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十來年間，中國建筑界曾發生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形式復古運動。因為這場運動中的一份著名的規劃——《首都計劃》提出“要以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當盡量采用”，所以又被稱為“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

        這場運動的兩大中心城市——南京和上海，至今仍保留了許多帶有鮮明“中國固有之形式”特色的歷史建筑。

中山陵開啟建筑界的“大屋頂模式”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靈柩暫厝香山碧云寺。依照孫中山生前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的遺愿，國民黨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負責南京紫金山陵墓的修造工作。

        當時的中國，包括南京在內的大半山河還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下，國民政府尚不過是據于嶺南的地方政權。但雄心勃勃的國民黨人，已經計劃在中山陵工程上大展拳腳，并寄望通過這一紀念建筑的設計、建造和孫中山的葬事活動，向世人大張旗鼓地宣傳國民黨的政治和文化主張。而始于1925年的中山陵工程，也成為了“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的起點。

        

        葬事籌備處1925年5月向社會公開發布了《孫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懸獎征求圖案條例》，面向全球征集中山陵建筑設計方案。并明確提出：“祭堂圖案須采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之性質者，或根據中國建筑精神特創新格亦可”。最終在全部應征的40余件方案中，籌備處選定了獲得頭獎的呂彥直建筑師的方案。

        為了體現“中國古式”，在中山陵的設計方案中呂彥直借用了明清帝王陵的許多元素。如博愛坊、“天下為公”陵門、碑亭等建筑，顯然脫胎于明清帝王陵的一些建筑形式。而陵墓主體建筑——祭堂的立面構圖則可以看出西方古典建筑構圖法的影子，甚至可以從美國某些大型公共紀念建筑中找到其設計靈感的原型（賴德霖：《探尋一座現代中國式的紀念物——南京中山陵設計》）。祭堂后方開放的墓室和環形下沉式墓塘，更是迥異于中國傳統墳墓建筑，顯然移植自西方建筑。

        

落成之初的中山陵碑亭

        

落成之初的中山陵陵門

        評判專家之一，著名土木工程專家凌鴻勛，在其后發表的評判報告中，對于他所理解的中山陵建筑設計思路作了進一步的歸納：“采用國粹之美術，施以最新建筑之原理，鞏固宏壯，兼而有之”。所謂“國粹之美術”，自然是指中國傳統建筑藝術，而“最新建筑之原理”，則是近代以來西方的建筑新材料和新結構。他認為結合這兩者，便可以“鞏固宏壯，兼而有之”，實現堅固、適用和美觀的高度統一。這也成為“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的核心理論。

        中山陵既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更是一個精彩的開端。就在中山陵落成前不久，國民黨完成了“統一中國”，開始實行“訓政”，在文化領域，則開始推行文化保守主義和民族本位主義。轟轟烈烈的“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也就正式拉開了序幕。

造“頂”高峰：“古代宮殿”席卷滬寧

        作為國民黨政權新首都的南京，很快迎來了一份由幾個美國人主導的規劃，即著名的《首都計劃》。

        《首都計劃》在建筑風格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都應極力推廣“中國固有之形式”，尤其是作為首都將要建設的中央官署建筑，“宜盡量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宮殿之優點，務當一一施用”。在這里，“中國固有之形式”幾乎和“古代宮殿”畫上了等號。

        循著這一思路和原則，南京在隨后數年間陸續興建了一系列“中國固有之形式”的大屋頂建筑，如鐵道部、交通部、小紅山官邸、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央研究院、國民黨黨史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等。

        

南京小紅山官邸（美齡宮）

       

中央研究院

        鐵道部是這批大屋頂建筑中興建較早的案例。該建筑群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由范文照建筑師設計，1930年5月竣工。

        作為建筑主體的辦公大樓為中央三層主樓，兩側二層附樓的三棟連體建筑。主樓為重檐廡殿頂，附樓為單檐歇山頂，主樓大門前另有一歇山頂抱廈，全部大屋頂屋面皆覆琉璃瓦，而整棟大樓的細節裝飾，也充滿了濃郁的民族特色，如斗栱、額枋等處皆飾以彩繪，門窗造型亦古香古色。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行政院曾入駐此樓。

        

國民政府鐵道部（抗戰后為行政院）

       

落成之初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這是南京大屋頂浪潮后期的代表作品。該處現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的另一主要陣地在上海。相應的，上海制定了《大上海計劃》，擬避開老城和租界，在黃浦江下游的江灣地區興建上海新城區，并對核心區征集了設計方案。

        江灣核心區為一個十字形平面布局，實際建成的主要建筑包括居中的上海市政府大樓（今上海體育學院行政樓）和東西兩側的上海市博物館及圖書館（今長海醫院內）等。市政府大樓是上海近代最宏偉的宮殿式大屋頂建筑，大樓由歇山頂的主樓和廡殿頂的兩翼組成，建筑的首層被做成了臺基樣式。

        對于這棟內外都堪稱奢華的大樓的建筑風格，官方曾予以明確說明：“市政府為全市行政機關，中外觀瞻所系，其建筑格式，應代表中國文化。采用他國建筑，何以崇國家之體制，而興僑旅之觀感？建筑式樣為一國文化精神之所寄，故各國建筑，皆有表示其國民性之特點。近來中國建筑，侵有歐美之趨勢，應力加矯正，以盡提倡本國文化之責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國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中國建筑》雜志編輯也評論道：“上海市政府，為中外人士觀瞻所系，故不厭其畫棟雕梁，非敢踵事增華，欲堅社會之信仰也。”

        

        然而，這幢東西寬度近百米，在“中外觀瞻”方面賺足了眼球的市政府大樓，卻難掩其在建筑上的諸多失敗之處。如為了凸顯市政府大樓的中心地位，建筑體量必須十分宏偉，而市政府辦公用房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面積，于是食堂也被塞進了樓內。為了在外型上追求地道的古典樣式，建筑外觀與內部功能出現嚴重脫節，如每層樓的窗戶造型各異，一層外觀為臺基，因而開窗只能細長狹小，頂層更是因為位于大屋頂檐下而只能在斗栱與斗栱之間開一些異形的小窗以勉強通風。

        這棟宏偉壯麗，極盡裝飾之能事的政府大樓，造價自然極其不菲，耗資高達77萬余元，單方有效建筑面積造價每平方米112.59元，這幾乎是當時南京最豪華的首都飯店的兩倍（鄧慶坦：《中國近、現代建筑歷史整合研究論綱》）。在國力貧弱的近代中國，斥巨資建造如此奢華而不切實用的政府辦公樓，僅僅為了“中外觀瞻”，實在不能不說是代價沉重。

        事實上，內憂外患的國民黨當局，很快也的確無力再維持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屋頂運動了。從1935年前后開始，如鐵道部、上海市政府這類純粹的大屋頂建筑迅速減少，“中國固有之形式”的建筑風格也悄然發生變化。

        

兩種尾聲：大屋頂的去與留

        由于耗資巨大與不合實用，193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開始發生變化：純粹的大屋頂明顯減少，轉而變成局部施用大屋頂，甚至全部改用平頂。如借鑒了北京鐘鼓樓造型的上海博物館和圖書館，僅在大樓中央布置了大屋頂閣樓，兩翼主體建筑都是簡潔的“方盒子”。而1934年在南京建成的外交部大樓，則更是完全改用了平頂。

        外交部大樓在1931年曾設計了宮殿式大屋頂的方案，但由于經費緊張，“為求緊縮起見”，這一方案被棄用，轉而采用由華蓋建筑師事務所重新設計的平頂方案。外交部大樓平面呈T字形，中央主樓高四層，兩側有三層的翼樓。整座建筑外觀簡潔，整體采用了現代主義的設計手法，而僅在細節裝飾上運用中國元素，如檐口用琉璃磚施以簡化的斗栱，入口處的門廊上飾有霸王拳造型等。

        

        1935年以后，大屋頂熱潮明顯降溫。除外交部以外，南京的中央醫院、國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陳列館，上海的中國航空協會陳列館、中國銀行總行等建筑都采用了簡潔實用的新民族形式建筑。

        建成于1936年的國民大會堂從外觀上看幾乎只在檐部、額枋等處略施了傳統建筑元素造型，整體上已經是一座現代主義建筑。作為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禮堂，國民大會堂的建筑風格，似乎也代表了建筑風格領域來自國民黨當局官方的某種態度。

        甩開華而不實的大屋頂，向簡潔實用的現代主義邁進，“固有形式”簡化為細節層面的裝飾，成為了1930年代后期“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尾聲的主流。

        

國民大會堂

        

中央醫院

        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始建，抗戰勝利后完工的國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館，這是民國時期南京興建的最后一棟純粹的大屋頂建筑，不過這個大屋頂并不同于前述建筑風格，它別具一格地演繹了“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尾聲的另一版本。

        國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館的最初設計方案為徐敬直建筑師設計的仿清式大屋頂，后來經過梁思成、劉敦楨兩位顧問的建議和指導，整體建筑改為仿遼式大殿風格，特別是屋面、鴟吻、斗栱、柱子等造型，模仿了薊縣獨樂寺山門。

        

原國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館

        

薊縣獨樂寺山門

        在此之前，“中國固有之形式”的大屋頂幾乎是清一色地模仿清代北京宮殿建筑的造型。這一方面是因為清代建筑遺存較多，便于仿照，另一方面也因為明代以前的木結構建筑留存極少，相關研究更是空白。但就在“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風起云涌的同時，以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建筑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1932年，梁思成考察河北薊縣的獨樂寺，隨后發表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確證獨樂寺山門及觀音閣是遼代建筑，這是當時已發現的中國最古老木結構建筑，其中山門的屋頂造型仍然是遼代風格，十分難得。

        梁思成在中央博物院設計方案上力主使用遼代風格，是因為他極為推崇中古時期中國木構建筑的結構和裝飾特點。除了屋面平緩、出檐深遠、斗栱碩大等建筑特色以外，最讓梁思成欣賞的乃在于其所體現出的建筑結構的科學合理及其與外觀造型的和諧統一，并認為這種內在建筑邏輯與現代建筑是契合的。無論梁的這一理論是否成立，這一遼代風格的大屋頂個案的確收到了好的效果。它呈現出疏朗簡潔、優雅質樸的建筑美，與之前那些雕梁畫棟的大屋頂頗為不同，體現出了中國本土建筑師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對“中國固有之形式”的發展。

就是愛復古：國人的“大屋頂”情結

        “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導的大規模的民族建筑復古運動。但事實上，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建筑復古浪潮曾經數次來襲。

        在此之前，從清末到北洋時期在華基督教會所興建的教堂、醫院和學校中，許多都采用了中國民族形式（盡管其中許多顯得不倫不類）。1950年代的中國大陸，在蘇聯的影響下，又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建筑思潮，涌現了一大批似曾相識的大屋頂建筑。盡管其后不久對于這種大屋頂浪潮曾有過批判，但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中仍出現了民族文化宮、農業展覽館等大屋頂案例。1990年代以來，北京又再出現了以北京西客站為代表的新大屋頂。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大屋頂顯然仍具有難以抵擋的吸引力。

       

        在臺灣地區，1960年代中后期當局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伴隨這場運動而誕生的一大批標志性建筑，如圓山飯店、中國文化學院、中山樓、故宮博物院、忠烈祠、中正紀念堂等，也都是不同形式的大屋頂建筑，許多建筑給人的觀感仿佛是1930年代南京的再現。

        這或許說明，1930年代“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的悄然謝幕，更多是受到戰爭和經濟條件等客觀因素的限制。但通過建筑追求和弘揚民族主義的沖動，在國人心底并未真正消散。

        

臺北中正紀念堂

        

臺北“國家音樂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