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3日夜間9時，萊茵河之濱的德國西部城市杜塞爾多夫。五十六歲的市民阿波羅尼婭·屈恩（Apollonia Kühn）在貝爾塔大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襲擊，頭部和胸部被利器刺了18下。兇手以為屈恩太太已死，揚長而去。但屈恩太太大難不死，恢復了知覺，逃回家中。

五天后，有人在圣文岑茨教堂附近發現了九歲女童羅莎·奧林格（Rosa Ohlinger）的尸體。死者的太陽穴被刺了12下，胸部被刺了13下。兇手還在尸體上潑了汽油，企圖將其焚毀。

2月12日至13日深夜，五十四歲的鎖匠魯道夫·舍爾（Rudolf Scheer）在街上被人刺死。次日早晨，一個認識舍爾的姑娘發現了尸體，趕緊報警。杜塞爾多夫市刑警總長蒙貝格（Momberg）親自勘察了現場。尸檢發現，舍爾的后腦和脖子被刺了12下。法醫判斷，殺死舍爾的兇器和上面兩起案子一樣，是一把剪刀。

4月2日，學徒埃爾娜·彭寧（Erna Penning）遇襲。不明身份的兇手用繩子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拖到了10米外的田野里。但彭寧拼命掙扎，僥幸逃脫。

次日，家庭主婦路易絲·弗拉克（Luise Flake）遭到同樣手法的襲擊，但附近可能有行人經過，歹徒受驚，弗拉克得以逃脫。

幾天后，一個名叫約翰·施陶斯貝格（Johann Stausberg）的失業工人向警方認罪，說這幾起兇案都是他做的。果然，施陶斯貝格被捕后，一連三個月都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案件。但是醫生發現，施陶斯貝格患有精神病，所以很難將他定罪。

7月30日，在選帝侯大道的一家下等小旅館，一名妓女被扼殺，身上的現金遭劫。負責此案的調查組認為，這是妓女與嫖客圈子里司空見慣的暴力犯罪，與上述的系列案件無關。

果真如此嗎？

連環殺人案

三周后，警方感到大失所望，因為發生了與之前的系列兇案極其類似的新案子。8月21日夜間，年輕女工安娜·戈爾德豪森（Anna Goldhausen）、商人海因里希·科恩布盧姆（Heinrich Kornblum）和家庭主婦奧爾加·曼特爾（Olga Mantel）相繼遭到襲擊，都被刺成重傷。

這一晚，安娜與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了夜市，離開夜市后把女友送到家門口，然后自己回家。沒走多遠，突然有一個男人從黑暗中沖出來，向安娜撲去，用刀子捅她。安娜負傷，喊叫著跑回女友家門口。兇手追趕上去。這時屋里恰好有人出來，救了安娜，兇手只得逃走。安娜的心臟險些被刺中，胃、肝和肋膜受了重傷，住了幾個月的醫院才脫離危險。

襲擊安娜之后，兇手“意猶未盡”，繼續在夜色中游蕩，遇見了奧爾加，將她刺傷。有人聽見她的呼救，但趕到時發現兇手已經離開現場。兇手隨后襲擊了同樣剛從夜市出來的科恩布盧姆，將他刺傷。但科恩布盧姆逃向夜市，兇手沒有追趕。

8月24日，十四歲的學生路易絲·倫岑（Luise Lenzen）和五歲的女童格特魯德·哈馬赫爾（Gertrud Hamacher）從游樂場出來之后，遇見了歹徒。歹徒讓路易絲幫忙買包香煙，將她支走，然后把格特魯德帶到一條鄉間小徑，割斷了她的喉嚨。然后他又去找路易絲，將她刺死。

次日，二十六歲的女仆格特魯德·舒爾特（Gertrud Schulte）受到一個陌生男人的邀請，一起去逛夜市。這個風度翩翩的男人殷勤地給她買了糖果和水果。沒走多遠，舒爾特表示想回家，那個男人并不糾纏，立即答應送她回家。后來男人又甜言蜜語地說服她，一起再散散步。走到萊茵河畔的草坪，兩人坐下休息，男人開始動手動腳。舒爾特拼命反抗，并高聲呼救。男人拔出匕首，刺向舒爾特的咽喉。她當即失去知覺。蘇醒之后，她又呼救，兇手猛地用匕首刺她的后背，因為用力過猛，匕首斷在了她體內。這時附近有人經過，于是兇手逃走。舒爾特被人救起，送到醫院。

9月29日，三十一歲的女仆伊達·羅伊特（Ida Reuter）被強奸后殺害。

甘納特出馬

短短半年時間發生了這么多起兇案，尤其是受害者中還有小孩子，這在杜塞爾多夫掀起軒然大波。人心惶惶，女性不敢單獨外出，母親不敢離開孩子哪怕片刻。治安警察和刑警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全力尋找兇手。警方懸賞1萬馬克給提供有價值線索的人。報紙和電臺密切關注每一個新進展，并經常批評警察的無能。共產黨認為警方不作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來攻擊警方和政府。比如《紅旗報》發表文章說，這些兇案顯示了“資產階級政府對無產階級民眾的安全多么漠不關心”。但實際上，受害者并非全都屬于無產階級。這些兇案還引起了國際關注，英國懸疑小說作家埃德加·華萊士表示愿意協助杜塞爾多夫警方。在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之下，杜塞爾多夫警方不得不向柏林求援。柏林派出了名偵探甘納特。

甘納特

9月30日，甘納特來到杜塞爾多夫。他帶來的團隊里個個都是精挑細選的得力干將，包括多個領域的專家，比如研究精神病人犯罪以及專攻性犯罪的專家。整個調查組除了領導，光是探員就有50人。杜塞爾多夫警方和地方檢察官也予以全力配合。這可以說是魏瑪共和國最優秀的一支刑事調查團隊。

仿佛是為了向甘納特示威，兇手很快就再次行兇。10月11日，22歲的伊麗莎白·德里爾（Elisabeth D?rrier）遇襲。次日她被人發現時還活著，但頭部受了重傷，昏迷不醒，在醫院接受了三十六小時的搶救之后死亡。尸檢發現，她的頭骨被敲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腦。

到目前為止，十個月內有14人遇襲，其中7人死亡，死者中有3個未成年人。這極有可能是連環殺人案，兇手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警方沒有向媒體披露很多重要的細節，比如兇手慣用剪刀、喜歡襲擊小女孩等。公眾既然對這些情況兩眼一抹黑，就很難相應地提高警惕，也就很難把懷疑聚焦到一個人身上。警方一時間束手無策，只能收集群眾提供的線索。這樣的線索有超過1萬條之多。

兇手可以說是猖狂至極，居然在9月底寫信給警察局，但是這封信不知怎么遺失了，警方在破案之后才知道有這封信。10月14日，警察局收到了兇手的第二封信，其中描述了一個藏尸地點：“在帕本戴勒殺了人，在沒有長野草的地方放了一塊石頭做標記，尸體埋在地下1.5米處。”

但是，正與千頭萬緒纏斗的警方對這條線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是派了幾名制服警察去核實，結果沒有發現尸體。

兇手也許在嘲笑警方的無能，并陶醉于自己的勝利。他于11月8日又寫了一封信給警察局，說自己殺了一個五歲兒童，將尸體藏在“漢尼爾-盧艾格的墻邊”。不過，警方還沒有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名警察于11月9日上午在漢尼爾-盧艾格工廠的墻邊發現了11月7日被報告失蹤的女童格特魯德·阿爾貝曼（Gertrud Albermann）的尸體。隨后警方收到了上面那封信，發現里面再次強調了帕本戴勒的謀殺。

警方這才重視起來，在信里描述的地點找到了幾天前失蹤的女仆瑪麗亞·哈恩（Maria Hahn）的尸體。她的頭部、脖子和胸部被刺了20下。當地一名農民在藏尸地點之上犁了地，并且發現了死者的手提包，但沒有覺得異常，所以也沒有報警。如果不是兇手自己提醒的話，不知道什么時候警方才會發現哈恩的尸體。

甘納特了解了上述一系列案件的情況之后，命令將所有可能出自同一個兇手之手的案件整合起來，向辦案的所有探員分享全部資料，并發動了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全國所有警察機關、司法機關、海關與邊防、檢察院、監獄、科研院所、福利機構、精神病醫院，都得到了要求配合的通報。

但幾個月過去，警方仍然一無所獲。雖然（在警方看來）沒有發生新的兇案，但兇手其實并沒有閑著。有好幾個潛在的受害者只是因為運氣好，躲過了悲慘的命運。比如女仆瑪麗亞·維特豪普特（Maria Witthaupt）被兇手誘騙去散步時，碰巧遇上了兇手的妻子，她以為丈夫在搞外遇，上去扇了丈夫一個耳光。兇手悻悻地丟下兩個女人，自己離開了。

投遞錯誤的信

案子的轉機是從一封投遞錯誤的信開始的。也就是說，純粹的偶然讓這起連環殺人案真相大白。

1930年5月初，鄉下姑娘瑪麗亞·布特利斯（Maria Butlies）來到杜塞爾多夫找工作。我們不知道她當時有沒有聽說當地的連環殺人案。她在職業介紹所認識了另一個姑娘，兩人約好于5月14日在火車站見面，但是布特利斯被放了鴿子。

這時，她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騷擾。危急時刻，另一名男子出現，自稱公職人員，“英雄救美”，趕走了那個流氓。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備，向對方講述自己身無分文，孤身一人在這座大城市，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樂于助人的“公職人員”立刻熱情地表示，可以讓她到他家暫住一晚，再做計議。

在甜言蜜語之下，布特利斯跟著到了他家。沒想到進屋之后，該男子也開始糾纏她。她激烈地反抗，于是男子禮貌地答應把她送到政府的救濟站過夜。經過一處森林時，他企圖將她扼死，但不知為什么又放棄了，然后把她帶到一處電車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運。她把自己的遭遇寫在一封信里，寄給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沒想到這封信投遞錯了，收到信的人感到事關重大，于是將信交給了警方。

警方從布特利斯的描述中意識到，那名男子正是他們要找的連環殺人狂。兩名警察陪著布特利斯，讓她去指認兇手的住處。費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邁特曼大街71號。但是進了房子之后，她又吃不準了。于是兩名警察先行告辭，約好了請她再到警察局一趟。但是與警察分別之后，布特利斯又拿定了主意，邁特曼大街71號確實就是那一晚她被兇手帶去的地方！

布特利斯的膽子不小，在沒有警察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回到邁特曼大街71號。在那里，她遇見了住戶之一維默爾小姐，與其攀談起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兩個姑娘正在談話，這時一名男子走出家門，去院子里的水龍頭處打水，然后回到自己屋里。布特利斯看了看那個男人，并沒有認出他來。維默爾小姐問，剛才打水的男人是不是就是那一晚的歹徒。布特利斯說不確定。但是維默爾小姐注意到，那名男子又匆匆地出門了。布特利斯仍然說：“不是他！”但維默爾小姐起了疑心，在一張紙條上寫下了那名男子的姓名，遞給布特利斯。紙上寫著：“彼得·屈滕。”布特利斯把紙條交給警方，說邁特曼大街71號的確是歹徒的住處，但她不確定屈滕就是歹徒。

次日，5月23日，警察來到邁特曼大街71號，發現屈滕家房門緊鎖。警察找到了屈滕的妻子工作的咖啡館，聯系到了她，了解了屈滕失業并且外出的情況，向他發出傳票。后來警方高層有人批評了這種策略，認為這等于是向屈滕發警報，讓他逃跑。

與此同時，警察找到了另一名幸存的受害者、已經康復的格特魯德·舒爾特，給她看了屈滕的照片。她明確表示：這就是襲擊她的兇手！

現在警方有了人證（雖然只是舒爾特案件的人證），于是立刻緝拿屈滕，控制了他的住所，守株待兔，逮捕了屈滕太太。屈滕太太招供，屈滕之前回到住處，從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受到警方傳訊，與妻子發生了爭吵；爭吵時，他激動地說：“都是我干的！”接著，他向妻子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動，建議如果萬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殺。屈滕不肯自殺，決定離開杜塞爾多夫，暫避風頭，并約定與妻子于次日在一座教堂見面。

5月24日，警方在屈滕夫婦約定的地點逮捕了屈滕。他沒有攜帶武器，也沒有反抗，并且在當天就坦然招供了多起罪行。他甚至還“惋惜”地表示：“我恰恰在這個關頭被捕，真是遺憾！真正了不起的事情還在后面呢！我原打算每天殺兩個人！”

“杜塞爾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

成為吸血鬼

那么，屈滕究竟是怎么樣的一個人？他是如何變成連環殺人狂的呢？

屈滕于1883年出生在科隆一個子女眾多的貧困工人家庭，父親酗酒且經常毆打妻兒，對女兒還有性侵行為，所以屈滕從小就生活在暴力和不正常性關系的環境里。據說，他五歲時目睹捕捉流浪犬的人溺死兩只小狗，從中感受到快感，從此對殺戮產生了興趣。他八歲時，有一次父親對母親大打出手，小屈滕離家出走，靠小偷小摸流浪了三周，后被警察發現并送回家中。后來在受審時，屈滕自稱八歲時就在一條河里溺死了兩名玩伴。我們不知道這是吹噓還是實情。

父親于1897年因為性侵女兒而入獄后，屈滕小小年紀就開始闖蕩世界。他在工廠當學徒時遭受過體罰，后來隔三岔五因為盜竊、入室搶劫、人身傷害、縱火、性騷擾、性侵犯、虐待動物等罪行坐牢。他還曾與一名年紀比他大許多的女子同居，與她有性虐待的關系。他后來娶了一位曾經持槍殺人的女子，對有這樣的妻子非常自豪。這位屈滕太太曾是妓女，有個男人說要娶她，但食言了，于是她對他開了槍。屈滕似乎能夠理解妻子的這種行為，曾評論道：“我和妻子的關系總是很好。我愛她，不是因為肉欲，而是因為我欣賞她的美好人格。”

根據屈滕的招供，1913年5月25日，他入室盜竊時殺死了正在睡覺的九歲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克萊因（Christine Klein）。這是第一起可以明確歸到屈滕名下的謀殺案。次日，屈滕還回到案發地點附近，聽聚在客棧里的人們談論這起兇案。屈滕無意中在現場丟下了一張繡有他的姓名首字母“PK”的手帕。這成為重要的證據。因為受害者的父親叫彼得·克萊因，姓名首字母也是“PK”，所以小女孩的父親成了嫌疑人。等到證明他無罪之后，嫌疑又轉移到他的兄弟奧托·克萊因身上，因為有人看見一個男人離開克萊因家，穿著與奧托類似的衣服，并且克萊因兄弟之間有金錢糾紛。奧托被捕，但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在克里斯蒂娜·克萊因案件當中，住在案發現場附近、前科累累的屈滕始終沒有受到警方懷疑。

克里斯蒂娜·克萊因

在此之后，屈滕一發不可收拾，對暴力和殺人“樂此不疲”，因為這能給他帶來極大的刺激和快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想從中得到一種虐待狂的快感。果然如此。”他想要的是看見血，至于受害者是否死亡并不重要，也許這就是有些受害者能夠死里逃生的原因。有一次他割斷了受害者的主動脈之后，血如泉涌，他就趴上去吸血，獲取一種類似性快感的愉悅。如果沒有人血，動物的血似乎也能給他滿足。他有一次殺死了一只天鵝，喝它的血。因此，媒體稱他為“杜塞爾多夫吸血鬼”。

殺人得手之后，他喜歡在次日回到現場，混到看熱鬧的人群中，觀察人們的反應，享受自己的“成功”。他甚至會與調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卻從來沒有被懷疑過。屈滕告訴法庭指派的精神病醫生，目睹案發之后群眾的激動和憤怒，能夠給他一種強烈的性興奮，甚至讓他射精。

上面列舉的只是證據確鑿的案例，實際上，遭受屈滕襲擊的人肯定更多，死于屈滕之手的人也可能更多。

屈滕的外貌讓人很難想象他是個恐怖的殺人狂。根據旁聽庭審的記者的描述，屈滕的“圓臉膚色紅潤，幾乎沒有一絲皺紋……雖然四十七歲了，但可以很容易讓人相信他只有三十七歲”，“胡須剃得干干凈凈……頭發涂了發油……在當下的艱難時代很多人都買不起發油，而他似乎不缺。因此，從外表看，他是個紳士”。另一位記者說，屈滕“在一群小資產階級當中絕不會顯眼”。屈滕彬彬有禮，有親和力，而且愛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經常搭訕陌生女子，比較容易贏得信任。他看上去是個人畜無害的普通人。

在警方收集到的上萬條線索當中，至少有3條線索指向屈滕，比如屈滕的獄友指出他有類似的暴力行為，但幸存的受害者沒有從屈滕的照片上認出他，而且屈滕的鄰居也都認為他是個老好人，所以警方沒有繼續追蹤這條線索。屈滕的前科極多，一共坐過二十二年牢，警方卻一直沒有懷疑到他，這也令人費解。

屈滕的妻子因為“出賣”了丈夫而極其愧疚，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后來她與丈夫離婚，改名換姓，搬到萊比錫居住。

最后，屈滕的9項謀殺罪、2項強奸罪、1項強奸未遂、7項謀殺未遂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另加十五年監禁。當然，其實也只能執行一次死刑。

1931年7月1日是屈滕臨刑前的最后一夜。他一共給受害者家屬和獄長寫了14封信，每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話都是：“我會用我的血贖罪。我會在天堂為您祈禱。”他居然還相信自己會上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屈滕被判死刑的三周之后，1931年5月，德國上映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執導的電影《M》。這是歷史上最早的有聲電影之一，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今天已經名垂青史，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M》的故事背景是柏林，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小女孩遭受性侵后被殘忍地殺害。隨后陸續發生類似案件，顯然是一個連環殺人狂所為。柏林（像現實中的杜塞爾多夫一樣）陷入恐慌，警察大舉出動。因為到處都是警察，柏林黑幫的“正常”活動被擾亂了。黑幫決定自行搜捕連環殺人狂。于是警察的搜捕和黑幫的搜捕平行地進行，最終黑幫在一個盲眼乞丐的幫助下追蹤到了兇手。黑幫舉行了“模擬審判”，其中檢察官、法官、律師和陪審團當然都是黑幫成員。律師的辯護非常精彩，但最后法庭還是判處兇手死刑。黑幫分子們沖上去要“行刑”的時候，警察也趕到了，將兇手逮捕，送去真正的法庭。電影中深得黑幫尊重的警探卡爾·洛曼（Karl Lohmann）的原型正是甘納特。《M》的劇本其實是在屈滕案發之前就寫好的，參考的不是屈滕案件，而是可能參考了卡爾·格羅斯曼、卡爾·登克、弗里茨·哈爾曼等案件。但因為這部電影在屈滕案件引起轟動的同時上映，所以很多人誤以為它的原型就是“杜塞爾多夫吸血鬼”。

（本文摘自陸大鵬著《巴比倫怪物：魏瑪共和國犯罪鑒證實錄》，上海譯文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