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可以做一名護工？

當我一本正經地跟做醫生的英國男友說，我想成為一名護工時，一貫支持我做任何決定的他，反應令人失望：“你再考慮考慮吧，不要憑著一時沖動就想進入醫療照護行業。”

別人越是覺得不可能的事，我越想去做。

打開電腦，坐標定位于我所在的英國中部小鎮，范圍設置為10英里（16公里），僅在一個網站上，我就發現了50多份招聘護工的廣告，薪酬在每小時11英鎊到14英鎊（100-128人民幣）之間，主要的工作場景是醫院、養老院、以及客戶的家。

小鎮附近一家養老院的護工招聘廣告。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曾茵子 截圖/攝

“做護工可以幫助他人，有穩定的收入，不用依靠你就能拿到簽證，幾年之后還可能有培訓機會，成為護士、康復治療師助理，不是很好嗎？”我問男友。

“你之前在咖啡館打工的時候，每天回到家都要抱怨。做護工是要去給別人擦屎擦尿的，你在服務行業里最受不了的一切，在護理工作里只會加倍出現。”他再次給我潑來冷水。

說實話，做了幾年記者，又在倫敦讀了紀錄片研究生，考慮去做護工是出于無奈。畢業后，我曾經滿懷期望可以在英國紀錄片行業里一展身手，誰知道摸爬滾打一年多，連相機都沒碰到——在后期公司的地下室廚房里做咖啡，上夜班給拍攝團隊格式化儲存卡，短期合同時有時無，收拒信收到手軟……面試時別人問我5年后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說出“導演”二字。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我的學生簽證就要到期了，回國還是留英，以怎樣的方式留在這里，我都沒有答案。

為了給失業的生活找點意義，我每周會到鎮上醫院的老年病房做志愿者。醫院位于鎮中心，屬于綜合性醫院，有急診、綜合護理和癌癥、中風等專科。總共大約790張病床，急診科24小時開放，為郡縣里的88萬人口提供服務。

醫院官網上招募的志愿者有14個工種，除了我選擇的病房志愿者外，還可以申請去急診科陪病患和家屬聊天、開電瓶車在醫院里運送病人、幫忙跑腿傳送醫學樣本和處方、陪伴臨終患者等。

支撐這個志愿者隊伍的是廣為人知的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根據NHS England的數據，在全英，醫療志愿者總共大約有10萬人。疫情期間，有超過40萬人參與了NHS志愿者響應者計劃，其中許多人至今仍在參與志愿服務。

同在醫院工作，男友的社交圈里大多是醫生和護士，而志愿者工作讓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護工這個群體。有天，在和一位來自印度的護工聊天時，我提及了對簽證的焦慮。“你也可以來做護理工作呀”，他不假思索地說，好像這是個理所應當的最優解，“提供工簽，培訓期間有收入，工作也輕松——你看”，他歪頭指向他負責的病區，“他們現在都在睡覺，我就沒什么事要做了。”

我記得那是個周末的早上，病房里很安靜，這位護工在和我聊了會兒天后，在病區一頭的桌子前坐下，開始處理筆頭工作，時不時抬頭觀察他照護的六位病人。看著他神閑氣定的樣子，我第一次認真地思考：也許我也可以做一名護工？

我居住的小鎮。

“被需要”

志愿者的培訓在中風病房里進行，我們要在四周掌握如何分配三餐和茶水、整理床鋪、陪病人聊天。在病房里，我們和護工配合密切，可以幫護工“打打下手”。但志愿者主要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陪伴，而護工則負責護理的方方面面。

我陪伴的第一位病人名字叫John，他的頭發花白稀疏，臉圓圓的，身材有些肥胖。護工把我安排到他旁邊的時候，低聲提醒我：“他有點困惑。”

John坐在病床旁邊的軟椅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沒有任何個人物件，只放著醫院統一發的水壺、杯子和紙巾。他床位上方掛著塊白板，記錄著病人的基本情況。John的白板上，蝴蝶圖案的方框里畫著一個勾——在英國和愛爾蘭的近兩百家醫院中，患有失智癥或記憶力衰退的患者可以加入“蝴蝶計劃”，通過蝴蝶圖案標識來提醒護理人員關注患者的特殊需求。

我搬了張椅子在John對面坐下，他眼神散漫地漂浮著，始終沒有落在我身上。 我試探著自我介紹，問他：“我能在這兒陪你坐會兒嗎？如果你覺得不方便，我可以離開。”

“別離開我！”他突然轉頭看向我的方向，眼淚大顆大顆地從臉頰滑落，“別離開我……”他反復哀求道。我連忙安撫他，沒想到“離開”二字，對他來說似乎意味著拋棄。

我給他遞去一張紙巾，卻發現他的手沒有準確地找到我的位置。我把紙巾放到他手掌上。

他擦著眼淚，急促的呼吸慢慢變得平緩，“你真好”，他終于露出了一絲笑容，“謝謝你。”

“你喜歡什么動物呢？”我試圖找個輕松的話題轉移他的注意力。

“我喜歡大熊貓。”他脫口而出。

“是嗎？為什么喜歡大熊貓？”我笑道。

“我也不知道，它們很笨拙可愛。”John說。

“但它們每天就知道吃飯和睡覺，挺沒用的。”

“沒用……我現在不就是這樣的嗎？”他喃喃道，“其實有時候，真希望我可以快點死掉。”

我愣住了，一時無言。后悔自己剛才的玩笑話，竟如此不合時宜。一陣沉默后，我決定實話實說：“其實，能和你坐在這里，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陪伴。你的存在，對我很重要。”

出乎意料地，John咧嘴笑了：“這么聽起來，確實有那么點意義。謝謝你。”

我把病床配備的移動電視機調整到他耳邊的位置，陪他一起看。他時不時扭頭望向我的方向，確認我在旁邊，又繼續安心地聽節目。過了一會兒，他突然神秘兮兮地湊近些：“你想聽個笑話嗎？”

我點頭：“當然！”

“有什么比一個漂亮女人更好？”

“什么？”

“兩個漂亮女人！”John被自己的話逗得放聲大笑，我忍不住搖頭，跟著笑了起來。

那天，我久違地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我想，如果做護工能獲得這般成就感，我會毫不猶豫地嘗試。

病房里的氣味與“my love”

“你能幫我拿一些尿片、擦紙、紙盆、干凈的病服、內褲和床單過來嗎？噢，還有紅色塑料袋！”戴紅框眼鏡的護工利落地跟我說。尿片、擦紙、紙盆、病服、內褲、床單，我反復默念這個列表，快步走向分布于病房各處的儲物間，生怕遺漏了什么。

中風病房四周的培訓結束后，我被分配到了老年病房。這里住著約40位老人，幾乎是中風病房人數的兩倍，許多病人患有失智癥，病房里總有新的狀況發生，沒有一刻清閑。

就在一分鐘前，我還在聽面前這位瘦小的老奶奶念叨著她要去抓一只飛在天上的龍，突然她從床上坐起來，推開面前的小桌板要往外走。我擔心她跌倒，卻因為志愿者未經專業培訓不能攙扶病人，只能趕緊向目之所及的護工呼救。紅框眼鏡護工過來解圍，她先是用溫柔但堅定的語氣，說服老人在床邊的軟椅上坐下，然后快速地瞟了一眼床單上深褐色的印記，給我作出指示。

幾分鐘的工夫，紅框眼鏡護工已經將床單、枕套、被單和毛毯按照污染物和非污染物分類，分別裝入紅色和白色塑料袋。另一位護工加入進來，她們拉上病床四周的簾子，開始給老人進行換洗。

在醫院里，但凡被血液或排泄物污染過的物品，比如床單、衣物或杯子，志愿者通常是不碰的——這些都需要護工、護士等專業人員來處理。即便如此，病房里的氣味是誰也逃不開的。剛開始做志愿者時，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覺得那股強烈的味道還殘留在鼻腔里。在與護工們的聊天中，我發現，這也是他們普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

Bimbola個子不高，臟辮扎成馬尾束在腦后，很愛笑。她也是老年病房的一名志愿者，今年41歲，與此同時，她的正職是一名住家護理員（Live-in Carer）。

在英國做護工的工作場景主要有三種：醫院、養老院和老人家里。三者職責類似，通常都不需要統一的職業資格注冊。相比之下，在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醫院工作，環境更規范，帶薪年假和病假、養老金計劃和職業發展機會都有保障。養老院大多為私人機構，待遇和保障因雇主不同而差異較大，但總體薪資低于NHS。住家護工一般受聘于第三方機構，除護理外，他們還要負責照顧客戶日常生活，包括做飯、清潔、帶客戶外出等。

小鎮附近，招聘居家護理人員的廣告。

上崗第一天，Bimbola跟著前輩護工學習如何給客戶清洗身體時，驚訝地發現客戶竟然是一名男性。“啊！我不能看！”她驚叫著捂住眼睛。她告訴我，在她的家鄉尼日利亞，護工只照顧同性別的客戶，而這也是她必須克服的第一個障礙。

清理排泄物是第二個障礙。Bimbola坦言，剛開始她也忍不住想看向別處。“每次清理后，我甚至恨不得找個地方嘔吐。”她做出一副惡心的表情。后來，她開始用一種新的視角思考：“如果客戶是我婆婆，她會希望我在照料她時別過臉去嗎？”這樣的自問慢慢幫助她克服了心理障礙。

老年病房的簾子內，傳來熟悉的安撫聲：“親愛的，把你的臀部抬起來好嗎？我知道很不舒服，對，就這樣，你做得真棒！”

在這個醫院里，不論醫生、護士，還是護工和服務員，都習慣稱病人為“親愛的（my love）”。剛聽到時，我覺得這種稱呼有點矯情刻意，像淘寶客服常用的“親”，但在病房的特殊語境里，它卻奇妙地生出一種溫暖的力量，拉近了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的距離。

為保護病人隱私，每次護工們在拉上簾子給病人做護理之前，都會禮貌地請志愿者離開。即使隔著簾子看不到里面的情景，簾子外的人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氛圍。有時簾子內是護工和病人平靜地聊著家常，有時卻是病人的喊叫和咒罵。簾子打開后，我偶爾會看到護工們臉上的疲憊，有時他們甚至忍不住對我苦笑搖頭，但他們轉頭面對剛剛朝他們發脾氣的病人時，依然溫柔地稱他們為“親愛的”。

忙、忙、忙

Michael是一位20歲的英國白人小伙，目前正在攻讀醫學院。“學醫的人通常都懷著幫助別人的理想，也許有點天真。”他帶著幾分自嘲回憶道。2023年，他利用大一暑假，在倫敦一家私人養老院做護工，既為賺取零花錢，也想積累與醫療相關的經驗。

他簽的是零小時合同（Zero-hour Contract），沒有保障最低工時、沒有病假津貼或養老金，雇主隨時根據需求給雇員派工作，雇員也有自由接受或拒絕工作。這種合同一般存在于服務行業，根據英國議會下議院圖書館的數據，目前英國大約四分之一的社會護理工作者采用零小時合同。英國2023年最低工資線為每小時10.42英鎊，Michael的工資是11.10英鎊每小時，僅僅略高于此。

在Michael的想象中，護理工作是為了幫助客戶更好地享受生活。然而，真正開始工作后，他才發現，護工能做到的只是維持客戶的基本生存：擦洗、換衣、喂食——他的工作重復且永無休止。“當你好不容易把每個人都洗漱好，已經到了午飯時間；等你讓每個人吃完飯，又到了換洗的時間。如果你稍微多陪一位客戶聊幾分鐘，下一位客戶可能就要在屎尿中多等幾分鐘。”

作為新手，Michael為每位客戶花的時間比熟練護工要多，他也堅持不走捷徑，確保護理質量。然而，這份認真負責反而讓同事們不愿與他搭檔，因為他的工作節奏拖慢了整個團隊。

理論上，他在12小時的輪班中有半小時午飯時間和兩次短暫的休息時間（各15分鐘），但實際上，他幾乎沒有機會停下來喘口氣，午飯時間也常被壓縮。一天工作下來，Michael感覺筋疲力盡。零小時合同下，接班或休息由員工自己決定，為了多賺錢，他常常連續上四五天的長班，休息兩天后繼續。

客戶的不領情也讓他備受挫折。他理解，被陌生人擦洗不僅意味著失去隱私，還可能伴隨著身體上的不適，因此不少客戶會表現出抗拒甚至憤怒。但當他的努力換來的只是客戶的咒罵時，他仍然感到難以釋懷。“其實，客戶的一句‘謝謝’就能讓整個護理過程順利許多”，Michael說。

他依然提醒自己：保持職業操守，不能因為與某些客戶關系較好，就對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或情感。

忙碌也是Bimbola的常態。做住家護理時，她一般在客戶家里住兩周，第三周休息。她要負責照顧客戶生活的方方面面：洗漱、穿衣、買菜、做飯、拿藥，陪客戶散步、聊天。除了每天一小時的午餐，客戶睡覺的時間是她唯一的休息時間。但她也無法完全放松。有時，她要利用這段時間打掃衛生；而她終于躺下后，休息也可能隨時被打斷。

有一次，她剛入睡，就被患有失智癥的老人叫醒，對方問窗簾是不是沒拉上。Bimbola再三確認后，老人才返回自己的房間，而她卻再也難以入眠。“即使是休息的時候，如果客戶敲門，你也不可能說‘我沒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需求有多緊急。如果因為你的照顧不周導致問題發生，責任全在你。”她感嘆道。

而在老年病房，護工的時間更是捉襟見肘。他們一般是37.5小時每周工作制，每次輪班12小時，中間可能穿插一些半天班，工作日或周末輪休。在醫院，護理都由醫院聘用的護工完成，免費提供給病人。這源于NHS提供可及且平等的醫療服務的宗旨。NHS成立于1948年，主要依靠稅收作為運營資金。除了處方藥、視力測試和牙科等少數服務外，大部分治療是免費的。

對于需要24小時一對一看護的病人，醫院會額外聘請護工，一般是兼職護工，每小時工資比全職護工高。即使一個病人有自己的住家護工，他們也不被允許帶到醫院，因為醫院要對在病房里發生的事情負責，每個在醫院工作的人都需要經過嚴格的背景審查。NHS護工薪資每年在24000英鎊到26000英鎊之間，根據經驗不同有所差異。

然而，英國醫療照護行業的專業人員處于嚴重短缺狀態。

根據NHS England數據，截至2024年9月，NHS約有十萬七千個全職等效崗位空缺。國王基金會的調查表明，員工的流失主要由于工作壓力、薪資偏低和缺乏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人口老齡化和失智癥患者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英國老齡協會與護理質量委員會2024年的調查顯示，英國每4名老年人中，就有1名沒能獲得所需的照護服務。

對于失智癥患者來說，失去了時間和空間的秩序感，陌生病房里嘈雜的聲響和來往的人，都可能讓他們困惑、恐懼。大多數時間，他們只是等待——等待三餐，等待家人到來，等待換洗。

有一次，一位患有失智癥的老奶奶Rose，焦急地把我招到床前，懇請我幫她換洗。“稍等一下，我去找護工幫你好嗎？”我話音未落，Rose就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讓我離開她視線半步。“你如果走了，就不會回來了，到時誰來幫我？”她眼里滿是焦慮和恐懼。分身無術，我只好坐在她床前，陪她一起等待。護工、護士來來往往，我一個又一個地“逮住”他們，轉達Rose的請求。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得到的是一個接一個的“等一下”。

“看吧，沒有人會幫我，他們就讓我一身臟地躺在這里。”Rose絕望地說。這塊骯臟的尿布好像是她此刻生活的全部，她四處張望，無論我說什么，都無法轉移她的注意力。

二十分鐘后，終于有兩位護工有時間幫Rose進行換洗，簾子被拉上時，我也松了口氣。這樣的等待，Rose每天可能要經歷好幾次。

Rose的情況不是個例。走在病房里，我常常被病人叫住：有的想上廁所，有的想穿上毛衣，有的想調整枕頭的高度，有的需要輔助喂食……對于患者來說，這些都是迫切的小事，很多人會跟我抱怨，為何這么簡單的需求，卻始終沒人能第一時間幫忙解決。而事實上，每位護工通常要照顧六名病人。面對不斷涌來的請求，護工們只能不斷理清輕重緩急，優先處理那些最緊迫的狀況。

人才缺口下，缺乏吸引力的護理行業

“你要去做護工？是不是有點大材小用了？”朋友聽說我近期的職業考慮時脫口而出。

“你這話驗證了大家對護工的偏見啊！”我說，心里卻偷偷因為朋友對我專業的肯定而歡喜。

在許多人眼里，護工是沒有太多教育資質和職業選擇的人才會從事的工作。

在我服務的醫院2023-2024年度報告中，特別提到，他們推出了學徒項目，希望通過給護工提供向護士助理、護士、助產士等職業發展的路徑，吸引更多人加入護理行業。這似乎意味著，護工在醫院是緊缺的，但這一職業也少有明確的職業前景。

醫院招人難，養老院也同樣缺人。Michael遞交簡歷后，僅用一周半就得到了養老院的護工工作。他記得招聘廣告上對求職者資質幾乎沒有硬性要求，只要無犯罪記錄即可。

面試過程更顯草率——經理拿著問卷逐題詢問，大部分問題涉及醫療倫理或狀況，Michael一知半解，但面試官耐心提示，甚至主動幫他總結答案填寫在答卷上。第二天，Michael被告知通過了面試。這么輕易送上門來的工作，Michael是第一次見。

護理培訓持續四天，內容主要是急救演練和護理相關的法律、倫理知識。具體的工作內容，Michael直到第一天上崗才搞清楚。

Bimbola接受的培訓更為簡單，通過幾天線上課程，她就獲得了護工資質，受聘于一家英國的私人護理公司后，除做住家護理（Live-in Care）外，她還做居家護理（Domiciliary Care）工作，工作方式類似于快遞員，公司派單，護理員接單上門服務。每天，她要分別去六到七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里，幫他們做飯、擦洗、如廁。每次任務需在30分鐘到一小時內完成，然后趕往下一個家庭。公司只給每次走訪間留15分鐘交通時間，而客戶往往分布在小鎮各處。初來英國，她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車，只能搭公交車奔波，經常因遲到被護理公司的老板責怪。面對這些問題，老板只給她一個建議：“去買輛車吧。”

小鎮的道路。

Bimbola的工作日從早上7:30開始，晚上7:30結束。盡管她一天“在崗”12小時，但只有實際服務的六到七小時算工時，薪資略高于每小時11.44英鎊（約105.67人民幣）的英國2024年最低工資水平。

她苦笑著說：“朋友叫我周末去倫敦玩，我總是回絕：‘別算上我，我沒錢。’”

隨著暑假的結束，Michael也結束了在養老院的工作。看到自己無論怎么努力工作，都無法改善老人們的生活質量，Michael承認他有種深深的無助感。他原計劃把這份工作當作上學時的兼職，但如今他堅決表示，這輩子再也不想做護工了。

他坦言，之所以愿意和家人朋友聊起自己做護工的經歷，是因為他清楚這只是份臨時的工作：“也許是因為身邊的同輩人，大多都在找需要學歷資質的工作吧。”

助人的理想還在，只是現在，他寄希望于成為醫生后可以治病救人。“不知道這種期望是不是也太天真了呢？”Michael笑道。他現在專心于學業，假期時通過給高中生做考試輔導賺零花錢。

我的心態和Michael類似。即使親眼看到護理工作的價值和重要性，社會對職業尊嚴的定義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對這份工作的考量。 看到當年一起做記者的同事們，如今有的升職成為編輯，有的轉到了更高收入的行業，和她們探討我對做護工的考慮時，我也總不由自主地把這份工作描述為一個進階到其他職業（比如康復治療師、養老行業創業）的過渡，而不是一份永久的事業。

我好奇Bimbola是如何決定長期做護工的，在尼日利亞時，她是一家室內設計公司的老板。她提到自己的表兄弟在得知她現在從事的工作后，既驚訝又直言不信她能堅持下去：“你在尼日利亞可是被大家尊稱‘夫人’的女商人啊！”

異鄉人

我所服務的老年病房里，護工們來自世界各地：印度、羅馬尼亞、尼日利亞、意大利，有年輕人，也有中年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閑聊時，簽證和移民經歷往往是異鄉人之間迅速拉近彼此距離的話題。

有一次，我問一位來自羅馬尼亞的護工是否喜歡她的工作，她遲疑片刻，勉強笑了笑：“這工作不容易，但總比待在我的國家強。”

Michael告訴我，他所在的養老院里，只有他一人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同事們大多依靠這份工作獲取簽證擔保。許多人在本國已是護士，但要在英國成為注冊護士，必須通過考試取得本地資質。為了在備考期間保持合法身份并有收入，不少人將護工工作視為過渡。根據慈善機構Skills for Care 2023-2024年的數據，英國護工從業者中，黑人、亞裔及其他少數族裔員工占比達40%，比英國總體人口中的多樣性比例高出23%。

一次醫院志愿者培訓活動結束后，我和Bimbola在寒風中邊走邊聊，直到走進開著暖氣的咖啡館，她才松了口氣，調侃道：“什么時候才能適應英國這鬼天氣啊？”

Bimbola的家鄉尼日利亞那天的氣溫是32攝氏度，而此刻，她捧著一杯鋪滿奶油和棉花糖的熱巧克力，跟我講述一年前她為什么離開那個溫暖的國家。

在尼日利亞，Bimbola是室內設計公司的老板。她的父親曾在油漆廠工作，后來自己創業。Bimbola研究生讀的是教育，但畢業后被母親說服到家里的公司工作，2007年正式接管家里的生意。

看似安穩的生活，背后卻充滿了壓力。政府的貪腐讓她做審計工作的丈夫日益抑郁，日益飆升的物價讓他們的生活成本不斷增加。Bimbola開始思考離開的可能性。

2020年，英國推出了醫療與護理工作者簽證，并通過減免簽證費與移民醫保費、加快下簽速度等方式，吸引從業者到英國就業。只要有雇主擔保，從業者就能長期留在英國，簽證最長可達5年，比一般學生簽證長得多，而且到期后，只要還有雇主擔保就能續簽。

通過朋友，Bimbola了解到政策上的優惠。2023年10月，她如愿來到英國。工作穩定下來后，Bimbola的丈夫和孩子們也都跟隨她搬到了英國。

我問她，有沒有后悔來英國？她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講起一次與客戶的對話。那位在小鎮上長大的老人向她抱怨英國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她笑著回應：“我來英國后，沒經歷過停電，連發電機的聲音都沒聽到過。晚上十點半，人們還能安心在外走動。如果在尼日利亞，天一黑你就得待在家里，怕搶劫或偷盜。對我來說，這里還是比我的國家好多了。”

她坦言，如果能以教師身份移民英國會更好。做老師既符合她的大學專業，又不像護工工作那樣需要耗費大量體力，但那需要通過繁瑣的資格考試。“要是走那條路，我估計還在尼日利亞呢。”

在老年病房，膚色的分野是鮮明的：醫生、護士和服務人員以少數族裔居多，病人卻以白人為主。我所在的小鎮有85%的人口是白人，而醫院是鎮上除大學校園外，文化最多元的場所。

在病房服務期間，我曾遇到過男性患者對我說，他“最喜歡和亞洲女性上床”，并暗示讓我跟他回家，充滿騷擾意味。但更多時候，歧視性表達是間接而隱晦的。有一次，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對我說：“我沒有反對移民的意思，但現在外來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占用了很多住房，導致房價上漲，本地出生的人都住不起本來應該是他們的房子。”她滿臉親切和善，似乎沒有意識到，陪她聊天的正是一位外來打工的移民，而每天為她擦洗喂飯的，也正是那些“占用”了本地住房的人。

小鎮街景。

寫滿問題的皮球

老年病房的活動室里，錄音機放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情歌，窗子貼著五顏六色的花朵圖案，窗邊大桌子上整齊地擺著各種圖書，有小說、雜志、自然讀物。角落的大書柜里塞滿了桌游、填字卡、拼圖、涂色書，書柜旁還堆著呼啦圈和彩色皮球。

活動室的門一關，既聽不到隔壁床患者忍受疼痛時的呻吟，也聞不到屎尿的氣味。盡管離老人們的病床只有幾步之遙，卻仿佛是另一個世界。

等老人們圍成一圈坐好，Maria囑咐我給大家倒上他們想要的熱飲——在醫院里，一杯熱茶或熱巧克力，有時能帶來莫大的安慰。隨后，她會帶領大家做一些適合坐著完成的伸展運動。

活動組織者Maria是個干練又活潑的中年女人，來自意大利，在成為活動組織人以前，也是一名資深護工。早上忙完了老人的早餐和洗漱，她便到病床前，把有精力的老人一一“拉”到活動室里。有些老人早早就期待著活動的開始，而讓有些老人挪窩兒，則需要勸一勸。Maria一邊開著玩笑，一邊扶老人坐上輪椅，前一刻還說對游戲沒興趣的老人，被推進活動室時，已被Maria逗得滿臉笑容。

“想象你在擦窗子，這窗子有點大，必須要伸長手臂才能擦到。”她微笑著說，雙臂緩緩張開，手掌在空中劃出一圈又一圈的弧線，仿佛真的在用抹布擦拭窗玻璃。老人們跟著她的節奏伸展著，這看似簡單的動作，對很多久坐不動的老人來說并不容易。Maria邊做示范邊環視每位老人，提醒這位如果肩膀疼就暫時別做這個練習，又俏皮地鼓勵只看不做的那位別偷懶。

接下來，Maria拿出一只寫滿問題的皮球，這是她常用的道具。

她把皮球逐一拋給老人，接住球的人需要選擇皮球上的一個問題來回答：“你最喜歡什么食物？”“你喜歡貓還是狗？”“什么東西會讓你微笑？”每當一位老人給出答案，常常會激起其他老人對同一個問題的熱烈討論。有一次，他們從三文魚三明治聊到了小鎮上最好吃的飯店，回憶起小鎮多年前的繁華景象，以及他們作為孩子在二戰期間的所見所聞。在游戲中，老人們褪去了他們作為“病人”的身份，仿佛只是在小鎮咖啡館里碰巧遇見的鄰居，聊著家長里短，交換人生故事。

Maria的工作職責遠不止于游戲，她還承擔著給老人們做直接護理的任務，而在Maria的安排下，護理工作顯得治愈且充滿樂趣。

在一個難得的晴天上午，她把一位需要洗發的老人帶到活動室里，其他老人則在一旁做填字游戲。溫水在紙板漿做的臉盆里冒著熱氣，陽光灑進活動室，錄音機里播放的是經典的圣誕歌曲。所有人的目光都被Maria給老人洗發、梳發的輕柔動作吸引，以至于忘記了手里的填字卡。老人們七嘴八舌地聊著各自年輕時的發色，親切地稱這次活動為“Maria的沙龍”。

把活動組織起來，需要很多智慧。Maria告訴我，“如果沒有和其他護士、護工協調時間，沒有他們體力上的幫助，我一個人很難把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帶過來參加活動。”只要她值班，Maria都會嘗試給老人們安排一些有趣味的活動，但因為時刻變化的病房狀況，活動組織不起來也是常有的事。有時，活動室會被其他工作人員用作會議室而一上午大門緊閉；有時，活動室甚至被用作臨時病房。

到了冬天，流感高發，跌倒事故增多，老年群體受到的影響尤為明顯，活動室里也臨時加床，住進了兩位病人。一個上午，Maria都在和其他護工一起忙于給患者進行換洗。即便如此，她也不忘囑咐我把沙包和皮球帶到患者床位前，在有限的空間里做一些拋扔的簡單運動。

尾聲

“幫忙看著有滑倒風險的病人別讓他們亂走”、“去問問這位情緒激動的病人到底需要什么”、“去幫他做杯熱茶”、“去陪她聊聊天”……穿梭在老年病房的走道里，我一次次被護工、護士們叫住。

經過八個月的志愿者服務，我終于弄清楚了物品都擺在哪個儲物柜，熟悉了長住患者的早餐喜好，更知道怎么和失智癥患者互動，對病房里的一切氣味、情景，也都習以為常了。

兩個月前，我拿到了英國的伴侶簽證，幾天后，我接到了新的工作offer。護工作為一種職業選擇的考慮被擱置到了一旁。我沒有Bimbola的勇氣，選擇這份與自己專業無關、被社會低估的職業，作為立足他鄉的方式。

如今，無論是面對異性的身體，還是客戶的排泄物，Bimbola都能做到以專業、尊重的態度處理。一年過去了，她還在做著護工的工作，并利用業余時間攻讀一門為期六個月的醫療與社會照護課程。她希望通過學習獲取更多資質，將來有機會在醫院工作，最終成為一名護士。

“我喜歡照顧別人”，Bimbola說。在尼日利亞，每周兩天，她會騙公司的人說去見客戶，然后“溜去醫院做志愿者”，她偷笑，“我在產科病房、兒童病房、老年病房都服務過。最開心的時刻，就是當有人跟我說：‘因為你，我好多了。’”有些老人甚至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賴，每天期待著她的到來，甚至連周末去教堂，都想邀請她陪同。

不過，做住家護理，意味著她在工作的日子里無法見到家人。剛來英國時，丈夫和孩子還在尼日利亞，Bimbola會在休息時間給他們打電話。全家團聚后，短暫的分離反倒變得難以忍受。上周，有雇主問她是否愿意接一個一周的住家護理工作，她的丈夫在場，明顯不愿意她答應。即使她表達了想要去的意愿，雇主也再沒有聯系她。“在這行，如果你一次說‘不’，別人就不會再找你了。”Bimbola無奈地說。

“要在這一行堅持下去，必須要有熱愛”，Bimbola告訴我，“在這個國家，護工還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幫忙做一件小事，客戶也會真心感謝。”

她決定把周五的時間空出來，繼續“溜”到醫院里做志愿者。每周一天，不用忙于給老人做身體上的照護，她有充足的時間，陪他們坐著聊天、唱歌，一起大笑。“做護理工作是出于‘必須’，而做志愿者是出于‘我想做’”。

除了Bimbola，我也遇到了不少像她這樣懷著理想主義的護工：在小鎮乒乓球俱樂部里，我認識了一位球友。他在五十歲以前從事廣告設計，因為對心理健康產生興趣，轉行到精神病醫院做護工，并在六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名康復治療師。他說直到現在，他去哪都驕傲地帶著他的護工工牌，這份工作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在病房里，我結識到一位退休警察，為下半生尋求有意義的事業而選擇加入護理行業，她說做警察和做護工都讓人看到世間百態，很少人能有殊榮這樣親近地接觸到別人的生活。

還有一位二十出頭的小鎮女生，在這里出生長大。她談起做這份工作的初心：幾年前她的祖母病危，去世前就在這個醫院住院。當時她看到護工們對祖母的悉心照顧，便下定決心要把護理當作自己的職業理想。一邊說著，我們拿來干凈的床單和枕套，還沒等我彎腰，她就把病床調高，提醒我這樣就不會損傷腰部。接著，她事無巨細地向我演示，如何把床鋪得平整無褶皺，以保證病人翻身后也能睡得舒適。

小鎮。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護工與患者的姓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