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意識的反映的網絡熱詞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更新，最近“佛系青年”這一詞開始流行起來，佛系青年指的是“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引自百度百科），對生活質量沒有了追求，不再固執于某個選項，對于來自社會的要求服從但不上心。這個詞似乎和“喪文化”一樣，都是古老的犬儒主義或者說斯多葛主義在當代的回聲，但與以“葛優躺”“咸魚”為代表的什么都不做的喪不同，佛系青年他們的態度不是“不干”，而是“沒所謂”，那如果說喪文化的（至少在精神上）的罷工可以說是對各方面生活壓力和工作倫理的反抗，那么佛系青年他們是全面妥協的一群人了嗎？本文首先回顧一下作為犬儒主義的佛系的歷史和當代性，然后再對照西方文化中一些形象，討論“佛系”青年能否形成一種潛在的抵抗，最后回到“佛”這個詞中，談談流行文化中的佛教可能意味著什么。

犬儒主義在今天

由犬儒主義后來發展出來的斯多葛學派盛行于繁榮但高壓的羅馬帝國中，那時候人們一方面在強大的羅馬帝國面前深感無力，另一方面又對所謂的“上層社會”生活方式感到厭倦。所以犬儒主義學派和后來的斯多葛主義的人提倡一種清心寡欲、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拒絕物質與權力的誘惑，在最樸素的環境中獲得自由。

這種狀況某種意義上還是挺貼近中國的八零后九零后青年的，一方面，很多社會資源都已經被上一代給占據，一些人背負著沉重的經濟壓力做著辛苦而無趣的工作在大城市供房子，然而另外一批人卻能夠憑借著上一代積累下來的房產和其它社會資本悠閑地實現人生；另一方面，“理想主義”這個詞已經不像上一代那樣對年輕人來說那么有魅力，很多年輕人已經失去了能改變環境的能動感，同時也害怕自己的反抗行為會導致自己承受不起的災難，所以他們只能選擇在“奴隸”的位置聽從著上級的命令去勞動，以保存自己的生命。佛系青年所體現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避免沖突，也就是避免接觸能給他們帶來危險和強烈情緒沖擊的事情，即使他們有熱愛的東西，比如說某個明星，他們也并不像狂熱粉絲四處宣傳和征戰，而寧愿選擇抱有一種平和低調的熱愛。 他們避免沖突的同時，也避免自己依賴物質的傾向，但這并不同于禁欲主義，而是抱有一種“可有可無”的態度，也許正是這種態度避免了內心的沖突（比如不會再糾結于，“我該享受”和“我該省錢”這兩個超我間的沖突）。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里面說到斯多葛主義是“人類精神歷史上第一次意識的自由”（198），因為“這個意識對主人和奴隸都采取消極的態度，在它的個體生活的一切交接往來的依賴關系中，它都是自由的、超脫的，它都要保持一種沒有生命的寧靜”（199）。黑格爾認為斯多葛主義的出現在“主奴辯證法”之后，主奴的辯證法是一段這樣的歷史：兩個獨立的生命都要讓對方承認自己，所以雙方準備賭上生命展開爭斗，其中不害怕死亡、敢于以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去斗爭的一方成為了主人，而害怕死亡，不敢去斗爭的一方成為了奴隸。但是主人是要依靠奴隸的勞動，而奴隸則不依靠主人，所以奴隸在勞動中獲得了獨立性。奴隸的意識脫離了他物，他們的意識不愿為外物所動，而純粹返回到思想自身之中，它不再關心外部的對象，而只是關心內部思維的自由。這就帶來了斯多葛主義，而有趣的是斯多葛主義的流行并不限于奴隸階級，甚至羅馬的皇帝也信奉斯多葛主義，因為并沒有人能成為絕對的主人，就算是羅馬的主人，也不得不面對戰爭、疾病、死亡，在那動亂的世界里面他們急切地轉向了斯多葛主義來超越變動不居的世界，獲得內心的安定和自由。

但問題是，佛系青年們真的獲得了自由嗎？

在當代哲學家齊澤克來看，答案無疑是否定的，他們的自由建立在對幻象的依賴上，甚至可以說對幻覺的依賴代替了對物的依賴。他認為犬儒主義在當今意識形態中的坐標不再具有反抗性和進步性，而是一種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溫床。當今犬儒主義的公式是：“我知道，但……”——盡管我們在理性上知道如果一切都維持現狀，那么災難必然會在未來發生，比如氣候生態危機帶來的難民潮、生命科技被極權利用把人在生物層面上劃分優劣等等，但是人們為了保持內心的平和，選擇去無視這些，認為這些事情是荒謬的，并不可能真正發生。就如同盡管在新聞上天天看到有人在意外中死去，但人們還是潛意識地相信這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羅馬斯多葛主義哲學家塞內卡在被自己的學生尼祿皇帝逼迫自殺前，對他在痛哭的家人說：生命全都是悲慘，為什么你們只為這一刻的悲慘痛哭呢？在這個例子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古羅馬的斯多葛主義是帶有大無畏的悲劇精神的。而今天的犬儒主義似乎并沒有了塞內卡的勇氣，即使他們被推到懸崖前，依然不相信自己是會死的。

這番探討離現實情況似乎是更加戳中了現實的痛點，佛系青年們清楚地知道他們自身的危機：因為加班工作或是消費娛樂過度勞累，他們正值壯年的身體出現了透支，照鏡子時哀嘆自己的黑眼圈和發際線，自嘲說自己進入了關注各種養身保健品信息的中年人之列。但另外一方面，也許很多佛系青年并不會真正地去思考自己的處境并尋求改變，在領導叫他們去喝酒或是基友叫他們開黑的時候，他們很少會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健康而拒絕。盡管他們口頭上自嘲，但是卻不相信自己的頭發真的會掉光或查出三脂高。盡管他們似乎和快樂主義者隔著一定的距離，因為快樂對于他們而言也是“沒所謂的”，但是在社會的大環境下，他們還是傾向順著大流的慣性走，因為順著慣性走是抵抗的絕對反義詞，而抵抗又是佛系青年絕對的反義詞。

悲劇精神的絕對反面

有一款最近在直播間走紅的游戲《和貝內特·福迪一起攻陷難關》（一般被玩家稱為《掘地求生》）或許是個不錯的例子。玩家控制那裸著的上身，而下半身是一個罐子，用錘子敲打石頭登山的男子的原型正是大名鼎鼎的犬儒主義哲學家第歐根尼。這個游戲難度極高，能給玩家給來強烈的挫敗感，所以觀賞主播們在山頂一下子掉下平地的尖叫便成了一種樂趣，游戲失敗后這個罐男還會給出一句“名言警句”給玩家。這個平靜地登上高山又落下來，還給出名言警句勸玩家接受命運的罐男，也許可以說是一個佛系男的典型，因為他是如此地不在意自己悲慘的命運（尤其與屏幕外尖叫的玩家對比起來），在電子游戲的語境下，他不再是一個凜然接受死亡的哲學家，而只是一個滑稽的游戲角色，因為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真的是會死的。每次在山上墜落失敗后他都能夠重置自己的生命重新開始新的一輪登山，對于他來說并不相信有真正的失敗，因為不存在有真正的死亡，失敗只是對于玩家而言的。

如果這位游戲里貝內特先生算是一名佛系男的話，那同樣是登山者的西西弗斯又怎么樣呢？他被天神懲罰，每天周而復始地推著大石頭上山，推到山頂后石頭滾下去，然后他又要重新開始推石頭上山。在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看來，西西弗斯是一個偉大的反抗者，因為他并沒有逃避自己的命運，他深知道自己的苦役是沒有盡頭的，但依然在對自己的命運說“是”，從而在精神上獲得了自由。與黑格爾眼中的斯多葛主義相反，加繆眼中的西西弗斯并沒有停止他的反抗，盡管這種反抗對自己的命運而言是沒有任何改變的。（有趣的是，黑格爾也曾在《邏輯學》里面說過，只有自由的人才擁有命運，低等生物是沒有命運可言的。可是這是在另一個層面上說的。）西西弗斯的自由不同于不依賴于外物的自由，他的自由并不意味著對物的否定，而是明明在可以對外物進行否認的前提下，他選擇了肯定，所以他行使了自己的自由意志。這里包含的不再是犬儒主義的精神，而是同樣來源于古希臘的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可以說是佛系男的絕對反面，它可能也是離當代最遠的東西之一。在近幾年網絡“表情包”文化下，擁有主導權的是反諷文化，在這種文化下悲劇精神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會帶入一種個人英雄的神話并容易被歸納進“心靈雞湯”的神話譜系里面去。在現實的種種挫敗和壓力下，在種種史詩宏大敘事的破裂下，悲劇精神對于當代人來說似乎是過于奢侈。

當然，并不是說表情包文化或者說喪文化的譜系不能催生反抗的精神，美國作家麥爾維爾創造了“抄寫員”巴特比，他有一天突然用一個奇怪的句式“我寧愿不”（I would rather not to）來拒絕老板的任何要求。或許喪可以說是一種自殺式的反抗，至少是一種時代劇痛的癥狀，但是為什么喪之后為什么是佛系呢？

佛：為什么選中我？

上文談了一些在西方文化里對佛系的對照物，最好來談談為什么網絡文化會借用起在中國擁有悠久歷史的佛。需要提前說明的是，筆者并不認為這個網絡熱詞中的佛字和高深的佛學有任何深刻的聯系，它只和佛教在民間的普遍印象（也許是偏見）有關，所以并不打算在佛教學理中尋找這個作為流行文化的佛的闡釋。

佛系的火熱引出了道系、儒系、法系等等，在他們的“三連”的對比中我們或許能夠看出些頭緒：

佛系：都行，可以，沒關系

儒系：稍等，抱歉，對不起

法系：免談，不見，按規矩

道系：閉嘴，滾蛋，你XX

毫不意外，佛系是其中最火的一個，因為它是出于方興未艾的喪文化譜系里，比其他系更加貼近這個時代的理想：對虛幻、痛苦的自我革除，取得平靜的心境。而且其他三種系仿佛都會帶給人某種不適：儒系必須壓抑自己的情緒，而佛系可以干脆避免這種情緒；法系和道系都會帶來人際關系中的沖突，而這是佛系最需要避免的。這種“避免”也是佛系與喪的最大差別，因為喪過后會面對更大的沖突。

而人們對佛一種比較常見的認識是，佛可以進入一種“無我之境”，既然沒有了自我，那么一切可以跟著慣性和大流走，在免除由于自我的執著帶來的矛盾之外，也避免了自身選擇的責任。這同樣也是最近在白領間流行的佛文化的衍生物“正念心理療法”起效的原因，正念治療通過對身體或心理狀態的集中，比如練習聚精會神地體驗自己的清晰，試著把它再腦海里形象化，然后想象它像一片樹葉那樣飄走。通過這種練習把“自我”懸置起來了，從而把連帶的作為主體的責任都懸置起來了。

齊澤克在《事件》里詳細地批判了佛教的意識形態，并把它看作資本主義的重要補充。“如果馬克斯·韋伯還活著的話，會寫一部《佛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勞動者與自己的情緒保持著一定的疏離狀態，認識到其中的虛幻性，以便能夠更充分地投入進工作任務里。其實在佛系青年誕生之前，早就有一批“佛系士兵”，接受過禪宗訓練的他們能夠完美地執行殘忍的任務，不帶一絲猶豫，他們抱著的正也是“都行，可以，沒關系”的佛系態度，而這種倫理態度的形而上學基礎就是一種佛教教義（也許是被流行文化認知所歪曲的）：一切現象、一切痛苦都是虛幻的，不需要對它有任何執著，所以一切都是沒關系的。所以盡管佛系的士兵和工人對于他們所做的事情并沒有強烈的信仰和熱情，但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按命令更加高效完美地完成這一切。也許甚至我們可以說，佛系青年是經歷過喪的反抗之后無聲無息的妥協。

佛系青年在自嘲背后是是一種在不安的時代中尋求內心安寧和自由的手段，但它已經喪失了古羅馬的激進性和悲劇精神，不去直面自身的困境、苦難和不可逃脫的死亡，他們的平靜不再是建立在對悲劇命運的終極接受上，而是建立在“我知道，但……”的幻想上的。或許他們拋棄的不是對物的依賴，而是對現實的反思，“都行，可以，沒關系”的態度成為了心靈庇護所。

在齊澤克來看，這種傾向比我們常常斥責的“青年人不關心社會”更要危險。因為他們并非在現實中的崗位上缺席，而是帶著“無我”的身體繼續參與工作。他們把“尊嚴”當作虛幻的東西，他們把抵抗看作無用的天真，不再去執著與它們。正是因為如此，他們不再是沙發中的葛優或是“我寧愿不”的巴特比，或許他們最終會變成比那些狂熱、勢利的人還要完美地服從命令與完成工作的人，如同一部部高度服從的機器。或許這個想法很瘋狂，也或許這是我們早已知道但不愿意面對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