幣支持是無限額的。但戰后的“法國計劃”制定者認為，1939年的協議只是戰爭時期的權宜之計，在和平時期可能會有風險。因此，新貨幣體系下參與國之間的外匯獲取額度應該有規模限制。這一上限要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相一致。

然并卵，“法國計劃”并未得到實施，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確立了“美元－黃金”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尤其是以下兩個方面，更是令法國深感失望。其一，法國認為各國（至少是主要工業大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應該平等，例如其建議的固定匯率體系，是以各國之間相互協商為基礎的多邊匯率關系，而實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安排。第二，將各國外匯資產作為國際流動性補充的想法，也沒有實現，在此基礎上的外匯資產擔保、抵押機制等等也都成為幻想。

很自然地，法國對戰后的貨幣體系存在不滿，這為其后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行動埋下了伏筆。美國貨幣歷史學家博爾多（Michael Bordo）指出，1965年至1968年期間，法國蓄意將其美元儲備轉化為黃金，這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造成了致命打擊，而這一政策與法國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政策、以及1943年“法國計劃”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法國也未放棄提升黃金地位的努力。20世紀60年代，面對國際儲備資產不足的困境，法國經濟學家Jacques Rueff提出，應該提高黃金價格（同時也是讓美元對黃金貶值），從而滿足日益增長的全球儲備資產需求。而在特別提款權創立的過程中，法國更是堅持以“提款權”而不是“儲備單位”來命名新的儲備資產，因為其擔心“新貨幣”有損、甚至會代替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這才有了“特別提款權”——這么一個不倫不類的名字。

盡管愿望沒有實現，但是法國卻深知如何利用黃金來對國際貨幣體系施加影響。法國媒體曾指出，戴高樂總統應該時刻準備亮出持有的大量美元這張外交王牌，通過向美國購買黃金對其施壓。這不得不令美國格外重視。也正是基于此，博爾多曾不無惋惜的指出，由于法國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攪動作用，黃金－美元本位在20世紀70年代最終陷入了崩潰，黃金最終走上了非貨幣化的道路——法國也因此失去了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抓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失去一個沒有用的抓手，似乎也不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

參考文獻：

J. Keith Horsefiel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45-1965: Twen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Monetary Cooperation, Vol. III: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1969.

Michael D. Bordo, Dominique Simard, Eugene White. France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60 to 1968. NBERWorking Paper No. 4642, Februar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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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在關注“三個學術民工”第2期工程：本專欄關注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金融問題，由徐奇淵、楊盼盼、熊愛宗倒班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