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一個長得比當地人都要高大的南方人，也是一位地道的民營企業家。畢業十年，老李已經從勞累的“創業資本家”，變成了“有錢又有閑階層”的一員。每每同學小聚，都有他的身影出現。我長期在香港工作。這次小聚的因緣，是老李到香港來買保險。

        買保險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據說是：保險在法律上并不認定為資產，即使企業破產，法院判決也不會剝奪老板名下的保險。據老李介紹，他周邊的老板大多把20%左右的資產配置到了保險。這次老李來香港，也約了幾家全球知名的保險公司，準備為自己和家人都買點保險。

        十年前離開學校，以白手起家、搏擊商海，如今老李的資產已超過2000萬。而十年以來，我還是個學術民工，不過同時也混跡于北京和香港的政商兩屆，也算見過一些世面。在茶余飯后的閑聊中，我還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李對整個經濟運行和行業發展的洞察力，以及對企業管理的老練。他的很多見地對我也頗有啟發，作為老同學，真心期待他的企業能繼續做大。

        可是我的直覺錯了，老李并沒有打算把企業做大，甚至是真的害怕把企業做大。這不是不能為，而是不想為。

        以稅收問題為例，老李骨子里并不想逃稅。但是，按照目前的“行規”，企業的稅收每年都要保持穩定增長：正常年份不能增長太快，困難年份也不能表現太差。不然，企業會被稅務部門稽查，而且產品銷售也會遇到問題。所以，每年的稅都是精心“做”出來的，老李的愛人兼著企業會計，她說每年“做”多少稅是一種藝術！但問題也來了，“做”出來的稅也是懸在企業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果不順應規則，稅務部門隨時可以審查，企業家分分鐘都有被收拾的可能。而且越是做大的企業，就越容易在這方面引起注意，“人怕出名豬怕壯”就是這個道理。

        對于做企業的來說，不可能不與政府打交道。但是老李認為，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也存在一個中庸之道，走得太近和太遠都是危險的！

        走得越近，相關部門的手就伸得越長。這十年，他見過很多與政府部門走得近的企業，雖然得到了額外的照顧，但也付出了相應的成本，成為替有關部門埋單的專業戶。算筆總賬下來，不知道是得到的多還是付出的多；更何況，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大老虎”也必然波及到“大老板”。而與政府走得太遠，不僅企業發展的必要資源得不到，甚至在行政執法等方面還會遇到不公平待遇。

        關于企業和政府的關系，馬云曾告誡“錢和權千萬不要混在一起”；俞敏洪也說“新東方沒有靠權貴資本賺過一分錢”；而王石則大聲地說萬科從來沒有行過賄。這些企業都生存得很好。但是，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微妙平衡關系中，并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那么長袖善舞。在企業家個人天賦有限的情況下，老李的經驗是，干脆就保持企業規模的不大不小，然后在爭取合法利益的同時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這樣他就可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當然，每個人的追求不同。不過老李的想法，在新生代企業家當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實際上不僅中小企業如此，上市公司的政企關聯更為密切。國有企業自不必提，2012年的數據顯示，民營制造業上市企業中，高管和實際控制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司比例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的公司比例高達42%。*

        然而這種政治關聯現象也并非中國獨有。2006年，美國普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馬拉?法西歐(Mara Faccio)對47個國家的上市公司進行研究，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發達經濟體。結果發現，大多數國家的上市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類似的政治關聯現象。這類企業的平均占比為7.72%。不過，她的結果也顯示：政治監管越嚴格的國家，政治關聯的企業就越少。

        十八大以來政府著力整頓吏治，中國的情況也在發生積極變化。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7月期間，中組部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在全國范圍內清理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級干部229人次。

        大環境已經開始發生改變，老李的想法是否有變化？當地腐敗官員落馬的時候，大老板的悲慘結局歷歷在目；而稅收這類的暗規則，也尚未發生改變。想到這里，老李無奈的說，還是接著做中庸企業吧。

        *數據來源是：楊其靜，《政治關聯與企業家腐敗》，《財經》，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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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老邪系“三個學術民工”特邀嘉賓。“三個學術民工”專欄由徐奇淵、李曉琴、楊盼盼倒班為您特供。專欄主要生產全球價值鏈的科普文章，也順帶打磨世界經濟熱點。希望用談風月的心情談談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