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是環保主義的經典之作。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新版，并請中國科學院植物學所教授蔣高明寫了長篇導讀。澎湃新聞獲得授權，刊登這篇導讀。

在人類進化歷史上，環境污染成為“事件”是近100年來的事。確切地講，工業革命使得人類有了挑戰大自然的資本，從生態平衡被大規模打亂的那天起，環境污染就開始出現了。然而，300多年前從英國策源的工業革命，畢竟局限在少數發達國家，對地球生態系統的影響是局部的，相對較輕的。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人類無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斷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質。農藥就是這些有害物質之一，它不僅殺死了人類以外的生命，還直接影響了人類本身。對于農藥第一個大聲說不的，當屬美國海洋女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

她的名著《寂靜的春天》描述的是，環境惡化使人類將面臨一個沒有鳥、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個死寂的春天。造成這種局面的元兇是農藥DDT。但具諷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成果。DDT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適用于滅殺傳播瘧疾的蚊子。但是，它消滅了蚊子和其他“害蟲”的同時，也殺滅了益蟲。而且由于DDT會積累于昆蟲體內，當這些昆蟲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后，那些動物，尤其是魚類、鳥類，則會中毒死亡。

20世紀30-60年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時期。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英國倫敦煙霧、比利時列日市光化學煙霧、日本“痛痛病”“水俁病”等嚴重污染事件都發生在這段時期。雖然不斷有人因環境污染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但活著的人們卻很少將生命健康與環境惡化聯系起來。

翻閱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報紙或書刊，幾乎找不到“環境保護”這個詞。當時主流的口號，是“向大自然宣戰”“征服大自然”，在卡森之前，幾乎沒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卡森用大量的事實，向人們講述這樣的道理，生態環境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物種的消失也將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如今，地球面臨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全球變暖、臭氧層消失，無不證明了卡森做出的悲劇預言的正確性。卡森的吶喊，喚醒了公眾，環境保護從此深入人心。1972年，美國禁止使用DDT；同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大會”，并由各國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近些年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臭氧層保護公約》《氣候變化框架條約》等國際公約不斷出現，各國政府都積極開展了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

筆者當年讀研究生的時候，所在的研究組叫“環保組”，是國內最早成立的環境保護的課題組之一。那時候，我們幾乎沒有聽說什么環境污染問題，環保教材幾乎都是翻譯西方的。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盲目學西方，尤其是忽視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從而釀成了環境污染的諸多悲劇。當前的鄉村生態系統，尤其農田，無不充滿殺機；水、土壤污染了，城市里霧霾出現了；醫院了擠滿了病人；連最基本的食物和飲水也出了問題。

先以農藥為例，說明我們的生態環境的惡化進程。人類與“害蟲”抗爭了近一個世紀，但是人類并沒有控制住“害蟲”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類并沒有放棄滅殺“害蟲”這條錯誤路線，而是越走越遠了，當年西方犯的這個錯誤現在在中國重演。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份農藥清單：

溴酸鉀、硝基呋喃代謝物、敵敵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錫、草甘膦、除蟲脲、代森錳鋅、滴滴涕、敵百蟲、毒死蜱、對硫磷、多菌靈、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靈、抗蚜威、克菌丹、樂果、氟氯氫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螨特、噻螨酮、三唑錫、殺螟硫磷……

上面所列的僅僅是我們的食物中可能接觸的農藥種類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專業人士，相信很多人對它們是非常陌生的。很多化學名詞是吃出來的，是媒體曝光了食物污染后，我們才知道身邊人造化學物質的存在。倒退四十年，中國人接觸的農藥種類只有六六六、敵敵畏區區幾種，且很少在食物鏈中使用。現在國家明文規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標使用的農藥就高達3650項！其中鮮食農產品高達2495項。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2495項就是我們食物中可能會遇到的。如果打印出這個清單來，需要幾十頁A4紙。目前人類到底使用了多少種農藥？沒有人能夠說得清，因為化學合成的新農藥越來越多，光中國農業部每年登記的新農藥就達到千種以上。

目前，我國每年農藥使用面積達1.8億公頃次。半個世紀以來，使用的六六六農藥就達400萬噸、DDT 50多萬噸，受污染的農田1330萬公頃。農田耕作層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別為0.72 ppm和 0.42 ppm；土壤中累積的DDT總量約為8萬噸。我國每年農藥用量337萬噸，分攤到13億人身上，就是每個人2.59公斤！這些農藥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發揮了殺蟲的作用外，大部分進入了生態環境。

更槽糕的是，農藥不僅僅在農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濕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區里，也逃不開農藥的陰影。如果卡森活到今天，她看到人類如此大范圍內使用如此眾多的農藥，那么，她的《寂靜的春天》的書名恐怕要換成《死亡的春天》。

農藥對人體的傷害，以中國農民最重。若按年齡說，則以婦女和老人最重。發達國家噴施農藥用飛機或大型拖拉機，而中國采取的是原始的肩背式噴霧器，噴霧器噴出來的就是毒。農藥有機溶劑和部分農藥漂浮在空氣中，污染大氣，吸入人體有可能致病或致癌；農田被雨水沖刷，農藥則進入江河，進而污染海洋。這樣，農藥就由氣流和水流帶到世界各地，殘留土壤中的農藥則可通過滲透作用到達地層深處，從而污染地下水。

大范圍、高濃度、高強度使用殺蟲劑，雖暫時控制了蟲害，卻也誤傷了許多“害蟲”的天敵，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使過去未構成嚴重危害的病蟲害大量發生，如紅蜘蛛、介殼蟲、葉蟬及各種土傳病害。此外，農藥也可以直接造成“害蟲”迅速繁殖。上世紀80年代后期，南方農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治稻飛虱，結果刺激稻飛虱產卵量增加50%以上，用藥7～10天即引起稻飛虱再度猖獗。農藥造成的惡性循環，不僅使害蟲防治成本增高，更嚴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

“人蟲大戰”并沒有挫傷“害蟲”的銳氣，“害蟲”在人類發明的各種農藥磨練下，反而越戰越勇。在農村，農民最切身的體會就是，他們打了那么多的農藥，蟲子照樣泛濫。藥越用越毒，蟲越治越多。蟲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錢買農藥，這就給農藥生產和銷售企業帶來了滾滾利潤。

針對“害蟲”，我們換個思路治理會怎樣？即不采取對抗的辦法，不用農藥，而是恢復生態平衡，“害蟲”數量會增加嗎？自2007年起，筆者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租用40畝耕地，在山東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態農場，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示范研究。我們全面停止使用農藥、除草劑、化肥、農膜、添加劑，不使用轉基因技術，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個年頭，生態學的強大威力就顯現了出來。由于采取嚴格的農田生態保護措施，農場的生物多樣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動物都回來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擔心受到昆蟲危害；黃瓜、西紅柿、芹菜、茄子、大蔥等蔬菜接近常規產量；過去嚴重影響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蟲已被脈沖誘蟲燈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時候，每只燈每晚可捕獲各種“害蟲”達9斤，目前每晚捕獲不到30克。一滴農藥不用，“害蟲”反而不產生危害了。目前該農場已發展到500畝，在全國推廣10萬畝。

昆蟲有時間上的生態位差，被抓的多為夜間活動的“害蟲”，而益蟲、尤其鳥類晚上很少活動，所以沒有被傷害。“害蟲”還在，這個物種并沒有消滅，它們還有吃的喝的，但是想形成大種群還面臨著下面一道道關。生態平衡建立起來后，益蟲益鳥多了，它們想成災都沒有了機會；沒有農藥、除草劑，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來了，它們也要吃東西啊，“害蟲”就是它們的美味佳肴。多樣性的作物混種增加了抗蟲害等風險的能力，多樣性的生物群落是穩定的。在生態農場，除了種植小麥、玉米、蔬菜，還有蓮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種在一起，蟲子都不知道去吃哪一種，加上它們自投羅網，各種天敵守候，在真正的有機農場里，蟲害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有人說，將殺蟲的基因轉到莊稼里讓莊稼自己生產“農藥”不是更好嗎？這恰恰又打亂了生態平衡，是按了葫蘆起了瓢。蟲子不吃你轉抗蟲基因的莊稼會吃別的，并沒有除根。而且那么多種蟲子，基因又具有特異性，也就是一種基因防一種害蟲，那你得轉多少種基因啊？為什么不利用現成的物種呢，自然界為我們準備了現成的成千上萬種害蟲的天敵，這些物種會攜帶多少億個基因呢？轉基因除蟲技術，正如持薪救火，是錯將汽油當成了水潑向了燃燒的火焰中。事實上，轉基因后不但要繼續打農藥，還要用專用農藥，專用化肥，專用除草劑，這“三專”再加上轉基因專利這“一專”，四座大山壓榨之下，農民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農田里沒有了“害蟲”，“四專”吃什么？

農藥販子不希望看到我們這樣的成果。當我將我們的做法跟一個農藥販子講時，他非常煩躁，并反復講，他們的農藥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沒有毒副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轉基因鼓吹者們，同樣不希望看到用生態平衡的辦法解決他們認為是大問題的問題，因為他們將收不到專利費，賣不動他們的專用除草劑和專用農藥。無獨有偶，當年卡森的呼吁，也引起了利益集團（主要是農藥商）及其收買的無良專家、媒體的惡毒攻擊，她在人們的咒罵聲中離開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給了人類豐厚的環保遺產。

再來看“雜草”。在農田生態系統中，“雜草”幾乎是農民最頭疼的。除草幾乎占據了農田管理的一大半時間，也是農活中最辛苦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就是農活勞累最生動的寫照。“雜草”頑強的生命力，讓農民防不勝防，年年鋤草，年年長草。人類與“雜草”斗爭的幾千年，至今沒有太好的辦法，直到發明了除草劑，人類暫時占了上風。然而，人類發明的草甘膦除草劑以及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暫時終結了“雜草”連年危害后，卻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殘留，最終可能會危及人類。

農田里有多少“雜草”呢？南方與北方明顯不同。以我們熟悉的北方為例，春季小麥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薺菜、獨行菜、小薊比較常見。由于小麥是頭年秋天播種的，越冬返青后小麥成了優勢種群，“雜草”暫時競爭不過小麥。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長，可以覆蓋整個小麥田。但是，畢竟春天雨水少，溫度低，“雜草”還不是最兇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農田雨季溫度高、光照強、水分好，這樣就給了那些機會主義者的“雜草”提供了爆發的空間。即使像玉米那樣高稈的作物，其下還常見十幾種“雜草”，如馬唐、旱稗、馬齒莧、牛筋草、碎米莎草、鐵莧菜、醴腸、鴨跖草和青葙等。

“雜草”獲得今天這樣的惡名，估計是現代科學以后的事情。在古代農書上，人們對“雜草”并不像今天的人這樣深惡痛絕。如對“雜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鋤禾”這樣的說法，禾是莊稼，怎么鋤掉呢？原來，鋤草的“鋤”與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給莊稼地松土，兼切斷“雜草”地上部與地下部的聯系，同時切斷了土壤毛細管，起到控制“雜草”兼保墑的作用，這樣的農活農民一年要干好多次。過去農民一旦鋤頭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獲，而今天農活則是噴霧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獲才停下來。除草劑除草只管滅殺“雜草”，不管土地的感覺，也不會關心除草劑對于人類食物的污染。其實，噴灑除草劑這個農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風險的。除草劑的毒性很強，從空氣中幾十米飄過來的除草劑對那些敏感植物還有傷害作用，難道人會安然無恙么？打除草劑那幾天，農民都是不敢開窗戶的。

傳統的人工鋤草方式，隨著大量農民工進城，勞動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國這種古老的技術恐怕徹底消失了。在中國只有五十歲以上的老農民還會鋤草。現在使用的是什么技術呢？就是除草劑。大量使用除草劑，且不論環境效益，“雜草”并沒有被控制住，相反，“雜草”年年用藥，年年發生，甚至在美國使用了抗除草劑的轉基因技術后，農田里出現了“超級雜草”。

為什么農田里“雜草”難以防治，甚至除草劑“培育出了超級雜草”呢？這是與“雜草”的生態習性有關的。農田“雜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們屬于機會主義者，一有空間就去占領，它們對養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無論是貧瘠的荒地還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類不斷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機會就繁殖，就會結大量的種子，并通過多種方式進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種子，一般很難除掉，除草劑對它們毫無辦法，即使用火燒，地上部燒光了，但種子在地下還能保留。這就是古人為什么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道理。

生態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種源，不使其結種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機將剛萌發的“雜草”幼苗翻到地里，也可以用傳統的人工鋤草；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種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據“雜草”的生態位，或者種植匍匐生長、且密度很大的蛇莓，這在蘋果園、梨園、葡萄園里非常有效；三是秸稈覆蓋，即將上茬作物的秸稈粉碎還田，利用秸稈中的生化物質對“雜草”實施抑制；四是作物輪作，不讓“雜草”適應人類的種植規律，如在北方，小麥季后不是規律性地種植玉米，而改種大豆、花生等，同樣玉米季后也不是單一地種植越冬的小麥，也可種植能夠越冬的大蒜，我們觀察過，當合理輪作后，雜草的種類可由8—10種減少到2—3種；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農田里不能有農藥，不能有除草劑。沒有農藥和除草劑的鮮草，那些食草動物們如牛、羊、驢、兔、鵝、甚至豬是非常喜歡的。小時候，山東農田里“雜草”很少，那些“雜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們這些孩子加上部分婦女控制住了。可見，今后對付“雜草”，也正如應對“害蟲”一樣，采取生態平衡的辦法，而不是粗暴滅殺的辦法，同樣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吶喊，激發了波瀾壯闊的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最終促進了重大的環境法律變革，這對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我國有很大借鑒意義。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節，不應成為寂靜的代名詞。作為地球村的一員，中國人民同樣有權呼吸新鮮空氣，喝上清潔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對于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對于日益泛濫的農藥、化肥、除草劑、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斷治理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