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關于考古，許宏研究員有句頗富詩意的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雖然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隊長，但他并不輕易給自己主持發掘的遺址定性，五卷本的考古發掘報告《二里頭（1999—2006）》僅在結尾處提到了夏：“二里頭遺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關鍵性遺址。”在《先秦城邑考古》中，他以“二里頭—西周時代”一改之前“夏商西周”的說法，也體現著他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此外，最早的無城之大都——二里頭遺址，與相對來說工程量較大的垣壕圈圍設施的城址頗為不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差異？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請許宏研究員為大家談談“圍子”的故事。訪談分為兩篇，本文為下篇。

中國考古圣地——二里頭

澎湃新聞：您在《先秦城邑考古》中使用了環壕聚落與垣壕聚落的概念，請問二者分別指的是什么？有無高下之分？在龍山和二里頭—西周時代出現的垣壕聚落能否視為社會復雜化的表征？

許宏：顧名思義，從字面上就能推斷它們的意思。有些概念中國考古學界不怎么使用，環壕聚落與垣壕聚落是從考古學本位的聚落形態來界定的。

一般情況下，圈圍設施向下挖壕溝比較簡單，它一般具有防御性，如防御野獸和外敵，或者是聚落外圍界標性質的，所以我界定的城邑只是帶有防御或區隔設施的聚落，或者說城邑等于圈圍聚落。

前仰韶到仰韶時代大都是環壕聚落，圓環狀的，越早越沒有“方正”的概念，方正的城邑是在龍山時期的中原才出現的。“圓”在自然界就有，而“方”在自然界中很罕見，方形、方位等詞匯已經融入了人們早期的宇宙觀。

“環壕”這個概念最初由日本學者提出來，比較好用所以被引入國內，我不知道“垣壕聚落”之前有沒有學者使用，我把它作為與單純環壕并立的城邑圈圍設施的概念，因為垣和壕二者相互依存。最初先是挖環壕，很自然就把土堆在近旁，如果把堆出來的土去壘豬圈蓋房子了，這個地方就只有壕沒有墻；后來人們注意到向下挖和向上堆可以增加高差，與最早的一批環壕聚落大體同時出現的土壟（即土圍子）就是這樣的，當時還談不上土垣，不過這就是后來城墻的雛形，所以我認為就圈圍設施來講，垣和壕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從埋藏學的角度來說，后來人們破壞的只能是地上的部分，所以說很多壕溝內側本來應該是有墻的，都推光了，如二里頭遺址一下去基本上就是二里頭宮殿建筑的地基部分，上面的堆積被“剃光頭”，現在看到的很多環壕聚落最開始也有可能是垣壕聚落，那么二者就更分不開了。但宏觀上環壕聚落和垣壕聚落也能做出大的時代劃分。到了龍山時代，既有壕溝又有墻的聚落就出來了，如地面以上堆出的、夯起的土墻和石頭壘砌的墻，它們絕大部分墻外是有壕溝的，一高一低、一上一下。最初只有環壕，后來有意增加了墻的部分，因為壕與垣本來就是相依相生的存在。

在《先秦城邑考古》中，我指出長江中游地區“以壕為主、墻壕并重”，因為那邊是水鄉，壕溝在防水、泄洪、交通行船上都起到很大作用，當地盛行堆筑，沒有夯土，土垣起到一定的擋水作用，它們的坡度往往在20-40°，起不到北方夯土墻這種主要是擋人的作用，南方地區在偏早的階段盛行這種垣壕并重的圈圍方式。等于說在這里，早期的圈圍設施從以環壕為主過渡到了垣壕兼備的狀態。

從工程學的角度，二者談不上高下之分，但從考古學現象來看，垣壕聚落偏后，其數量增多是在社會復雜化程度增強的情況下，偏早的時段只有環壕。之后，向上筑起墻垣的作用就被認識到了，而且技術越來越高，甚至與社會復雜化相關聯。我們說圈圍聚落與城市最初不是一碼事，不過從這個方面上看，它們是有內在關聯的，環壕偏原始，因為不需要太多人力物力，但如果壘很高、很厚的墻，說不定周圍幾個村甚至更大區域的人都要來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就暗寓著它的社會整合程度、社會復雜化就增強了。

但也有例外，比如說“大都無城”，它出現于龍山時代林立的土圍子退出歷史舞臺之際，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表面上回歸于極簡，但卻是一種極大的進步。早于二里頭的新密新砦大邑有三圈圍壕，只是在中圈內側可能有墻，尚未得到證實。能說這個時期比此前的龍山時代還落后么？環壕的防御性肯定比垣壕差，但反而是社會進步性的表現。

在“大都無城”時期反而相對淡化防御，但二里頭都邑內部的功能分區比龍山時期的中心聚落強多了，不能說沒有城墻就發展程度低。一般情況下，中心聚落會加強防范，而一般村落就缺乏防御設施。從二里頭到西周的廣域王權國家，甚至到秦漢帝國反而是“大都無城”，恰恰是相反的，所以我接受不了歷史的線性思維就在于此。

可以認為垣壕聚落的增多是社會復雜化的一個側面，但并不絕對，如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系統的城址，何駑先生認為這些城址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洪。到了石家河文化時期，社會復雜化程度加深，人群的整合程度也相應加深，此時的大規模的垣壕可以看作社會復雜化的側面。但不是說有垣壕就社會復雜化，沒它社會就沒進入社會復雜化。

澎湃新聞：從考古材料上看，早期華夏大地幾乎是環壕聚落一統天下，到了龍山、二里頭—西周時代，垣壕聚落開始增多，從時間上看，中原地區垣壕聚落集中出現的時間明顯晚于長江中游地區，二者是否存在影響關系？

許宏：它們的出現應該是相對獨立的，各地城邑都是因地制宜的產物。在龍山時代前期，長江中游地區的城址以垣壕居多，如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系統的城邑多以壕為主、垣壕并重，而中原及鄰近地區的垣壕聚落卻十分稀少，直到龍山時代后期才成群地出現。

龍山時代前期（2800BC-2300BC）城邑分布圖（圖片來源于《先秦城邑考古》）

但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系統的城址多利用自然河道輔以人工挖掘的壕溝來構成防護圈，這些壕溝一般較寬，除防御外，大概還兼具運輸和排洪的作用。相比之下，它們的城垣則常為平地堆筑而成，僅僅經過簡單夯打，剖面多呈拱形，坡度較緩，如石家河城址的墻體坡度僅有25°左右，這樣的城垣如果不與環壕配套使用，是很難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的。

實際上，這些城垣只是挖壕時對挖出的土做一定的處理，在石家河城址的城防工程中，真正完全閉合并起到防御作用的僅是環壕，環壕外側散布著的一系列人工堆積而成的土臺、土崗，上面很少有人類生活過的遺存，顯然是開挖壕溝時堆土所致。因此，如嚴文明先生所說：“這種以壕為主、垣壕并重的建筑風格一方面是因地制宜的產物，可以看作是古代東亞大陸從環壕聚落到真正的城邑轉變過程中的一種中間形態。”

龍山時代后期（2300BC-1700BC）城邑分布圖（圖片來源于《先秦城邑考古》）

龍山時代后期，中原及鄰近地區的垣壕聚落蓬勃發展，而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城壕聚落則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中原及其鄰近地區的城址一般坐落于平原地區的近河臺地上，地勢都較周圍略高。它們的平面形狀雖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近（長）方形。城垣的構筑一般采用堆筑法，也就是在平地上起建或挖有基槽，個別城址已使用版筑法。各城址所在遺址的龍山文化遺存延續時間較長，但作為擁有城垣的城址，其存在時間只是龍山時代中極為有限的一段。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些聚落分別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而大量的殺殉現象、武器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發現又表明它們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系，如暴力沖突和戰爭的頻發。

二里頭時期（1700BC-1500BC）城邑分布圖（圖片來源于《先秦城邑考古》）

到了二里頭時期，城邑的數量大規模銳減，伴隨著廣域王權國家時代的到來，“大都無城”的模式在此時出現。因而，此時大量人口可能流向都邑及周邊地區。同時，在相對安定的社會情勢下，對軍事防御的需求也相對減弱，與垣壕聚落相比，環壕聚落的比例顯然有所回升。

澎湃新聞：在《大都無城》和《先秦城邑考古》中，您都提出了“大都無城”、“郭區”等概念，那么先秦時期的“大都無城”與秦漢之時的“大都無城”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有學者指出，北魏里坊制的出現帶有游牧部落軍事化的特點，從“大都無城”到封閉的里坊制，是“走向封閉”抑或特殊時期的產物？

許宏：二者相同之處在于同處華夏群團上升期，共同懷有廣域王權國家或帝國的文化自信，表現方式則都是“大都無城”。不同之處主要在于其所處社會背景。

二里頭—西周王朝都邑和若干方國都邑中，外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即便未筑外郭城垣也絲毫不影響其作為典型的中國青銅時代城市的地位，因為判斷城市（都邑）與否的決定性標志是其內涵而非外在形式。而且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權力（神權或王權）的象征意義，大多是出于守衛上的需要而構筑的防御性設施。它的有無取決于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戰爭的規模與性質乃至地理條件等多重因素。

二里頭—西周時代大部分都邑“大都無城”，尤其是殷墟至西周時代近五百年時間王朝都邑均無外郭城垣，主要和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隨著軍事上的勝利和王權的確立，早期王朝都在王畿的周邊地帶設置了許多可直接控制或有友好關系的諸侯方國，這些方國成為拱衛王畿地區的屏障和王朝政治、軍事統治的重要支柱。而且與龍山時代相比，這一時期戰爭的性質和形式也有所變化，可能主要表現為以早期王朝為核心的政治軍事聯盟與叛服無常的周邊邦國部族之間，發生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戰爭，而在王畿及鄰近地區，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似乎大大減弱。國勢的強盛和以周邊諸侯方國為屏障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諸候方國都邑筑城自衛的這種被動保守的防御手段不太必要。此外，都邑及其所憑依的王畿地區盡可能地利用山川之險作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個特點。

秦漢時期的不少都邑都是在戰國時期的都邑基礎上擴建的，如秦帝國的咸陽城就沒有外郭城，這對漢長安城的影響巨大，考古發現告訴我們，長安城中宮城占約2/3，那么百姓在哪兒居住？文獻告訴我們在長安城的東、北外側分布著相對松散的郭區，而此時是沒有外郭城的，所以就這一點我是非常認同楊寬先生的意見的。

西漢長安城平面復原圖

東漢洛陽城也是在戰國城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南北二宮所占都城很大面積，約1/2，此時仍處于以宮室為主體的都邑布局階段，而城外分布著眾多的禮制性建筑、居民區和手工業作坊等，說明秦漢之時，郭區已成為觀念上的郭區，一般以都城所處大的地理環境為郭。

東漢洛陽城平面復原圖

秦漢時代的這種都邑規劃思想，既接續二里頭時代至西周時代的“大都無城”的傳統，又與當時大一統的、繁盛的中央帝國的國情相一致。因此，它的都邑建制不是戰亂頻仍的東周時代，尤其是戰國時代筑城郭以自守的諸侯國的都邑所能比擬的，也不存在承前啟后的關系。

從文化自信的角度來說，二里頭、殷墟、秦漢等時期正處于華夏族群的上升階段，因而才有了“大都無城”的大手筆。

我還提到后大都無城時代的三大要素：城郭齊備、縱貫全城的大中軸線和嚴格意義上的里坊制，但它們都是曹魏之后才出現的。北京大學李孝聰先生指出，中古以來馬背上的民族“下鞍進房”，對中國古代城市規劃貢獻極大。后大都無城時代，恰恰是北方族群入主中原之時。從拓跋鮮卑的北魏、“大有胡氣”的李唐，到蒙元、滿清入主的北京城，種種舉措其實都是在強化控制、加強防御以及嚴格管理居民。從某種意義上講，入主的少數族群都盡可能用華夏族群的治理方式來“營國”。后大都無城時代的三大要素，是不是反而折射了他們某種程度的文化不自信？

一般認為，三代還處于各種制度的萌芽狀態，而中古時期以后城郭齊備、規制完整，里坊制、中軸線具存，才應是華夏正統的興盛期。但事實未必如此，李孝聰先生的觀點和我的“大都無城”說相互印證，總結起來就是——歷史是復雜的。

澎湃新聞：您在《先秦城邑考古》中創新的加入了二維碼，以方便讀者下載本書中的圖表，其是否與您早年撰寫博士論文的經歷有關？

許宏：我一直都認為“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我稱這本書為“引得”性質的工具書也是這個意思。二十多年前，限于條件，我們都是用硫酸紙、繪圖筆一一來清繪這些圖，耗時又耗工，現在科技手段便捷了，我覺得更有義務來為學界做點鋪路搭橋的工作。

《先秦城邑考古》中的四百幅圖都加上了能下載的二維碼

我本希望《先秦城邑考古》下編中的全部基礎資料表格和《先秦城邑考古中文文獻存目》也能電子化，這樣讀者利用起來會更加方便，但對出版社來說并不公平，電子化的問題是出版界面臨的共同問題，希望今后能找到一個雙贏的平衡點。

澎湃新聞：聽聞您正在寫一本題為《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的書，能否介紹一下？

許宏：這本書正在寫，但因事務繁多尚未定稿。《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和《大都無城》等書出版后，有同仁戲言我是考古學界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但如果說前幾本書是由“中國”而談“中國”的話，《東亞青銅潮》是想超越“中國”的疆域限定，將其置于東亞大陸，甚至歐亞文明史的視野中，以青銅冶鑄技術及青銅文化為切入點來做一個縱橫時空的文化比較研究，捋清以青銅為首的一些重要文化遺存的來龍去脈，因為當時并無現代意義上的疆界可言。盡管鋪展的框架比較大，但我還是想把它寫成與前三本相近的小書，所謂“大題小做”，讓更多的讀者能夠看到、看進去。

青銅時代的歐亞大陸（許宏供圖）

北大的李伯謙先生和孫華先生等都曾對中國青銅文化體系問題的探究有系統的思考，他們對中國各青銅文化區的材料作了系統整理，如李伯謙先生曾出有文集《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他本來想寫成一本專著，后來因公務繁忙而未能如愿。孫華先生多年講授中國青銅文化體系的課程，曾寫有一篇數萬字的論文——《中國青銅文化體系的幾個問題》（收入《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周年慶祝會暨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但目前還很少有學者超越三代的王統考古學，對東亞大陸的青銅文化進行宏觀體系的建構，從青銅文化的視角來探討東亞青銅文化的起源及發展，以此梳理出一個文化交流傳播和異變創新的脈絡，比如說青銅、小麥、綿羊等是如何傳過來并本土化的，簡單的青銅冶鑄技術如何復雜化到能夠鑄造青銅禮器，又是如何催生出了作為廣域王權國家的最早的中國，試圖勾畫出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的歷史圖景。

今天，當中國考古學學科的主要著眼點逐漸從建構分期與譜系框架的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會考古為主的研究，我們需要加深對作為考古學基礎作業的“考古學文化”深度與廣度乃至不足的認知和把握，構建考古學本位的關于中國青銅時代研究的話語體系。而這也是我在《東亞青銅潮》中想要嘗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