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地鐵一號線于2017年6月23日宣布將設置女性專用車廂。具體實施辦法是于本月28日起，每逢工作日的7：30 至9：30，17：00至19：00將往東站方向的最后一節車廂以及往西朗方向的第一節車廂設置為女性專用車廂。據稱， 女性專用車廂的設立是為了有效的控制地鐵中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同時減少由于擁擠產生的“尷尬”。據報道稱，廣州地鐵的管理部門特意強調， 女性專用車廂，實際也并非女性專用，而是主要起到一個倡導性的作用。 此外，除了廣州市，深圳市也有可能開始女性專用車廂的試運行 。

事實上，在女性專用車廂出現之前，在大連以及合肥就出現過比一般停車位寬出7厘米的“女性專屬停車位” 。雖然女性專屬停車位在德國、韓國等國家均有實踐，中國則是唯一一個將女性專屬停車位拓寬的國家。女性專用停車位以及女性專用車廂這類 “女性專屬”的設施往往成為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討論。從女權主義出發的批評者，通常指出這類設施實際上反映了針對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 。而大部分支持者認為這些設施和制度設計是 “對女性的關愛和尊重”，是“人性化的設計”，能夠讓女性“體驗到幸福感”，認為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太“不領情”。

無論是女性專屬車位還是女性專用車廂，其本質都 是一種性別隔離（sex segregation）的措施。在人類社會的實踐中，性別隔離的狀況并不少見。按照學者的分類，性別隔離分為很多種，有法律性的、行政性的、自愿性的。法律性的性別隔離包括區分男女廁所、洗浴設施等，而行政性的則包括體育運動中以及醫療實踐中的性別隔離。自愿性的性別隔離則更加種類繁多，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征，很多基于性別的組織和協會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女性專用車廂能創造對女性有益的“安全空間”嗎？能促進性別平等嗎？這篇文章試圖從性別隔離的角度，來初步探討這些問題。

女性專用車廂的前世今生

女性專用車廂并不是特別新鮮的事情。至今，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國家，出于宗教的原因， 女性專用車廂相當普遍。 不僅地鐵車廂，很多情況下，這些國家還提供婦女專用的公交車、出租車等服務，由女性來擔任司機，提供服務。

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在世俗化背景下， 女性專用車廂也在不同國家經歷過起起伏伏。一般來說，世俗化背景下的女性車廂，其目標都是為了防止性騷擾的發生。在英國還處于維多利亞時代的1874年，為了防止沒有男性陪同的女性受到騷擾，就曾經設立過女性專用車廂。1977年，因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法律規定禁止以性別為基礎區分對待公民，反對女性專用車廂的聲音占據了優勢，英國廢除了女性專用的車廂。

而在日本，女性專用車廂最早出現在1912年，在交通高峰時段，男性女性學生可以分別乘坐列車。該服務于二戰之后停止。而二戰之后的1947年，日本的地鐵過度擁擠，孩子和婦女往往難以擠上列車，因此，在Chuo Main Line和Kelhin-Tohoku Line這兩條線路上，設立了婦女專用車廂。不過，這些車廂也于1973年在列車設立了“博愛專座”（priority seats）之后取消。

近20年來，女性專用車廂在非宗教化的語境下，似乎出現了復辟和新發展。譬如， 自2000年開始，日本的多個地鐵公司開始陸續推出女性專用車廂，至今已經有三家公司實施了女性專用車廂的服務，延續至今。類似的“復辟”也險些發生在英國，2015年，英國工黨的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宣布考慮重新設立女性專用車廂以減少性騷擾，頓時引起了很多反對的聲音。英國衛報刊登了名為《女性專用車廂，多么荒謬而倒退的想法》的文章，作者Gaby Jackson批評女性專用車廂這樣的措施，類似市場營銷中 “shrink it and pink it”的舉措，對服務沒有任何改變。她號召，“進步的男女應該反對對女性的暴力，而不是要求婦女們改變她們的行為。”

除了日本，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在2000年之后推行了女性專用車廂：巴西于2006年設立了女性專用車廂。墨西哥于2008年開始在地鐵中設置女性專用車廂。 類似的，在印度尼西亞，為了應對層出不窮的地鐵性騷擾報告，名為PT Kereta Api的地鐵公司于2010年推出了女性專用車廂。 2004年，臺灣也開始嘗試女性專用車廂。雖然這樣的嘗試，因為效果不佳，僅僅持續了三個月的時間。

性別隔離在實踐中有問題

性別隔離真的能夠在實踐層面能減少性騷擾行為，帶來女性的安全嗎？根據日本的統計報告，實施女性專用車廂之后，性騷擾的報告下降的三分之一。但二者的相關性還有待驗證，因為事實上，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地鐵中性騷擾數據的浮動。譬如，紐約警察就曾經指出，警方一旦采取措施鼓勵婦女報案，性騷擾的統計數量就會攀升，隨后就會慢慢下降。這并不標明性騷擾數量有實質的變化，而僅僅反映出很多人還是在遭遇性騷擾之后選擇了沉默。目前中國的女性專用車廂將要運行，目前并沒有可信的數據和研究來回答這一舉措在中國語境下的有效性問題。但基于其他國家的實踐，我們能總結出女性專用車廂在具體實踐和操作中的一些問題。

首先，女性專用車廂到底能減少多少性騷擾呢？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性騷擾都發生在熟人之間以及工作場所。權力的不平衡往往會導致各種形態的性騷擾，而陌生人之間的性騷擾比例反而并不高。對于女性來說，設立女性專用車廂，恐怕并不能迅速而且有效的減少她們生活中所遭遇的騷擾和暴力。即使女性專用車廂能夠讓地鐵中的性騷擾案例在統計上減少了， 一旦出了地鐵，我們還是共享同一個公共空間。只有爭取到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尊重，改變物化女性（以及男性）的態度， 才能真正減少性騷擾事件的發生。

其次，女性專用車廂的存在并不能保證所有女性都能夠順利乘坐專用車廂。以日本為例，有些公司只在交通高峰提供女性專用車廂，有的只在快速線路上提供專用車廂。不僅如此，女性專用車廂的數量在整個車廂中的比例很低，一般一趟車中僅有一到三個車廂專門為女性提供服務，這樣一來，女性專用車廂比一般車廂要更為擁擠。這就意味著，大部分的女性還是需要乘坐男女混乘的車廂。這樣的情況下，女性專用車廂的效果恐怕就大打折扣了。

再次， 女性專用車廂的設立，可能會改變地鐵這一公共空間中，男性與女性的關系，一旦性騷擾再度發生，人們則更容易譴責受害者而非施害者。有研究表明，一些男性認為有了女性專用車廂之后，就不應該再乘坐普通車廂。甚至認為不乘坐的專用車廂的女性，缺乏對自己安全的重視，一旦被騷擾，其自身要對自己的安全負責。本來女性受到侵害之后，就經常被譴責“穿得過于清涼”，這樣一來，受害者受到譴責就更加順理成章了。

此外，雖然女性專用車廂有很明確的標識，但是這樣的性別隔離并非法律性的或行政性的。由于地鐵專用車廂的非強制性， 往往并沒有專門的人員來保障男性不登上專屬女性的車廂。 這樣一來，很多男性還是會登上女性專用車廂 ，設立專用車廂的目的就沒那么容易達到了。在各國，都有報道男性登上女性專用車廂的例子。譬如在巴西，雖然于2006年就開始實施女性專用車廂，但是直到2013年，還有很多男性誤乘女性車廂 。日本的Keio Corporation的發言人也曾經表示：“我們不能阻止男乘客登上女性專用車廂，我們只能希望誤上了女性專用車廂的男性能夠行為體面，在發現自己上錯車廂之后，主動離開。如果專用車廂中的女性感覺必要的話，最好在列車停靠下一站的時候，告訴我們的雇員。” 更為重要的是，一些殘障人士并不能輕易區分女性專用車廂和普通車廂，他們所遭遇的困難和尷尬，恐怕也不能輕易忽略。

隔離再生產狹隘的性別觀

很多女性專用車廂的倡導者和支持者，恐怕對于批評感到非常委屈。畢竟，他們往往表達這樣一種善意：女性專用車廂體現的是對女性的“關愛”，體現的是城市“人性化”一面，是城市“文明”的標志。然而事實卻可能恰恰相反。這樣的設計和服務，不僅沒有體現出一個城市對于女性潛力和能力的肯定與尊重，卻實際上復制和強化了非常刻板的性別觀念。

在推廣女性專用車廂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說什么呢？我們在說：女性是天生的弱者，沒有辦法保護自己。我們還在說，沒有男性陪同的女性是危險的，就好像女性是不完全行為能力的個人。同時，這樣的安排對男性也充滿了非常專斷和片面的假設，似乎在說，所有的男性是充滿危險的，是不可信賴的，是危險和傷害的制造者。不僅如此，男性的欲望好似猛獸，是不可控制的。總之，這樣的的制度安排和設計， 往往和現有的性別話語共謀，不斷強化著有關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不僅如此，女性專用車廂假設了性騷擾的受害者永遠是女性。這一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工作環境中，報告受到性騷擾的案例中，有有統計數據標明，雖然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很高，但仍有高達20%左右的很多案件的受害者是男性（數據中并沒有指出施害者是男性還是女性） 。在地鐵等或擁擠或僻靜的環境中，男性也自然可能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那么，是不是也應該針對潛在的男性受害者的需求， 設立男性專用車廂呢？

更為重要的一點在于， 性別隔離建立在非常生硬的生理性別之上，對于跨性別人群缺乏考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同意，性別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概念，性別（gender）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化實踐，生理的特征只是構成性別認同的關鍵要素之一。更不用說，性的能力和興趣（ sexuality）則是更為復雜的東西。在這種建構主義性別觀的觀照下，女性專用車廂對于跨性別人士則顯然不夠友好。

車廂中的性別隔離不能帶來“安全空間”

當然，女性專用車廂也不乏支持者 。一名印度的女性就曾經寫到，她非常愿意乘坐女性專用的車廂，在專用車廂中，她才深刻體驗到了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存在乃至主導地位。她感到安全而且愉悅。這樣的言論，實際上是指出，女性車廂實際上可以作為一種“安全空間”（safe space），為女性提供更為安全和輕松乃至被賦權的感受。

我毫不懷疑，這樣的體驗是真實的。因為的的確確，女性的專屬空間通常都會給女性帶來一種團結（bonding）的機會。就如同男性之間互相之間的兄弟情義和哥們義氣在男性生活中，往往很被男性重視，被認為對男性有積極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傳統和現代的文學作品（如《水滸傳》）中都多有表達。雖然女性的姐妹情誼，比較少在文學作品中獲得承認和表達，但是女性之間的情意和共同體意識，對于女性也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與男性隔離的時空中，女性可能比較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間的共同體意識。

但是，這種同伴之間的信任和安全感的實質，其實并非生理上的，而是在社會中被形塑的 。在男權占據優勢的社會，女性往往有共同的困難和處境，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建立同情、理解和信賴。但是，性別不是人們建立共同體意識的唯一向度。我總是相信，一個更加性別平等的社會結構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團結，會基于更加復雜的社會類別，更加具有流動性，也就更可能是去性別化的或性別多元的。

更為重要的是，女性的“安全空間”的建立，應該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盡量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參與度，而非僅僅把女性當做被動的一份子。世界婦女大會、女性為主導的企業以及各類女性協會和俱樂部，往往都能創造出新的“安全空間”。因為它們都增加了女性在以往弱勢領域的存在感，增強了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存在感。而設立女性專用車廂這樣的性別隔離的措施，則并沒有真正擴展女性在社會中的力量。相反，正如很多女性主義者所批判的那樣，它很可能 一步一步侵蝕著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地位。

性別隔離與平等

性騷擾的主要根源 是男女在權力上的不對等。這種不對等，絕不主要是生理上的，而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對針對婦女（以及男性）的暴力的姑息乃至合理化，才是性騷擾層出不窮的根源。那么，性別隔離的舉措是不是性別歧視？是不是對性別平等有害呢？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女性主義者在一些情境下強調“男女都一樣” ，反對性別隔離。而在一些語境下強調針對女性的“區別對待”，支持性別隔離。這貌似矛盾的號召，其實有著內在一致性，那就是促進性別平等。比如目前各國婦女仍在積極爭取的同工同酬，就是因為在生產領域，男性和女性仍然沒有得到平等的對待。而恰恰因為平等尚未實現，促進女性的職業培訓等貌似隔離對待不同性別的“照顧性”措施，就是必要的。

從平等的角度來衡量，女性專用車廂貌似提供了對女性的“照顧性”措施，而實際上則并沒有促進女性在平等道路上前進，甚至很可能是一種倒退。 中國的很多女性本來已經較為充分的參與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現在要讓她們改變行為，在出行的時候退守到幾節時有時無的粉色車廂里， 想想都難以讓人滿意。我們要的是一種發展和機會的實質性的平等，而不是男性對于女性的廉價的“關愛”和照顧。我們需要的是立法者和執法者嚴肅處理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而不是假設男性的荷爾蒙自然會失控，把制止暴力的責任推到女性自己身上。我們需要的是不同性別之間的相互尊重， 而不是 把女性區隔到另一個空間，加深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

一個不斷合理化男性的原始欲望，強調女性的弱勢地位的措施，即使短期內有用，也是治標不治本。因為，歸根結底，它無法觸及到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長遠來看，我們的任務在于要開拓更加廣闊的安全空間，而非把女性的安全空間壓縮。而更深層次的工作，則是再造人們對于性別、女性和男性身體的想象。只有這樣，而不同性別之間才能實現 平等與尊重，才能消除不必要的隔離，減少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