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經深圳市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四次會議通過，將于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據該條例，在深居住且參加深圳社保連續滿三年的人，因生產經營、生活消費導致喪失清償債務能力或者資不抵債的，可以依法進行破產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這是國內首部個人破產方面的立法。輿論一般認為，基于這一立法所確立的個人破產制度，“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特別是創業失敗者，將有機會重新出發。深圳先行一步，在國內首次進行個人破產立法的嘗試，對構建完整的現代破產制度和市場退出制度，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也有重大意義。

深圳經濟特區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較為完善和成熟的地區，早在1993年，這里就出臺了國內首部規范地方企業破產的立法，即《深圳經濟特區企業破產條例》，人們對新制度的接受能力比較強。這次，深圳又在個人破產立法方面先行一步，這對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義。

一、債務文化革命

本次深圳個人破產方面的立法，最重要的意義不在于個人破產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所確立的、一個全新的有關個人債權債務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對經濟社會發展和道德建設至關重要，是企業債權債務關系的意識基礎，更是個人信用、企業信用和社會信用的基礎。

一個社會想要穩定繁榮，保持長期發展，就必須保障社會基本信用價值是穩定、可預期的。只有明確認識到個人破產制度最重要的意義是什么，才能正確看待深圳個人破產條例的價值。對社會來講，這一立法開了風氣之先河，力求通過地方立法改變我國固有的債務文化，遏制整個社會的超額負債問題。

千百年來，“欠債還錢”一直是民眾最樸素的認知。民間逾期不償債者，遠在漢代，需承擔勞役，家屬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近如明清，除受笞杖刑外，還需將本利償還債權人。清末，個人破產制度有短期實施，但很快就被廢止。上世紀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破產法》確立了個人債務破產免責制度，但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社會各階層仍以破產為恥，債務人恢復支付能力后仍然會償還債務。

可以說，負債應償，不容減免，一貫是我國民間債務清償的理念。這種理念不僅體現在各代律法中，更是與文化血脈相融，民眾逐漸形成與債務清償理念相關的道德風俗、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債務文化。這種債務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不遜于法律，以一種“債務觀”引導著人們的行為決策，幫助人們節省追償債務的成本。

但這種“債務觀”已經不適應當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為整個社會提供最終的債務解決機制。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可以幫助社會樹立破產免責理念，重新理順社會日常債務關系，重新構筑新的“債務觀”，對社會債務清償文化進行引導。

雖然個人破產制度可以給“誠實而不幸”的個人重新開始的機會，也沒有限制個人債務的額度，但這不意味著個人破產制度會無條件寬容那些超額負債的人。對個人而言，破產制度可以通過重塑債務文化，讓債權人更容易了解到債務人的信用狀態，更謹慎做出決策；也可以幫助“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擺脫債務，獲得重新開始的機會。這才是個人破產制度的真正作用：它不會令我們經常想入非非，可以隨便去找朋友借錢，去互聯網上借錢，還不起了就可以去法院申請破產，進而甩掉債務。

為達到這個目的，《深圳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創建了一套防范超額負債的體系。

首先，債權人申請對債務人進行破產清算的門檻較低。當債務人不能到期還錢時，單獨或共同對債務人持有50萬元以上到期債權的債權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債務人進行破產清算。

50萬元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數額比較大，除非遇到重大突發事情才會舉借50萬元以上的金額。但對創業、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然人而言，50萬元這個門檻，既可以給他們的經營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又可以避免債務人不顧自己情況超額負債。因此，這個額度設置是比較合理的。另外，債權人申請提交的材料也比較簡單，有利于債權人及時利用破產規則保護自己的權益。

其次，限制債務人繼續負債的能力。從法院受理破產申請之日起，到裁定免除債務之日止，債務人借款1000元以上或者申請等額信用額度時，應當向出借人或授信人聲明自己的破產狀況。這可以給債權人足夠的警示，謹慎決策是否繼續借給債務人錢。

第三，嚴格的懲罰措施。自人民法院做出限制債務人行為的決定之日起，到解除限制行為之日止，這段時間，債務人除了工作和生活需要，同時法院同意外，不能乘坐飛機頭等艙、商務艙、高鐵一等以上座位，不能購買不動產、車輛，不能去三星級以上賓館、酒店等地方消費，更不能讓子女去高收費的私立學校。此外，債務人還不能擔任公司高管。考察期內，債務人要每個月在破產事務管理部門的破產信息系統登記申報個人收入、支出和財產狀況等信息。這些規定可以變相懲罰那些不能按期償債的債務人，給他們足夠的警示，避免他們放縱自己再次破產。

二、個人破產制度確立的水到渠成

事實上，深圳市此番訂立個人破產條例，也可以說是我國新世紀以來市場經濟持續發展，依法治國理念得到切實踐行，財產登記制度和個人信用信息技術得到進一步完善的產物。

首先，企業破產制度正式實施十余年，積累了大量司法經驗，培育出成熟的破產觀念。

1986年12月，《企業破產法（試行）》頒布。這部帶有鮮明計劃經濟時代烙印的法律試行了差不多二十年后，到新世紀，為2006年8月頒布（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企業破產法》取代。后者在訂立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以“條件尚不成熟”為由，刪除了其草案中有關自然人即個人破產的條文。

自2016 年6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至2017 年底，全國法院中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總計有97家，其中包括3 家高級人民法院、63 家中級人民法院、31 家基層法院。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開通了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平臺，實現了法官工作、破產管理人工作、破產重整案件信息聯網工作一站式管理。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企業破產案件9542件，同比增長68.4%，審結6257件，同比增長73.7%。    

《企業破產法》實施十多年來，社會不再談“破”色變，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市場各方主體，尤其是消費者，開始主動了解破產制度，社會意識發生了較大變化。我國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破產審判工作日趨完善，培養出一批專業破產法官、破產管理人和其他專業人員，社會開始了解和接受破產概念。這一切都為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提供了較好的司法基礎。  

其次，執行案件移送破產審查（執轉破）制度確立后，運用破產制度解決執行問題得到重視，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需求與日俱增。

在我國，執行問題由來已久。2016 年、2017 年生效裁判書中分別有49%、43%的案件未自動履行進入執行程序，約18%的案件是“執行不能”案件，占未自動履行案件的40%，其中包括大量的自然人。執轉破制度打通了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的通道，企業執行不能案件可以通過破產制度化解，但自然人執行不能案件卻無個人破產制度。歸根到底是個人破產制度的缺位導致矛盾向執行制度積累，亟須個人破產制度化解這些矛盾。

截至2018 年9月，全國法院累計發布失信人1211萬例，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罪犯14647人。經核查，有部分被執行人已無財產可供執行，完全喪失履行能力，這些“執行不能”案件盡管可以納入“終本案件”（終結本次執行程序案件）庫，但并不意味執行終結，僅是對該案暫時終結，也不必然導致被執行人移除出黑名單。如果不建立個人破產制度，“誠實而不幸”的被執行人將背負司法壓力和社會歧視，得不到“寬恕”，無法重新生活，其他自然人也會感到恐懼，降低消費和投資的意愿，進而降低經濟社會活力。

長期用執行制度代替個人破產制度解決問題，不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今次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的確立無疑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切實需要。

最后，互聯網技術發展帶動個人征信系統和個人財產登記制度發展，為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奠定了技術基礎。

我國互聯網技術這些年的發展世界矚目，大數據、云計算等，有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應用在征信行業，形成了以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為主，78家企業征信機構和8 家個人征信機構為輔的傳統征信體系，以及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收錄個人消費記錄、社交記錄、電商交易記錄等信息的大數據征信系統。

隨著4G網絡發展、普及和5G的到來，隨著人們的交易習慣為移動支付徹底改變，人們對現金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通過網絡技術更容易監測到個人資金存儲和使用情況。這種變化對傳統個人財產登記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個人財產除了房產和車輛等較大的不動產和動產外，大部分以股票、基金、虛擬貨幣和電子余額等形式存在。這樣的條件，較以往的現金存儲更有利于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也激發了個人破產制度的到來。

簡言之，曾經的“條件尚未成熟”已是過眼云煙。個人破產制度當下在深圳的先行先試，可說是司法條件成熟、社會客觀需求與日俱增和技術條件增進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三、待明確的幾個問題

《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了破產程序啟動后債務人死亡，其遺產財產破產的分配問題。分配規則參考將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中有關繼承的規定處理，即除非繼承人自愿償還，否則以被繼承人財產為限，支付稅款和償還債務。分配規則與遺產財產類似而與普通破產不同的，還有涉及婚姻共有財產和個體工商戶財產的破產分配，有待于個人破產制度進一步明確。

我國《婚姻法》規定了法定和約定兩種財產制度，夫妻可以約定婚姻存續期間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若負債則用自己的財產償債，前提是第三人知道夫妻財產分開的約定。

相比夫妻財產獨立，夫妻共有財產的破產問題較為復雜。在法定情況下，婚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屬于夫妻共有；約定情況下，婚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和婚前財產可以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對夫妻共同債務，不僅需用夫妻共有財產償還，同時以夫妻獨立財產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如果夫妻共有財產和獨立財產不足以支付共同債務，則夫妻一起破產，離婚不影響夫妻共同債務的償還規則和連帶破產。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借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負的債務，除非構成表見代理（指雖然行為人事實上無代理權，但相對人有理由認為行為人有代理權而與其進行法律行為，其行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擔的代理），或配偶他方事后予以追認或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否則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借債方以自己獨立財產和共有財產中的份額償債，他方不用承擔連帶破產責任。

個體工商戶的債務問題，《民法典》第五十六條已有規定，即：個人經營，收益也歸個人，對債務負個人責任；家庭投資、經營或收益主要供養家庭，債務則屬于家庭共同債務。

事實上，家庭共同債務不完全等于夫妻共同債務，我國歷來有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習慣，父母常常會出資幫助子女或子女贍養父母，形成一個大家庭。但個體工商戶家庭共同債務采取大家庭的概念，會涉及父母贍養等問題，不利于建立個體工商戶的破產規則，有必要進一步界定個體工商戶家庭共同債務。

綜上所述，《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的訂立既是順應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繼往開來的起點，希望它能在實踐中逐漸走向完善，給全國性的個人破產制度立法帶好頭。

（本文主要依據作者發表于《中國法學》2019年第4期的“論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一文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