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前期，活躍于中國南方沿海的一批來華西人，有不少都成為“歷史人物”，在各種不同的語境下進入歷史敘述。這是因為，鴉片戰爭前夜的這一區域乃是世界地理和歷史的十字路口，于此，他們所秉賦的西方文明在歷史的關鍵節點與中國文明相遇，在當時就引發了改變歷史走向的諸多事變，其漣漪則蕩漾至今。這些人的事業和生活因此很自然地被編織進入大時代敘事，獲得普通人難以企及的身后之名。但宏大敘事往往會將那些生動而豐富的細節湮沒，而歷史人物的個性也因之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本書研究的郭實獵即是這樣一個歷史人物。而李騖哲這本著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從豐富的細節重建其事業和生活的實態，其個性也藉此得到成功的描摹。

郭實獵還在世的時候，就成為西方和中國的作者在不同背景下進行記敘和探詢的對象，他的種種傳奇性經歷也不斷引起各種爭議。在他死后，有關他的評論和研究迄未間斷。年輕的研究者因此可以從較好的基礎出發加以深化和拓展，但挑戰在于，郭實獵的生平史實大致都已得到敘述，而相關的學術問題似乎大多已被討論，故需要在探詢研究空間方面耗費心力。李騖哲選擇郭實獵為其博士論文研究對象，當然是因為看到既往研究作品所存在的欠缺或不足，但通過全面閱讀和仔細酌核以確定其研究的范圍和方法，其中的難度仍不容低估。我不知道他是否產生過很多人在類似狀況下都會有的猶疑和彷徨，但可以想象，作此決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本書并沒有寫成一部以鋪陳史實為主的人物傳記。但作者對每一個選定的專題都進行了深入的專門討論，合起來則可以展現郭實獵不平凡的一生。對本書各章所研究的專題，學界同仁似乎都有所知，但對這些章節涉及的很多具體史實，則未必都了解，本書則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提供了比以往論著都完整的敘述。例如，很多讀者都只是略知郭實獵早期在南洋和暹羅的傳教生涯，而本書很具體地描述了他在這些地區的具體作為，他所經歷的事業轉折與情感變化，為理解大家相對熟悉的他在中國的活動提供了很清晰的背景。本來受命在南洋傳教的郭實獵，他的興趣是如何轉向對華傳教？本書第三章就提供了頗具說服力的說明。參與鴉片走私是郭實獵這個傳教士一生無法洗脫的污點。作者沒有回避這個問題，相反，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細致的討論，也對傳教士群體與鴉片商人的關系進行了更廣泛的觀察。本書第五、六、七三章都涉及這一問題。郭實獵之外，其他傳教士的活動也得到鴉片商人的資助。由于這些商人同時進行合法的進出口貿易，所以不能斷定傳教士進行文化活動的經濟來源均為鴉片貿易所得，但相互之間的關聯的確是無法辯解的。雖然我對作者關于傳教士與鴉片問題的某些評論不一定都同意，但很欣賞他力圖為在復雜背景下理解這一問題多重特征所進行的努力。本書第六章對郭實獵在鴉片戰爭前后中西關系轉變的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也進行了更細致的探討，觸及到過往或無意或有意被忽略的一些問題。郭實獵以其大膽粗放的作風，留下了不少在西方贏得喝彩的傳奇故事，但他最終敗給了自己的陣營。漢會的故事終結了他的傳奇，因此也引起歷代研究者的極大興趣。本書作者同意長期以來學界關于這個郭實獵一手創建和扶植的本土傳教組織的一些觀點，但在其運作模式等方面則進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所述也更全面。其中，關于韓山明在漢會中的角色，及其在這一曲折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就是一項很明顯的推進。本書各章在相關專題上都取得明顯進展。各章主題相對獨立，但在“郭實獵與‘開放中國’”這一主題之下，都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使我們可以通過這個人物，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時代。

李騖哲在研究中運用史料以復原史實的工作做得很扎實，在解讀文獻和分析問題上堪稱細致、嚴謹，這也反映多年的嚴格訓練所造就的學術功底。本書在方法上還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運用了人格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李騖哲從“虔信宗信仰”、“浪漫主義”等方面描敘郭實獵的性格特征，并判定他是一位“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全書在多個關鍵性環節，以郭實獵的性格或人格特征來解釋他的言行，形成本書的一大特色。性格和人格分析在人物研究方面，早已有很多運用的實例。但也應該看到，在一部史學作品中將其當作一種基本分析方法，本書還是進行了出色的嘗試。二是在圖像史料的運用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時下有一種說法叫作“圖像證史”，我以為此說可議。因為圖像史料的作用如果只是“證”史，那不過是在文字史料之外增添一種證據而已。但實際上，圖像史料不僅能帶給我們一種新的證據（盡管這也很重要），而且能帶來不同于文字史料的視野和更為直觀和立體的信息，能夠在研究上別開生面，豐富我們對史事認知的廣度和深度。本書最后一章題為《圖像中的郭實獵》，通過對多幅郭實獵畫像以及照片的分析，為進一步理解這個人物的性格、言行和內心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信息，因而也為進一步闡釋郭實獵和他的時代提供了又一種路徑。

如今，對新一代學者來說，運用多語種史料研治近代中外關系史，已漸成常規。但與那些較易獲得的“大塊史料”不同，有關郭實獵的資料分散在德國、荷蘭、英國等多個國家的許多機構，李騖哲在歐洲各地尋訪、收集郭實獵研究文獻，可以想見，他在各方面都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從事博士論文研究期間，他就和我數次分享過他在文獻上的發現。這些資料，構成他撰寫本書的主要基礎。本書由此出發，得以對郭實獵的生平事業和相關事件進行全面論述和深入闡述。還值得一提的是，李騖哲也盡力發掘和運用有關的中文史料。盡管關于郭實獵的第一手中文資料很少，而且未必都可信，但認真加以辨析、利用，也有助于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和分析。本書第七章征引中國檔案文獻、時人著述、地方志等資料，在分析郭實獵在鴉片戰爭過程中的行為時，與西文資料互證，所得結論便更有說服力。

即使本書以郭實獵這個具體人物為研究對象，也很難面面俱到。本書討論了關于郭實獵的大部分史實。但在去世之前若干年，郭實獵的一個重要身份是香港英國當局的中文秘書。在那個時代，這個職位要處理大量政務，是港英官方的重要角色。對于這個方面，有關研究一向很少，本書亦未予梳理和論述，可能作者自有考慮。此外，郭實獵作為一個傳教士，留下了眾多中、西文宗教作品和其他作品，也一直為研究者所關注。但如同他的各種現實活動，他的這些作品也有待于深入分析。這些問題，期待李騖哲在后續的研究中予以重視。

（本文系《郭實獵與“開放中國”》一書序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