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全美疫情爆發兩年以來，美國公立教育系統經歷了巨大的沖擊，結構性壓力、種族歧視和不平等日益加劇，導致越來越多的教育者離開職業，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離開公立學校。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決定不再忍受，通過罷工來為學生、教師、教育支持專業人員爭取到他們應得的權利。本文收錄了《紅州起義：教師罷工浪潮和工人階級政治》的作者埃里克·布蘭科（Eric Blanc）發表于《The Nation》上的文章，以及布蘭科與明尼阿波利斯教師聯合會的主席格里塔·卡拉漢（Greta Callahan）和教育支持專業人員分會的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發表于《雅各賓》平臺上的訪談。

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正在為公共利益而罷工

數以千計的教育工作者在明尼阿波利斯舉行罷工，全美的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這場大流行已將全國的公共教育推向了一個臨界點。隨著教育的未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場博弈的風險日益升高，而明尼阿波利斯并不是孤例。

早在新冠爆發之前，公立教育系統就處于危機之中。特別是在像明尼阿波利斯這樣以非白人為主的工人階級學區，幾十年來的資金不足、教育私有化、高風險的考試（high-stakes testing）和教育工作者的低工資使教師和教輔人員越來越難以提供給學生他們應得的教育。

為了克服這樣的情況，2018年和2019年，從西弗吉尼亞到洛杉磯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罷工高潮。“Red for Ed”運動成功地激發了教育工作者的活力，占領了頭條新聞，并挑戰了兩黨支持教育私有化的共識，但運動的進展被突如其來的大流行病所阻止。這種態勢在圣保羅最為明顯，2020年3月，教師和后勤人員在進行了三天罷工后，新冠迫使他們結束了行動。盡管其他有組織的勞工部門最近顯示出了渴望斗爭的跡象，但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學校工人只能努力維持生計。

在雙子城和其他地方，過去兩年Red for Ed的政治勢頭遭到了扭轉，結構性壓力和不平等日益加劇，導致越來越多的教育者離開職業，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離開公立學校。到2021年底，四分之一的教師和近一半的黑人教師在全國調查中表示，他們正在考慮離職。在過去的18個月里，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學校失去了超過640名教師和專業的教輔人員。

面對疫情、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以及緊跟而來的社會動蕩，學校缺乏必要的基本資源來應對學生的精神壓力。為了與進步工會日益增長的“爭取共同利益”的趨勢步調一致，明尼阿波利斯罷工的主要要求之一是為每所學校每天提供一名社工和輔導員，以及增設學校心理輔導員的招聘。“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幾十年來一直在說‘那孩子們該怎么辦’，”明尼阿波利斯教師聯合會的教師分會主席格雷塔·卡拉漢（Greta Callahan）解釋說，“現在已經到了不能再讓學生為高層人士所犯的錯誤買單的地步。”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羅，教輔人員、代課人員和教師的短缺，加劇了那些留下的教育工作者的困難。對于教育支持專業人員（ESPs）來說，情況尤其如此，他們中的一半是有色人種。明尼阿波利斯教師聯合會教育支持專業人士分會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解釋說：“如果我們要談論種族正義，我們必須談論如何對待我們系統中的每個人。”這個地區沒有給予有色人種成員和小時工應有的尊嚴和尊重。面對不斷增加的工作負擔和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資——許多教育支持人員的年薪只有24000美元，《Sahan Journal》發現明尼阿波利斯教育支持人員的空缺率為22%，許多人選擇在麥當勞工作或去聯邦快遞擔任送貨司機，這并不令人驚訝。工會要求將90%的教育支持人員的起薪提高到35000美元。

罷工者還在推動教師大幅加薪和進一步保留有色人種教師。自2001年以來，明尼阿波利斯市教育工作者的工資漲幅與生活費用的大幅增長相去甚遠。該區教育者的工資遠遠落后于該州其他地區的事實，使公立教育系統難以留住合格的教育工作者。這種差距削弱了增加有色人種教師數量的努力，教育資金不足與裁員政策的惡性結合，使得非白人教育工作者被不成比例地淘汰，而該群體往往更年輕。一個犧牲者是索馬里裔美國教育家Qorsho Hassan，由于地區預算削減和她缺乏資歷，她失去了在伯恩斯維爾的職位；在幾個月之前，她剛剛被評為明尼蘇達州2020年年度教師。

校區領導以貧困為由回應了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但這種聲明對罷工者來說是空洞的，因為該地區最近通過拜登政府的美國救援計劃獲得了數以億計的額外聯邦援助。同樣，明尼蘇達州目前有創紀錄的92.5億美元的盈余，其中大部分可用于糾正系統的資金不足。肖恩·拉登認為：“當任何民選官員說沒有足夠的資金，或者說我們負擔不起（開銷）時，都是不正確的。”

盡管有一個相對有利的預算環境，盡管雙城的工會教育工作者積極動員，盡管他們強調流行的“共同利益”要求，但這并不是一次容易獲勝的罷工。

2022年1月14日，美國伊利諾伊州，當地學生爆發示威游行，以抗議在疫情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仍需到校上課。

教育工作者并不是唯一經受了兩年大流行考驗的人——家長們將如何應對罷工仍有待觀察。隨著圍繞學校停課爭論的兩極化，以及全國范圍內右翼對教師工會重新發起的攻勢，明尼阿波利斯的罷工將使許多因遠程教育而強加給工薪階層家庭的，令人疲憊的兒童保育困境再次出現。尤其是如果罷工開始拖延下去，社區的憤怒肯定會上升。這次罷工是針對學區領導還是針對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罷工的命運。

無論這場斗爭會如何發展，它的政治影響肯定會遠遠超出明尼蘇達州。對教師和特殊教育工作者來說，一個令人沮喪的失敗將鼓勵全國各地支持私有化、反對工會的力量，并且加大他們拆除公立學校的力度。

相比之下，一場勝利將為與 K-12 的斗爭注入急需的希望，并使有組織的教育工作者能夠重塑關于我們學校未來的政治敘事。“正是因為全國Red for Ed運動，我們才來到這里，”卡拉漢指出。“我們真的希望看到這種能量從我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羅所做的事情中傳播開來。我們正在幫助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首次感到強大。”

為什么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決定罷工？

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正在進行罷工。工會的要求包括為教輔人員提供生活工資，為基本的心理健康資源提供資金，為教師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降低班級規模，以及制定能夠招聘和保留有色人種的教育工作者的有效政策。

在經歷了兩年的大流行后，教育工作者精疲力盡，公立學校每況愈下，全國性的教育工作者罷工運動“Red for Ed”處于守勢，明尼阿波利斯的罷工所涉及的風險遠遠超出了明尼蘇達州。埃里克·布蘭科分別采訪了明尼阿波利斯教師聯合會（Minneapolis Federation of Teachers, MFT）的主席格里塔·卡拉漢

（Greta Callahan）和教育支持專業人員（education support professionals, esp)分會的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

埃里克·布蘭科：有批評指出雙子城的罷工會傷害學生，你對此有何回應？

格里塔·卡拉漢：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一直在說:“孩子們該怎么辦?”幾十年了。我們已經盡我們所能在不進行罷工的情況下為孩子爭取他們應得的教育：我們請愿，我們集會，我們在州長官邸游行，我們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我們寫了數不勝數的信，我們組織了信息糾察隊，我們訪問了每一個新聞（來揭露問題）。

我們已經竭盡全力為孩子們而戰。現在已經到了不能再讓學生為高層人士所犯的錯誤買單的地步。在嘗試了所有方法之后，我們準備在必要時進行罷工。

埃里克·布蘭科：自警察謀殺喬治·弗洛伊德以及大規模抗議活動爆發以來，明尼阿波利斯一直是美國關于種族主義的辯論中心。你如何看待教師的斗爭與種族正義的斗爭的關系？

肖恩·拉登：在這場運動中，我們真正試圖指出的是我們的學校小時工的情況：從食品服務人員到教育支持專業人員，他們大多數是有色人種，拿著最低的工資。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和我們的地區擁有最少的發言權。

如果我們要談論公平，如果我們要談論種族公正，我們必須談論我們如何對待我們體系中的每一個人。這個地區沒有給予有色人種成員和小時工應有的尊嚴和尊重。我們的意思是，我們要探究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來實質性地改善人們的生活，特別是那些以有色人種為主的工人群體。

格里塔·卡拉漢：這其實是同一場戰斗。我們的大多數學生是有色人種；我們的目標也是為黑人的生命而戰，包括肖恩提到的所有東西。那些高層人士，那些按照企業模式管理我們學校的人，在表示他們支持我們的學生或有色人種教育者時實際是非常挑剔的。

我們現在正試圖帶來一些系統性的改變。如果我們想要建設我們需要看到的世界，我們的公立學校必須強大。我們將全心投入，不惜一切代價做出改變。

埃里克·布蘭科：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羅的地區領導人都以貧窮為借口——他們說支持教師，但是沒有足夠的錢來滿足你們的需求。對此你們如何回應？

格里塔·卡拉漢：我們仔細計算了一下數字：過去三年里，這個地區的普通基金余額翻了一番，現在他們從喬·拜登政府的美國救援計劃中獲得了2.5億美元的額外聯邦資金。

他們的“計劃”是維持現狀，這意味著維持一種迫使家庭逃離該地區的局面，并且迫使教育工作者也離開該地區。有了這些人的領導，不展開運動就不會有改變。因此，我們正在奪回我們的學校，讓我們的學生獲得他們應得的高質量教育。

肖恩·拉登：我們必須反駁這種認為資金不夠的觀點。明尼蘇達州目前是一個資金豐富的州——我們現在有90億美元的盈余。所以，任何民選官員說資金資源不夠或負擔不起（開銷），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必須轉變思維。50年來，政治家們一直在推動這個想法，即我們需要更多的市場，更少的公共產品。作為教育者，我們需要有人和我們一起堅持：人們需要更多的公共利益。我們需要投資于我們的孩子，我們需要投資于彼此——無論是教育、住房、兒童保育還是老年人護理。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相互關心的社會，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團結起來，通過集體行動來創造這樣的社會。

埃里克·布蘭科：肖恩，你能談談教育支持專業人員在學校中扮演的角色嗎？為什么他們在你的斗爭中如此重要？當涉及到教育或Red for Ed時，后勤人員經常被忽視，公眾只看到教師。

肖恩·拉登：我們喜歡說，“我們教師使學校成為現實。”但無論是提高識字率，還是社會和情感學習；無論是實施恢復性實踐（恢復性實踐旨在研究如何改善和修復人與社區之間的關系。目的是建立健康的社區，增加社會資本，減少犯罪和反社會行為，修復傷害并恢復人際關系），還是盡量減少學生的課外時間，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由教育支持專業人員完成的。

因此，當我們談論改善學生的成績和改善學校的氛圍時，教育支持專業人員處于中心位置。而我們的系統不承認這一點。相反，它試圖通過高流動率和提供盡可能低的工資來消耗我們。

我們真正嘗試做的一件事，是讓抗議的成員與有執照的同事討論他們的待遇。公司的部分模式就是把員工隔離開來。而討論個人的工資多少，就能打破這種隔離，我認為這對激勵員工非常有效。

埃里克·布蘭科：在2018～19年的罷工高潮之后，我們看到了許多為共同利益而戰的抗爭，似乎大流行讓教育工作者處于守勢。這些天，我與許多教師交談過，他們在經歷了兩年的應對疫情工作之后，又因為學校關閉的辯論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兩難境地，他們感到疲憊或沮喪。你如何看待你的斗爭與Red for Ed的關系？

肖恩·拉登：我們最近與（圣保羅教師聯合會的前主席）瑪麗·凱瑟琳·里克交談過，她說:“我們看到最近有很多人離開了這個行業。但我們也看到很多人仍然在這個行業，他們做出了決定，我們的公立學校和我們的學生值得為之奮斗。”

我認為就是這樣。這是人們的職業；人們來到這里是因為他們熱愛教育，他們愛我們所有的學生，他們愛他們的同事。他們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但他們的職業遭到了詆毀，他們的處境也在不斷惡化，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會達到極限，決定采取行動。

格里塔·卡拉漢：在明尼阿波利斯，我們自1970年以來就沒有罷工過。目睹了圣保羅、洛杉磯、奧克蘭以及芝加哥的罷工，我們從全國各地的同事身上看到了很多希望和能量。正是由于我們多年來在全國范圍內觀察到的這一運動，我們才得以加強力量，在現在邁出這一步。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進行罷工，而我們的問題并不是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羅獨有的。我們正看著我們各地的公立學校變得私有化。我們正在看著企業的貪婪接管，看著人們把我們的孩子稱為“市場份額”。這是一場已經發生的運動，只要人類在教育人類，抗爭就會繼續在全國發生。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處于底層，我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們拒絕讓那些高層讓我們的學校崩潰。我們不能讓這種事再發生在我們的孩子身上。正是因為全國性的運動，我們才會在這里——我們也真的希望看到更多的能量從我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羅所做的事情傳播開來。

埃里克·布蘭科：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支持斗爭的人可以做些什么來聲援你們？

格里塔·卡拉漢：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美麗，它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著。看著人們發送的聲援照片，網上有這么多的zoom論壇聲援我們。人們正在為我們的罷工基金捐款，這肯定是我們這個階段需要的幫助。來自各地的人給我們的談判小組帶來食物，并出現在明尼蘇達教師聯合會辦公室。我們有家庭來拿標志，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地方工會主席伸出援手。

每一件事都讓我們繼續前進，讓我們的成員充滿活力。通過這段時間，我們的成員能感受到越多的愛，情況就會更好。在人們紛紛逃離這個地區，辭去工作；在我們的成員在過去兩年內自殺之后，再次獲得權力的喜悅是如此關鍵。

我們正在幫助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首次感受到力量。另一方沒法有這種感覺，因為我們在進行正義的斗爭。因此，我們在這場斗爭中感受到的喜悅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