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時”。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將陸續見刊，這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四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8位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與夏商考古以都邑為核心，引領同時代的工作有所不同，2022年度兩周考古在各諸侯國都邑的工作突破不多，反而是一些不為所重的“小”遺址在各地多點開花，亮點頗多。

周原遺址在2020-2021年發現雙重城圈的基礎上，重點對召陳村北、村南的“城墻基址”和建筑基址進行發掘，發掘顯示在南北長92米的基址平面存在不規則版塊線和未均勻分布的磉墩。基址東側存在一組西周晚期建筑臺基。綜合探溝的北壁剖面，發掘者認為該區域可能經歷了水渠-建筑群1-建筑群2（有可能是城墻）的變遷。對召陳村北G1進行二次發掘，確定其性質為水渠。召陳村南“城墻基址東南角”的發現顯示其平面為曲尺形，由29塊大小不等的版塊構成，東部寬約8米，南部寬約10米。在一處探溝內發現基址下疊壓有西周晚期的灰坑，可以卡定該基址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晚期。

在豐鎬外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秦嶺北麓鄠邑長安段進行了西周遺址的專項調查，確定了長安海子村、長安回鶴莊；長安郭北-鄠邑大良村-鄠邑宋村-鄠邑黃堆；鄠邑西豐盛；澇峪河兩岸魯家寨-皇甫村-坳子村等四片遺存分布較豐富的區域。既往對于周王和周公所葬之“畢”眾說紛紜，而渭河以南，秦嶺北麓地區曾多有銅器發現，但始終未能發現較大規模的聚邑，專項調查惠而不費，也能為探索“畢”原提供新線索。

西周時期的各諸侯國中，燕、衛兩國近兩年有持續性的工作，所以有一些新的成績。

琉璃河遺址新發現數處夯土建筑，其中城內的一座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厚度約2米，發掘者介紹該基址“東西超過25米、南北超過30米，性質可能類似于宮殿宮室建筑，或者類似于祭祀所用的、宗廟性質的建筑”。

在琉璃河外圍，通過數年的工作，考古工作者基本確認了淶水張家洼遺址四至范圍，遺址群分布在秋蘭河兩岸的多個臺地上，總面積在40萬平方米以上。本年度的發掘集中在遺址東北部臺地的西部邊緣和北部，清理的西周早期遺存為華北平原北緣地區的文化的多樣構成，以及絕對年代卡定提供了關鍵資料。本年度發掘的墓葬與2021年度時代相同，但葬俗完全不同。大部分有棺槨，但除一座墓葬（M4）之外，皆未隨葬任何隨葬品，葬俗十分特殊。M4出土的車馬器形制特殊，為國內既往所罕見。

張家洼M4馬轡銅構件出土現場

河南鶴壁辛村延續歷年來的主動性發掘項目，以探索聚落布局為中心展開。除繼續發掘前兩年勘探發現的衛侯墓外，本年度的主要發掘地點位于辛村村東的周代居址。所見房址附近多有圓形窖藏坑，另有圓形夯土臺倉儲建筑、陶窯、祭祀牛坑、骨料廢棄坑、陶范坑、烘范坑、墓葬、人工水渠等。發掘者認為，隨著歷代衛侯墓由村內不斷向外拓展，早期的規劃已無法滿足衛侯埋葬用地需求，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原本作為一般居址的區域土地用途已經發生了變化，變更為衛侯墓地，居民點廢棄。

辛村圓形倉儲建筑

大聚落中地權的變更，造成同一地點歷時性聚落性質的變更，是大遺址尤其是都邑考古都需要面對的。這一現象最早被意識到，是在周原。同一地點居址、墓葬、窖藏坑、墓地的反復變化過程，應當就是當時地權變更的實證。但如果對于地權變更的認識不足，將不同時代的遺存簡單疊加，就往往會在非共時性意義下簡單得出“居葬合一”結論，這是研究者要極度警惕和保持自覺的。

西頭遺址的考古發現，無疑是2022年西周考古的最大突破。該遺址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2018年以來以西北大學為核心的聯合考古隊，先后發掘了南頭、魚嘴坡、尖子、上廟、斜圳等地點，確認了遺址商周遺存分布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之一。

2022年在遺址西側區域發現西周時期的夯土城墻、壕溝及道路，初步判斷該城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確認面積超15萬平方米的大型圍溝墓地，圍溝內發現墓葬近千座，圍溝外還發現了20座以上的帶墓道大墓，本年度發掘了其中3座東西向甲字形大墓，墓葬墓道向西。其中在M90墓道內發現分三層殉埋的38具殉人，墓室西側二層臺發現5具殉人，墓室底部有腰坑。與M90并穴的M98、M99亦為甲字形大墓，其中M98與M90墓道相接。雖然墓葬被盜嚴重，但仍然出土了不少制作的精美的高等級隨葬品及刻字卜骨。鄰近的圍溝墓地中小型墓葬有一定排列規律，年代主要也集中在周初。

旬邑西頭帶墓道大墓

西頭M98出土的嵌松石象牙梳、篦

2022年發掘的斜圳地點位于城址內東北部，發現有西周早中期的冶煉殘爐、銅礦石、煉渣和爐壁殘塊等冶銅遺存；并發現較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廢棄陶瓦殘片和刻陶文陶器。過去路國權曾提出，涇河流域帶腰坑墓葬的人群與西周初年遷徙而來協助周人防守關中西北部地區的殷遺民有關，西頭的發現無疑為這一說法提供了新的例證。同時，由于西頭遺址的臨近區域，有碾子坡、棗樹溝垴、孫家等與先周文化探索有關的關鍵遺址，西頭的新發現，對當地商周之際人群構成及社會的復雜變遷狀況就尤顯重要。

西頭遺址出土的陶文

在古黃河以東的海岱地區，2022年在基建工作中，西周時期考古有新發現。在魯西南沂河流域的鄒城兩孟（孟府、孟廟）南廣場的基建考古工作中，發現了一處西周早期的聚落群，遺存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但文化因素以商系文化為主。遺址外圍有圍溝，居址皆在圍溝以內，墓地卻不在圍溝之中，顯示出明確的“居葬不合一”。西周時期墓葬規模不大，墓主多側身，棺內放置陶器。不少灰坑中有“異類葬”現象，其中一座灰坑內甚至有3層人架，甚至有完整陶器共出，不排除這是人群等級差異造成的不同葬俗。遺址內還發現了部分冶鑄遺存，目前確定有制作工具的陶、石范、芯頭和煉爐廢棄堆積。在小型遺址中，存在冶煉生產活動，為理解商周之際的銅器生產工業的格局，提供了新的線索。

在膠東半島，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平度新河鎮三埠李家村連續三年的基建考古工作，發現了面積較大、內涵豐富的從商末周初延續到戰國晚期的文化遺存。商末周初至春秋時期聚落中發現有房址、墓葬、祭祀坑等遺跡，有較為明確的典型中原商周文化和當地珍珠門文化色彩的土著風格素面鬲共存現象。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該遺址首次確認了膠東地區西周早期聚落中的骨器加工作坊，集中出土骨角質成品和生產過程中間環節的骨料。

平度李家村西周的陶器

平度李家村西周的骨料與骨器

2022年西周時期考古的一大突破是湖北赤壁大湖咀的發現。遺址內發現了陽新大路鋪、和尚垴常見的鬲式鼎、帶耳甗等大路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所以發掘者認為遺址的上限可至西周時期。遺址延續時代較長，下限可至戰國時期。遺址內還發現了石范和疑似鼓風嘴的器物，還發現了部分錫煉渣。比較意外的是，由于遺址可能存在東西兩個并列的城址，發掘者認為不排除城址始建于西周的可能。由于已公布材料較少，倘如發掘者所言，則將是江南考古的重大突破。

赤壁所在咸寧的地區，歷史上曾多次出土如嘉魚太平湖楚公逆甬鐘、通山大甬鐘、崇陽甬鐘、镈鐘、銅鼓等商周之際的重要銅器，但多數出土背景不明。過去我曾推測這些零散的樂器，或與早期荊蠻人群的山川祭祀有關。如果在赤壁存在一個西周晚期甚至于春秋早期的城址，則說明在周王朝勢力不能及，楚人未興起時，土著人群在當地建有一定規模的區域聚落中心。

在閩浙贛皖四省通衢之地的衢州，以土墩墓相對應的居址為探索目標。浙江省考古同仁對衢江石角山古城遺址進行了發掘。遺址位于云溪鄉車塘村，地處邵源溪上游，東南距孟姜村土墩墓群約6公里。經勘探，遺址發現夯土墻和壕溝，東、西兩面城墻疑似各有一城門。該城址是浙西地區發現的第一座商周時期的古城，填補了時空空白。由于居址發掘的文化序列清晰完整，未來也許還能為衢州數座土墩墓中的原始瓷找到產地歸屬并構建當地自身的器物演變序列。

在東苕溪，小古城遺址繼續工作。2022年的工作重點是城墻四至的確認和水城門的發掘。雖然公布的消息不多，但可知該城址西北的廟山高臺為人工堆筑，高臺頂部有復雜的建筑遺跡。在2021年解剖城墻并發現水門的基礎上，2022重點對水門所通的水網進行了追尋。在這一過程中，對湖西大型建筑群遺跡進行進一步工作。該地點的建筑遺存布局十分復雜，可茲對比的材料甚少。既往對于太湖南北的商周之際文化屬性和遺存年代下限，學術界的意見不同，小古城的發掘將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關鍵的證據。

2022年度兩周之際的考古工作，比較重點的有兩個區域，一在關中西部，一在晉陜豫三省交界處。前者與秦人東進有關，后者則與周王室東遷帶來的地緣政治版圖變遷相應。

在陜西，寶雞高新區千河鎮汧渭之會的魏家崖遺址進行了系統工作，目前所知的消息極少。零星新聞報道可知2022年度發現春秋時期高等級墓葬，部分墓葬還出土有銅翣、荒帷裝飾、成組銅容器等高等級遺存。如新聞可靠，則可反推至少在墓地內發現了3鼎以上級別的墓葬。魏家崖遺址臨近曾出秦公鐘的太公廟地點，這些墓葬必當與東遷秦人有較密切的關系。

在晉陜豫三省交界處，新發現較多。通過兩年多的工作，韓城陶渠遺址的年代、布局、結構、內涵等問題基本摸清。遺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北部以東西向壕溝為界，有不同等級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區布局。大中型墓葬區有“甲”字形大墓8座，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均為東西向，墓道朝東，有四座墓葬南側附屬車馬坑。“甲”字形墓葬均被盜嚴重，除一座外，均發現有1-3個數量不等的殉人。大墓墓道中均埋葬有數量不等的整車馬，個別車輿內有放置器物的現象。發掘者在2022年基本判定陶渠遺址的性質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京”邑。

陶渠墓地平面布局

黃河以南，三門峽經一路綠地廣場暨單建式人防工程項目在虢國都城上陽城的宮城北側，從出土的陶片看遺存年代集中在兩周之際。發掘中獲得了一部分骨料、玉石料、銅渣等，可能和手工業作坊有關。發掘的墓葬時代和遺址時代相同，并且發現有泥坯器物，亦可能屬于匠人墓葬。在宮城臨近區域發現手工業作坊，甚至于有工匠墓存在，似乎是三代都邑手工業作坊空間布局的共性做法。

東周時期遺存的發現在2022年最為豐富。

禮縣四角坪遺址歷經3年的發掘，到2022年格局大體清晰。遺址位于禮縣縣城東北的四格子山頂部，東距大堡子山約5公里。山頂被人為處理為大平臺。平臺外圍有夯土墻環繞，內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已發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中部夯土臺基平面呈方形，四周有立柱，外有散水。中心夯土臺的中心是方形半地穴空間。半地穴四角各和四壁中點有一個柱洞。半地穴內地面十分講究地鋪設地磚，地磚下埋設陶水管道。半地穴四壁殘存上下兩排鐵釘，可能用于固定墻壁上的飾面磚。中心夯土臺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臺基，四面中部亦分別對應四組附屬建筑。附屬建筑以夯土墻相連，并分隔出多個院落，與附屬建筑一同將中心土臺圍合，形成這種相對獨立又互有聯系的獨特建筑格局。

四角坪建筑基址西半部分

由于四角坪地勢高而孤立，周鄰沒有生活居址，選址特殊，布局國內罕見，發掘者初步推測這是一處與祭祀相關的禮制性建筑。

三門峽甘棠學校項目發現一批東周墓葬，屬于春秋戰國之交，墓葬出土遺物較多，其中包括三組青銅編鐘。墓地中再次發現戎人墓葬，而且呈現明顯的中原化或華夏化現象。對東周時期三晉兩周核心區華夏化的戎狄人群，目前仍缺乏系統研究，隨著類似陸渾戎、故郡等墓葬材料的積累，研究面貌或許未來能有改觀，但如果不在居址材料中注意區分，研究可能仍然還是偏頗的。

在黃河下游，臨淄齊故城南馬坊大墓在2022年繼續發掘。作為齊魯地區目前已發掘的最大的商周時期墓葬，北距臨淄齊國故城約2千米。大墓呈“甲”字形，由墓道、墓室、槨室、陪葬坑等部分構成，現存墓口南北長約33.6米，東西寬約33.2米，總面積1300余平方米。墓室四壁由3米以上厚的夯土構筑。首次發現了加固墓壁的生土垛子，壁面經反復修整涂抹，大面積鋪掛葦席，并環飾彩繪墻帷。大墓北部和東部約25米處各發現一座長方形大型車馬坑。其中一號車馬坑東西長56米，目前已清理車4輛，馬10匹，這也是山東地區發掘的規模最大的車馬坑。該墓的年代約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正處在“田氏代齊”時期，墓主身份頗引人矚目。

南馬坊大墓

南馬坊大墓荒帷

齊國故城小城西門外側夯土基址，發掘者認為與“稷下學宮”相關。2022年的工作確認了中間帶有連廊的11號基址和12號基址的關系。同時，確認整個建筑群東南部存在東南門，為基址群的南向通道，沿小城西墻及南墻走向。門址東側為一依附小城西墻的短墻。

平度李家村發現了由圍壕、窖藏坑、墓群等功能區組成的復雜的戰國齊國聚落。圍壕的東側發現數量較多的窖藏坑，并于窖藏坑附近發現戰國時期齊國陶量一組。窖藏坑東側分布有一處戰國墓葬群。墓葬集中出現在棺槨二層臺上或墓壙東南角填土隨葬祭祀死者的陶盆、陶罐組合和豬頭骨的現象，陶盆底部常能見到獸骨、魚骨。這種特殊葬俗，在半島地區尚屬首次發現。

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部門對蔚縣代王城的李家莊-古家疃墓群進行了系統工作，發現墓葬數百座，搶救性發掘了其中十余座。新發現墓葬多為戰國時期，與代王城有著緊密聯系，受玉皇廟文化影響，是燕山以北最為系統的戰國早中期的墓葬資料。2022年清理的戰國時期墓葬13座，均為土坑豎穴墓，年代集中在戰國早中期，總體文化特征與晉文化，尤其是晉南和晉東南區域文化面貌大體一致，但同時出土三足雙耳罐、丁字形骨器和鶴嘴斧等戎狄人群因素遺物，體現出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和復雜性。

李家莊-古家疃墓群發掘現場

在江南地區，江西樟樹國子山M1槨室拆除，完成整個墓葬的發掘工作。發掘者確認墓葬底部有五根長枕木承托起整個槨室，枕木間填充有厚厚的木炭。木炭上方，槨底板下鋪有木皮。槨底板共計88根，分為南北兩排，每排44根。同時，考古隊對墓葬東側的圍溝和西側的M3進行了發掘。M3早期被盜擾一空，結構與M1大體一致，墓室四角發現與M1一樣的角坑，表明這是當地特有的葬俗。

作為浙江境內唯一出土琮、璧玉器、青銅禮器和卜骨的晚商至東周時期長時間沿用的大遺址，毘山遺址的工作始終備受關注。2022年度毘山遺址的發掘，確認了麻雀田地點的東周建筑基址群，是以高臺建筑構成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規模宏大結構復雜。

平水盆地古若耶溪是兩側密布的越國高等級墓葬和原始瓷窯。盆地北側的今紹興市區可能就是越國的核心都邑，但由于城市的擴張和紹興當地發達的經濟建設，使大規模的考古調查與系統工作已近乎不可能。但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仍在有限的空間和條件下，盡可能以越國都邑聚落布局為總目標開展工作。2022年，紹興市周邊的南山、南山頭、大湖頭遺址的發現都可圈可點。

南山遺址位于地處會稽山北麓，龍山東南側，2022年發掘清理房址和復雜的柱洞網。遺址內有多種溝，有的可能是河道，有的則明顯呈沼澤相堆積，說明該遺址的東部臺地邊緣可能已經瀕水或瀕臨沼澤。南山頭遺址與南山遺址直線距離不過200米左右。南山頭遺址與南山遺址不同，遺址內有明顯的黃土堆積，四周水域的走向基本明晰。遺址出土有大型板瓦，說明遺址可能存在高等級大型建筑。

大湖頭遺址位于紹興市越城區人民東路與二環東路交匯處東北側，2022年是該遺址連續第二年的考古發掘。大湖頭遺址是浙江第一次大面積發掘的春秋戰國時期越文化遺址。遺址負責人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對待江南飽水環境下的居址，不但成功辨識出不同的干欄建筑與其地栿結構，還確認了不同建筑的外圍結構。本年度的發掘清理了大批灰坑，出土了豐富的遺物，埋藏背景清晰，是一次極為成功的聚落考古實踐。出土遺物除了常見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成組的原始瓷樂器和鉛錠、銅戈形器、精美的青銅飾件和精美的漆木器，以及紹興地區首次出土的東周時期木槳。此外，浮選出大量植物遺存，包括稻米、植物種子和果實等，豐富對遺址內涵的理解與認識。

大湖頭遺址出土的原始瓷樂器

除了上述已經發掘或結束工作的遺址，還有數處備受關注卻尚未完成的重要遺址。鳳翔雍城秦公大墓附屬車馬坑的發掘仍在持續，從零散的新聞消息看，似乎尚未清理到車輛本體。秦東陵大墓在2022年已經完成保護棚的修建，還在清理填土，尚未揭露至槨室。在晉南，北白鵝墓地和聞喜上郭城址、邱家莊墓地仍在有序工作。淮南武王墩的發掘由于涉及排水，2022年的工作也未達到槨室。

總體看來，近年來的兩周考古有如下趨勢值得注意：

第一，類似浙江省在金衢盆地和平水盆地、甘肅省在隴東地區的工作，各地開始以聚落考古為基本工作理念，以精細化發掘為手段處理夏商周時期的遺存，獲得了過去稀見的遺存，因此獲取了過去無法想象的細節信息，拓展了對三代社會的認知，活化了歷史場景。

第二，以測年、動植物和冶金遺存檢測為代表的多學科合作方式，逐步在兩周時期考古工作中得到推廣，多學科合作的理念深入青年一代研究者人心。科技考古工作者也開始更多關注三代時期，對人群劃分、等級差異等問題開始有所關注。新的測年數據，對傳統類型學分期體系做出了驗證，也提出了挑戰。

第三，發掘精細，檢測多元，獲得了更為繁雜的信息，如何將這些信息條理化以凝練為新的學科問題和上升為新的學科意識，則是下一步工作的核心。跨地域葬俗的趨同，同地區建筑遺存的差別，究竟是族屬人群不同的還是等級差異，是偶發現象還是存在草蛇灰線的內在聯系，是需要思考的。

比如，琉璃河與西頭都發現了嵌松石的象牙梳篦，二者有無共同的來源，與殷墟的象牙器有無關系，西周早期類似象牙、黃金的貴重資源如何開發與分配？陶渠隨葬車輛中放置銅容器的現象，在時代相近的沂水紀王崮葬車中也有所見，二者有無關系？南山頭與大湖頭時代臨近，空間毗鄰，建筑結構卻有不同，是等級還是微環境造成的？平度李家村的殉牲方式在周漢文獻中有無線索，鄰近地區有無類似的墓例，屈肢葬俗由何而來？平度李家村制骨與同時期列國都城的制骨技術上有無差異，骨料利用率如何？地方性生產與都邑的規模化、標準化生產之間差異有多大？是否存在我們還無法歸納的“地方性知識”？類似的問題，恐怕非爬梳既往材料無法相互串聯。但目前，整體性而非某一器類某一習俗之外的跨地域比較研究，還十分缺乏。

第四，兩周考古相較于夏商考古更為困難，是在于有文獻可以定性，部分事件甚至可以具體到月乃至天。離開傳世與出土文本的梳理，對考古現象和實物的認識必然淺薄。在王朝版圖越來越大，國別造成的地域文化構建，差異性必然較夏商時期表現更為細微。類似三代都邑內手工業作坊的選址和空間布局，兩周之際晉陜豫三省國族格局與物質文化面貌的變動、東周晚期不同等級基層人群葬俗的差異比較研究，戎狄人群的華夏化和連帶的華夏化后的戎狄人群是否還有更細致的地域、時代差異，百越人群的地域差別，楚人擴張之前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地方文化辨識這樣的課題，傳統的類型學仍有很大的工作空間，絕非如部分青年朋友所想的那樣，類型學已到了盡頭甚至已經接近淘汰的狀態。融合文獻進行東周整體性葬俗、城邑興廢等問題的宏觀分析，在當前是普遍匱乏的。

一言以蔽之，兩周時期考古的異彩紛呈，基于長期而細致的工作。作為上承夏商，下啟秦漢的過渡階段，中國物質文化地域性空間劃分、確立，以及制度、地方管理模式確立的認識，關鍵在于兩周考古。因學力淺薄，眼界并不開闊，知識面也很狹窄，我對新發現的認識不深，所論亦有不懇切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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