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用星占數術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在以平安時代的史料或文學作品中，經常會提及一種宿曜勘文。這種勘文是根據出生時星體位置而進行人的運勢占卜的文書，其中即包括占卜一生運勢的生年勘文，也有未來一年或數年運勢的行年勘文，還有日月蝕的日食、月食勘文等。

《源氏物語》中桐壺卷中就記有天皇請朝鮮的術士為年幼的光華公子相面，又詔宿曜師為他進行占卜，收到生年勘文后才決定降他為臣籍，賜姓源氏。同時期的赤染衛門創作的《榮花物語》中，也提到了皇后藤原定子的行年勘文。書法家藤原行成在自己的日記《權記》中記載，寬弘七年（1010）月食時，他收到了宿曜師仁統法師的勘文，提醒他月食落在本命宿一事。這些勘文能夠左右了當時人的判斷，在文學創作中也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作用，可見宿曜勘文對平安貴族起居生活的影響。

那么，一份宿曜勘文到底都飽含什么樣的內容？本質上它與現代星座文化有著怎樣的關系？本文將基于一份藏于《續群書類叢》的史料《宿曜運命勘錄》的文本內容，來解讀平安時代的星占文化與現代天文學史之間的聯系。

《榮花物語》的作者赤染衛門與源倫子對談

《宿曜運命勘錄》的文本內容

這份史料的出處是《續群書類叢》卷908，名為《宿曜運命勘錄》，是一份記錄信息較為全面完整的祿命文。記錄的信息主要有以下部分：

1、生日：天永三年十二月廿五日（戊申）丑時生。即公立1113年1月15日凌晨兩點生。

2、算勘：歷元顯慶五年正月一日開始的積日數。為165428日。

九曜行度：出生時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各自的位置。原文如下：

太陽盈暦行女宿五度十九分。

太陰遲暦行尾宿四度九十三分。

歳星後退行井宿廿一度三十分。

熒惑前順遲行翼宿初九十三分。

鎭星後順行室宿九度三十二分。

太白後伏行女宿九度九十五分。

辰星前順續行危宿四度十分。

蝕神頭運（逆）行奎宿一度十四分。

蝕神尾順行軫宿九度四十四分。

這實際上就是這位被占卜者出生時各行星的位置，以黃經來表示即：太陽位于女宿5.19度，約302.64°；月亮在尾宿4.93度，約245.08°；木星在井宿21.30度，約103.79度；火星在翼宿0.93度，約153.96°；土星在室宿9.32度，約342.28度；金星在女宿9.95度，約307.33度；水星在危宿4.10度，約321.38度；羅睺（月亮軌道的升交點）在奎宿1.14度，約0.97度；計都（月亮運行遠地點）在軫宿9.44度，約181.16°。

3、十二宮立成圖：寫有所屬本命星宮宿等。該案例中其本命星為廉貞星、本命曜為水曜、本命辰為壬辰神、本命宿為尾宿、本命宮為蝎蟲宮（即天蝎座）、本主宮為人馬宮（即射手座）等。附圖如下：

4、性格與運勢分析，勘文共分為五個部分說明：第一天性；第二榮福；第三運命；第四諸運；第五行年。

在這份勘文中，可以看到多處引用了《宿曜經》、《聿斯經》等經典，在基于生辰等信息后進行解讀說明。早在唐代，十二星座占卜術就已經傳到了中國，并風靡一時，其名稱與現代的十二星座比較接近。依照現代星座的占卜測算，這位公歷生日是1月15日的被占卜者，他的太陽所在星座為摩羯座，那么其測算可能都要以摩羯座為主要考慮因素。而從這份資料中，我們能看到，“本命宿”和“本主宮”是兩個重要參考因素，所以勘算主要采用的是他的月亮星座標準，即尾宿與人馬座。在性格測算的“第一天性”中，勘文寫道：“人馬宮坐（座）人富相解事，承君王愛寵，有威德。強膽智無怕怖，神爽利，容顏淑麗。”“文殊經云：尾宿生人，慳澀志惡戾諍競愛（愛為衍文，“慳澀”意為吝嗇），愛花藥。”這里的經文主要引用《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兇時日善惡宿曜經》，簡稱《宿曜經》。除了性格勘算外，后續的榮福、運勢、行年中尾宿和人馬座的因素也占有主導地位，其占辭有“人馬宮生人，主喜慶得財，合掌將相之任”“人馬宮生人，過上壽七十二”“尾宿生人長命”等。

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古人計算自己的星座，并不是按現代的按照太陽所在位置算出的太陽星座，而是以月亮所在位置進行判斷。蘇軾在《東坡志林·命分章》中寫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即蘇軾把自己與韓愈雖才名天下但多遭謗譽的命運歸咎于兩人都是摩羯座。這里的身宮“磨蝎”也就是月亮星座為摩羯座之意。

另有平安時期流行的“本命星”、“本命曜”信仰，也能在這篇勘文中找到。本命星是將十二地支與北斗七星相對應的一種星神信仰體系。北斗信仰在我國古代信仰時間長、信仰范圍廣，所以唐宋之際中國關于“本命星”的信仰也是流傳甚廣，在道教典籍、陰陽雜書中都能見到。在這個勘文中，該人物生于“壬辰”年，辰支對應的便是北斗中的廉貞星。“本命曜”的曜，即為七曜的曜日，即星期的紀法，“月、火、水、木、金、土、日”，現代日語、韓語中仍繼續使用這種記述，對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敦煌歷書類文獻中常見“密日”的寫法，也就是音譯的“日曜日”即“周日”的意思。該人物生于星期三，因此本命曜為水曜日。這種源于印度的七曜歷法，其實也是一種推算祿命的分類系統，敦煌文獻中P.3081《七曜日吉兇推法》載有《七曜日生福祿刑推》就有這種記載，節選水曜日的內容如下：

嘀日（即水曜日）生人法合明凈，受香花裝束解潔，不孝順，善書算，足伎藝術，祿至三品，多被不堅，及得貴人，欽仰愛重，足道心，多分出家，命中壽。若斷回味，不殺生即得上壽，妨數妻。若二妻同居則不好。亦妨男女，縱有只得一子，宜教他人養之大吉。

可以看出，這種七曜祿命術法的推算較為簡單粗糙，“本命曜”可能是作為一種參考項，它的提出與當時流行的“本命日”信仰有一定的關聯。

“本命日”的習俗

“本命日”在描寫平安時期貴族生活的場景中很常見。根據記載，當時陰陽師與宿曜師對“本命日”的判斷標準有所不同。陰陽師方面以生年的干支為準，例如藤原道長生于公元966年，干支為丙寅年，因此道長的本命日為“丙寅日”，這在他的日記（后世稱為《御堂關白記》）中多次提到過。根據習俗，在本命日這一天，陰陽師會為他舉行本命祭。而宿曜道對“本命日”的判斷則是以生日的干支為準，如本勘文中被占卜的人，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戊申日，那么他的“本命日”即“戊申日”。兩種不同的本命日判斷方法一定會引發爭論，根據《白寶口抄》和《阿娑縛抄》記載，法藏僧都與時任天文博士的賀茂保憲曾進行過辯論，最后判定的結果是，“本命宿”可依照宿曜師提出的生日干支說，而“本命日”仍以保憲提出的生年干支說為準。這可能也是這份勘文中不寫“本命日”而以其他說辭代替的原因。

“本命日”的定義不同，其本質在于祿命術的判斷基準是以生年為主，還是以生日為主。將生年干支與“本命”聯系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國流傳已久，如《晉書·戴洋傳》記載：“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王導生于丙申年，因此本命為申。術士戴洋認為居住環境與他的本命相克，導致他生病，于是王導移居東府，病就痊愈了。

唐宋時期的祿命術基本都以生年為主，俗語也有“本命年”之說。白居易曾有詩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七年元日對酒》詩后注：“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類似上文關于“本命日”的討論并沒有在中國發生。唐初呂才編撰《陰陽書》時就在《敘祿命》中寫道：

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兇。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

說明時人祿命多以年月為基準，秦始皇生于壬寅年的正月，按祿命書的說法：這年生人的官運、祿運、奴婢運皆不好，然長壽，正月出生則早年不順，反而到了晚年越來越好。但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的一生正好與此相反。呂才雖然奉詔編修《陰陽書》，但對于當時祿命之說泛濫，“義理乖僻”的現象是持批判態度的。

以出生日為祿命基準的做法從何時開始，眾說紛紜。韓愈曾為殿中侍御史李虛中撰寫的墓志銘中有：“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這里的“所值日辰”是指生日和出生時辰，還是指所值日的星辰，有不同的說法。直到紀曉嵐編撰《四庫全書》時仍在修改對此事的意見，“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于此，以志吾過。”所以古人推命是否用“時”一直存在爭議。宿曜道以“生日”為本命的做法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接受，退而轉用“本命曜”、“本命宿”等說法，即以出生當日所值的七曜與月亮所在宮宿為主要的勘算標準。

皇子出生時進行占卜的場景

《符天歷》的影響

宿曜師進行勘算的天文數據主要依據《符天歷》。《符天歷》是唐建中至元和年間(780-820)活躍的術士曹士蒍所撰，其特色是采用近歷元，“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因用于民間，又被稱為“小歷”。這部民間“小歷”在五代十國時得到了吳越國司天臺的“正式收編”，后晉的司天監馬重績又在此基礎上制作了《調元歷》。由于天臺山珍藏的佛教典籍在唐末至五代的戰火中損毀甚重，天臺山的義寂大師勸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前往高麗和日本，希望抄寫天臺宗典籍，以供后人學習。吳越王依言而行，后日本天臺宗的座主延昌法師做出了回應，并派遣僧侶日延將抄寫的典籍送至中國天臺山，并進行交流學習。當時，遣唐使活動已經中斷了一百年，中日之間雖然有貿易海商可以維持基本的交流，但難以滿足天文歷法方面的專業需求。當時統率陰陽道的賀茂保憲聽聞日延要擔任“遣唐法門使”前往吳越地區，特地向村上天皇提出了請求：希望他能尋訪“大唐”新修的歷經和歷術。日延于公元953年到達了吳的都城，吳越王特賜紫衣，感謝他冒著生命危險渡海送來典籍。日延在吳越國交流學習了四年的時間，期間還進入了吳越國的司天臺進行系統的學習，將符天歷的歷經、立成并其他書籍千余卷帶回了日本。《符天歷》后來雖然并未在日本正式頒行，但作為造歷時的參考，多次被提及。

日本宿曜道所使用的密教占星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宿曜經》、《都立聿斯經》、《七曜攘災決》、《七曜二十八宿歷》等文獻，而這些算法都需要能夠精確算出天體位置的數理天文學。《符天歷》所載星表常數精確，且有使用近歷元便于計算的特點，因此《符天歷》傳入日本，標志著宿曜道的占星技術成熟。學者細井浩志認為，至此宿曜道才算真正確立起來。

《符天歷》的影響當然不止占星技術。在現代天文學史研究中，這份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勘文也被多次引用。在歷法史研究中，日本學者藪內清曾認為，符天歷的歷元應是顯慶五年正月三日雨水，通過歷元積日計算，這與該年的正月朔日差了兩天，其使用的積日數就是來自上述勘文。這兩天的差異便成了疑案，眾家紛說。理論上來說，顯慶五年以雨水為歲首，那么必然是氣朔相合，不應該出現兩天的差異。因此，也有學者分析認為這可能是由于使用了不夠精確的回歸年長度導致的，也有將問題引申到《符天歷》自身的性質問題，認為作者曹士蒍深受天竺歷法的影響，《符天歷》在積日上深受《九執歷》算法影響等。直到2017年鈕衛星教授在《自然科學史研究》上發表論文，結合其他文獻的考據與太陽位置的計算，得出結果：這兩天的差異并不存在，《符天歷》采用定氣注歷，顯慶五年正月朔日同時也是雨水。至此，關于《符天歷》歷元“氣朔不合”的爭論得到了解釋。

一份古代的星占勘文到底有著怎樣的價值和意義，或許在今天也不能一概而論。在各種待發掘的史料當中，一定還有著各種各樣的驚喜，期待著今天的讀者去解讀、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