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FI）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為解決“黃背心”危機在1月中旬發起的全國大辯論，于4月8日終于落下帷幕，法國總理菲利普在大皇宮發表了總結報告。

這場全國性大辯論聲勢空前浩大，涉及稅制、民主、公民權利、國家建制、生態可持續發展、國民購買力、健康保險等議題。總理菲利普的總結報告長達近3個小時，綜合了150萬人通過各種形式提交的意見。報告對降稅改革、提高民權、改善公共服務、積極應對環境危機等議題作出了大的方向性承諾，但具體措施將在近期由總統馬克龍發表。有趣的是在整場報告中，絲毫沒有提及“黃背心”一詞，且并未對他們的重設“巨富稅”等訴求作出回應。

在歷時三個月的意見征集過程中，作為其中一場最重要的“重頭戲”，60余位來自不同領域的法國學者代表，于3月18日在愛麗舍宮同總統馬克龍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馬拉松式長談，這場令人筋疲力盡的大辯論一直延續到次日凌晨3點。法國《新觀察家》雜志記者雷米·努瓦永（Rémi Noyon）、蒂莫泰·維拉爾（Timothée Vilars）參與旁聽了此次討論，并于次日整理發表了如下報道。借助這篇報道，我們或可對這場因“黃背心”而起，震動法國政壇與思想界，引發各方意見撕扯的大辯論管窺究竟。

凌晨3點許，愛麗舍宮的庭院里，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雷尼耶（Dominique Reynié） 贊不絕口：“我本以為總統最后會疲態盡顯，沒想到討論從頭到尾都很熱烈。”就在他幾步開外，社會學家多米尼克·梅達（Dominique Méda）匆匆走向出口，她惱火道：“這不是在辯論，我的問題被他一筆帶過，再沒機會重提。”值得一提的是，前者是2015年大區選舉中的右派候選人，而后者則曾在總統選舉期間支持貝諾瓦·阿蒙（Beno?t Hamon社會黨候選人）。兩位都叫多米尼克，心情卻截然不同。

兩位學者都應邀參與了周一晚上的“思想大討論”——一場由愛麗舍宮聯合法國文化廣播電臺主辦的社交晚宴。在總統官邸的宴會廳，馬克龍回答了60多位經濟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提問。1月份大辯論開啟之際那場面向各地市長的辯論，曾有媒體稱之為“思想的馬拉松”，而這次是否能算得上升級版的“超長越野跑”卻值得商榷，因為盡管辯程拉長，其中的障礙卻是很有限的。

總統宣稱希望意見盡可能 “多樣化”，然而那些批評“馬克龍主義”的關鍵學者，如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洛登（Frédéric Lordon）、歷史學家杰拉德·諾瓦里埃爾（Gérard Noiriel）都高調拒絕赴宴，不肯來當“壁花”。因此，與會學者的政治天平自然向總統一方傾斜，其中幾位經濟學家甚至曾直接參與制定其改革方案。

同意出席，就意味面臨被當做“御用文人”的風險。“作為一個公務員，回應公權力的要求是我的責任”，社會學家杰拉爾德·布羅內（Gérald Bronner）一語帶過。“你們懂的，到如今，做什么都一樣……”生物學家朱爾·霍夫曼（Jules Hoffmann）諱莫如深。他們中一些人抱著“旁觀者”的心態而來，沒發言就悄悄離開了。也許他們只是嫌惡媒體的窮追猛打。愛麗舍宮大門外，一家蹲守的電視臺正不知疲倦地抓住來人提問：“您能用一句話來概括法國當前的現狀嗎？”

“我們這代人已經失敗了”

宴會上，馬克龍有條不紊地接見了所有嘉賓，隨后給整場辯論定了一個基調：“今天大家齊聚一堂，是因為一個共識，是為了能坦誠相談，實施一場（蘇格拉底式的）思想助產術。”所以目標當然不是治療各種“癥狀”，而是要“重新設計國家與歐洲改革的方案”。法國文化廣播電臺記者吉約姆·埃爾內（Guillaume Erner）在主持詞中激動萬分地斷言：“這絕對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馬克龍也嚴肅地重申：“的確是前所未有。”

第一輪交流不緊不慢地展開，很快就能看出其流程，如前勞工部長格扎維埃·達爾科（Xavier Darcos）所形容，這是一系列“并列式演講”。開局的是社會批評家帕斯卡·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他一上來就呼吁要迅速整治“黃背心”，多米尼克·梅達對社會與環境的雙重危機發出了警告，經濟學家丹尼爾·科昂（Daniel Cohen）提議改革財產稅制。

來自各方的怨言時而相互補充，多數時候則互相抵消，馬克龍穿插其間，點評得不亦樂乎。過程中難免擦出些火花，譬如曾任阿蒙競選團總書記的政治學家阿加特·卡熱（Agathe Cagé）就被總統的這番評語激怒了：“誠然，谷歌創始人確實是白手起家。但如今你們不可能在巴黎復刻谷歌奇跡，只因為你們沒法在巴黎安居樂業。”

交流過程中，馬克龍逐漸明確了他的指導方針。談及人們對他施政方式的批評，他提出要強化議會的“評估職責”，找到“重塑中間環節”的方法，同時仍要警惕陷入永遠做不出決策的“無休止辯論”。再談到改革財產稅，結束“繼承制資本主義”的問題，他以必須“鞏固生產型資本”為由為巨富稅（ISF）改革辯護，但并不排除對具體措施進行再度評估。當被問及一些省區正在進行的基本收入基數試點，他重申了對政府津貼“條件性”的堅持。諸如此類，總統的發揮一以貫之，幾無意外，仍舊是經濟自由主義與垂直式政治的混合體。

氣候議題由氣候學家吉恩·喬策爾（Jean Jouzel）率先發問，他要求總統“認真看待‘環境展望2050’的科學預測”，數學家、氣候變化政治史學家阿米·達昂（Amy Dahan）則強烈呼吁實現“綠色新政”（New Deal vert）：“我們這代人，以在座各位為代表，已經失敗了。我希望總統先生您這代人能更加明智。”

馬克龍接過經濟學家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的話頭回答她說，這是一個與改革、綠色經濟增長、“氣候壓力測試”（climate stress-test）以及市場機制（煤炭價格納入污染成本）有關的問題。在他看來，償還“氣候債務”不應該是“把它作為負債之一計算在國民預算之內”。大廳里幾位凱恩斯主義者聞言，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法國的）伊斯蘭問題是一個整體”

討論話題轉向公民身份問題。社會學家奧利維耶·加朗（Olivier Galland）列舉了他認為法國青少年令人擔憂的幾個基本傾向：公民生活參與度薄弱，暴力正當化，群體歸屬感狹隘。很快，宗教問題被提上了臺面。“伊斯蘭問題是一個整體”，馬克龍對“人們總是混淆宗教問題、文化問題和移民問題”表示遺憾，他重申：“問題不在于一個女孩戴面紗是好還是壞，而在于她這樣做是出于自由選擇，還是迫于社會組織、居住區域、資金收入等各方壓力。”

多位發言者想知道馬克龍是否會改革政教分離法，他言簡意賅地回答：“1905（譯注：政教分離法頒布年份），唯有1905是一切的前提。”盡管如此，他隨后又補充了政府在加強宗教團體資金監管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話題少有幾次觸及國際政治，歷史學家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請求馬克龍“支持阿爾及利亞起義”：“這是公民社會的萌芽，正是應該為民主而戰的時刻！”他借此發表了“伊斯蘭威脅論”并譴責“知識分子在此問題上集體噤聲”。馬克龍一面對其立場表示理解和贊同，一面重申自己“在外交職責上必須遵守的約束”，隨后宣布今年6月地中海兩岸的歐洲和北非各國將召開一次“兩岸峰會”（Sommet des deux rives）。

“失落感程度被低估”

茶歇之后，夜談主題轉回到“黃背心學”（gilet-jaunologie），這是社會學家朱利安·達蒙（Julien Damon）發明的新詞。“這畢竟是我們來這兒的原因，”他的同行讓·維爾德（Jean Viard）嘲諷道，維爾德繼而在發言中怒斥：“這些人成功了。他們都是無產者的孩子，曾為自己有份工作而自豪，然后人們告訴他們‘你們一錢不值，得像大城市的人那樣才算好’，你們這是在往傷口上撒鹽。”他指責道：“他們用一輩子爭取來的生活方式，現在卻都過時了，他們能不恨么。”

伊斯蘭學家吉勒·凱佩爾（Gilles Kepel）提到今年是巴黎公社成立148周年，而“黃背心”與巴黎公社有一些相似之處。社會學家路易·肖韋爾（Louis Chauvel）直指中間階層（尤其是年輕畢業生）的貧困化問題：“社會群體廣泛的失落感被大大低估了。在社會緊急局勢面前，解決決策卻總是一拖就15年。”

馬克龍對此有自己的看法：“走上街頭的不是法國的社會邊緣。這是一個生活在政治領域之外的法國，他們是個多數群體，是不再參加投票選舉那些的法國人，而這是他們的一種表達方式。”他特別提到“未婚母親、手工藝人和小商販”群體，認為他們會走上街頭體現出兩種焦慮：在面對世界的巨大轉變時感到“失去意義”和“失去控制”。馬克龍進而引申到他近幾個月提出的“歐洲至上”話題，他認為獲得德國的支持指日可待：“確立德國地位的所有地緣政治確定性都已經改變了，她必須依賴整個歐洲。”

還剩38位發言者，文化臺主持人埃爾內心情再好也未免倦怠。媒體約束漸漸跟不上思想界高層的步伐。關注性別平等問題的政治學家雷亞娜·塞納克（Réjane Sénac）握住話筒不撒手：“鑒于我們在這兒算少數派，我們得多說幾句！”在受邀學者名單中，有19位女性和46位男性。

“你們說這是在干什么，看熱鬧么？真煩人，不是嗎？”一位哲學家來賓百無聊賴地朝記者抱怨。當一位發言者提議“從本國議題轉向全球”時，他轉身離開了會場。

隨著午夜臨近，主持人埃爾內借著咖啡勁頭壯膽，打斷了法學泰斗米蕾耶·戴爾瑪-馬蒂（Mireille Delmas-Marty）的發言：“廣播節目結束了，我得打斷您了。接下來您可以通過網絡轉播繼續發言。”“講一半就喊停？這太荒謬了！”等了5個半小時的辯論，剛拿到話筒沒一會兒的大法官氣得哽住了。“我能怎么辦？又不是我讓他們個個都長篇大論的！”主持人在后臺長吁短嘆。

“社交網絡就是敵人”

馬克龍在一旁對這番喧嚷無動于衷。輪到他發言時，他快活地手舞足蹈，時而朝著這位，時而轉向那位，有時則自問自答，一口氣回答了所有人的問題，包括5個多小時之前的提問。“不知道各位是否贊同我的思路？”他朝著已經空了一半的大廳問道。

到凌晨1點32分，觀眾已經在討饒了，他則露出一個大大的微笑：“也許各位部長還有什么意見要補充？”國民教育部長布朗凱第一個上臺，接下去是高教部長維達爾、文化部長里埃斯特、環保部長瓦貢……按照雷打不動的“議會提案”慣例依次發言，盡管各人觀點多所重疊。然后又輪到馬克龍，有人忙不迭地在他的妙語連珠中尋找散落的隱藏典故：“無知之幕”來自羅爾斯（John Rawls），“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來自奧威爾，“法國的不幸”來自戈謝（Marcel Gauchet）。

隨著時間推移，一條統一線索逐漸確定下來：必須“重新構建共同的敘事”，“建立邏輯嚴密且有吸引力的概念框架”，“確立可靠的實現途徑”。聽起來不明覺厲。總統在“后現代主義”與“宏大敘事終結”的交叉點開始抒情放飛自我，甚至直接借用其政敵的話，表示要為一個時空界限近乎消亡的世界“重新劃定邊界”：“對各種可能性面面俱到，在我看來會造就一種新形式的不幸。”

看起來問題出在給言論劃分等級（“不是所有言論都有相同的價值”），其等級來自垂直型的制度，來自媒體與政治的時間差，更來自社交網絡。馬克龍認為物理世界的社交屬性受到了虛擬世界各種弊端的侵蝕（匿名性、欺凌、孤獨）。“法國正經歷的這場危機，是社交網絡上所發生的一切在現實中外化的、實體化的、不受約束的表達……人們生活在一個連續體中……他們看見鬧事者在制造騷亂，而做出這些行為的人，和活躍在他們的朋友圈中的幾乎是同一批人。這些人用仇恨論調給人洗腦，四處游蕩，隨時加入發生在面前的一場騷亂，就像參加一場臉書舉辦的活動，然后人們又各自回歸孤獨。”

總統繼而談到人們的自我封閉、固執己見，認為這是受到了社交網絡的鼓勵（關鍵詞主題過濾）。“‘黃背心’總愛指責精英固步自封，不過是枉己而正人。”馬克龍語出驚人。

也許這種與現實脫節的關系正是知識分子介入的契機。馬克龍肯定地說，知識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自于他們“在社會中的學術地位：他們懂得更多，讀的書更多”。他們必須成為“值得信賴的第三方，走出象牙塔，向其他思想圈子敞開胸懷”。而結論就是：“知識分子必須占據辯論講臺！”不過在這天夜晚，知識分子們卻沒能成功霸住麥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