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給壞人排座次

金庸迷喜歡討論各種排名：武功排名、兵器排名、暗器排名……其實如何給金庸江湖中種種之“壞”進行排名，也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到底哪一種壞人，才是武林“壞人榜”的榜首大哥？

政治學者施克萊曾對五種常見的惡進行了觀念史的考察。她認為，盡管隨著世俗人道主義的發展，人們普遍很介意“殘忍”，但很少有人把“殘忍”當成首要的惡。與此對應，不少人卻將“虛偽”視為首惡。西方歷史上存在這樣一種現象：“每個時代、每種文學體裁以及每一個公共舞臺都在鄙視和嘲笑偽君子”，“即使是在惡棍陳列室里，偽君子也最受鄙夷。”（朱迪絲·N.施克萊：《平常的惡》，上海人民出版社）無獨有偶，漢娜·阿侖特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也發現“偽君子”往往“榮”登壞人榜首：“我們總以為，偽善是微不足道的丑惡之一，孰料人們恨之入骨，即便其他一切丑惡加起來猶恐不及。”（漢娜·阿侖特：《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事實上，對于金庸小說中的人物，大家爭論比較多、研究比較詳細的是比較“偽君子”和“真小人”誰更壞的問題。但是，在人們的一般認知中，二者誰也不比誰好到哪里去。即使能夠論證出孰優孰劣，似乎也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距。

可“殘忍型”的暴徒就不一樣了，在戲里戲外，都享受了與偽君子截然不同的待遇。

這類人壞起來，讓人汗毛倒豎：南海鱷神一言不合便擰斷底層打工人的脖子；葉二娘專門虐殺幼兒；殷素素一口氣殺掉龍門鏢局滿門七十余人；任盈盈云淡風輕地將剛剛刺瞎雙眼的下屬永久發配荒島；歐陽鋒幾乎是毫無理由地殺人作惡；阿紫又放人體風箏又用鐵面具毀人容貌，折磨起人來花樣翻新，足可申請專利；至于任我行、蕭遠山、謝遜，更是手段狠辣、殺人如砍瓜切菜一般。

但這些人遠沒有偽君子討厭，甚至還挺有人緣。人們厭惡裝成翩翩君子的岳不群和裝成好客孟嘗君的湯沛，也厭惡人前光鮮的鮮于通、把老實人演得惟妙惟肖的戚長發。卻對這些殺人如麻的老手展示出罕有的寬容。尤其是南海鱷神，他渾話連篇的樣子甚至讓你覺得有些可愛呆萌，全然忘記那把鱷魚剪還滴答著無辜者的鮮血……

這不僅僅是戲外觀眾的感知，更是戲中江湖人物的感覺。岳不群和湯沛為天下英雄所不齒，可葉二娘、謝遜等人卻最終獲得了武林的尊重。歐陽鋒變成了男主角全力維護的好爸爸，任我行本就是令狐沖又反對又敬佩的尊長。

當然，大家對他們的寬容甚至喜歡，與他們身上的其他品質有關系，但也說明了“殘忍”這一品性并沒有將他們一票否決。

人們是如此厭惡岳不群、湯沛，可是我們細細想想，將二人的罪行量化——岳不群究竟害死過多少無辜？可能只有英白羅和恒山派兩位師太。害死與世無爭的徒弟和為人正派的武林同道，當然罪孽深重，無可辯駁。但比起大半輩子都在濫殺無辜的謝遜、南海鱷神之流，岳不群的罪行并沒有那么“出類拔萃”。湯沛逼奸民女，當然惡劣之極、為武林所不齒，但比起殺人如麻的任我行、蕭遠山，以及虐殺幼童的葉二娘，老湯的罪未必更重。人們對他們的憤恨厭惡，可能不在于他們作惡多少，憤恨的焦點仍然是虛偽本身。

通過林平之的一句話，可能更清楚地呈現了這一點：

“這姓余的矮子、姓木的駝子，他們想得我林家的辟邪劍譜，便出手硬奪，害死我父親母親，雖然兇狠毒辣，也不失為江湖上惡漢光明磊落的行徑……哪像……哪像……”回身指向岳靈珊，續道：“哪像你的父親君子劍岳不群，卻以卑鄙奸猾的手段，來謀取我家的劍譜。”

在林平之看來，救過他性命的岳不群，比害死他父母的木高峰、余滄海更加惡劣。原因就在于前者卑劣虛偽，后者雖殘忍卻光明磊落。

林平之的話，代表了江湖的某種普遍看法：虛偽是比殘忍更加難以接受的惡行。

二、奇特的并存：拒絕“殘忍”與容忍“殘忍”

江湖群豪能一定程度上容忍“殘忍”，但是不能容忍“虛偽”，原因似乎不難理解。江湖是武人的世界，血雨腥風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刀頭舐血就像我們竹簽擼烤串一樣尋常。“殘忍”雖不是好事，但確實是他們業務范圍的必然延伸。甚至有些武功本身就自帶殘忍屬性，給對手以極強的心理震懾。大韋陀杵、摧心掌都屬于此類。至于九陰白骨爪、化骨綿掌、腐尸功，單是聽聽名字，就讓人不寒而栗。

可“虛偽”卻不同。它隱藏甚至扭曲了江湖兒女快意恩仇的真性情，違背了真刀真槍、光明磊落的行事規則，恰恰走向了武林中人業務精神的反向。人們愿意將這種品質和陰險卑劣聯系在一起。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江湖群豪能容忍殘忍，卻對虛偽深惡痛絕。

但我們從更宏大也更為深刻的層面上審視江湖武人的主要業務，似乎事情并不這樣簡單。

在金庸世界中，江湖群雄有兩項最為重要也最為宏大的事業，一個是抗擊來敵、“為國為民”；一個是區分正邪、掃蕩邪魔。

抗擊來敵、“為國為民”在金庸小說中主要表現為抵御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入侵。如果少數民族政權恰好已經入主中原，則此事業以恢復活動（如恢復故宋、反清復明）的面貌呈現。而區分正邪、掃蕩邪魔主要是在判定正邪的基礎上，鏟除以魔教為代表的邪魔外道。

若說業務，這兩件事情，才是貫穿金庸十幾部小說，江湖群雄最主要的核心業務。

做這兩件事情的理由是什么呢？對于前者來說，“胡漢恩仇”并不能構成一個具有道德內容的理由。郭靖、楊過守衛襄陽，張無忌力圖恢復，都不僅僅是因為“夷夏之別”，更直接也更實質的原因在于他們深知敵方的殘忍，如不進行抵抗，天下蒼生將陷于水火之中。郭靖曾隨成吉思汗西征，對大軍屠城的慘景有著深切的感知。楊過曾目睹蒙古兵行兇，那一幕對他內心造成了極大的心理沖擊：

當先一人手持長矛，矛頭上挑著個兩三歲大的嬰孩，哈哈大笑的奔來。那嬰兒尚未死絕，兀自發出微弱哭聲。

張無忌幼時從海外歸來，和父母一同看到了類似的殘酷景象：

十余名元兵手執鋼刀長矛，正攔住了數十個百姓大肆殘暴。地下鮮血淋漓，已有七八個百姓身首異處。只見一名元兵提起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用力一腳，將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聲慘呼，落下來時另一個元兵又揮足踢上，將他如同皮球踢來踢去。只踢得幾腳，那孩子早沒了聲息，已然斃命。

從始至終，在江湖群豪的所見所想所聞中，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有任何對于元兵或清兵偽善、虛偽的描述，但殘忍殘暴的行為卻隨處可見。在這里，恰恰是對“殘忍”而不是對“虛偽”的義憤，構成了大俠們判別事業正義與否的首要情感基礎，也構成了他們“抗擊來敵”這一主業的持久動因。

我們再看看另一項宏大事業，即人們在區分正邪、掃蕩邪魔這件事情上的心理動因究竟是什么。對于名門正派中人而言，邪魔外道確確實實會被想象成陰險卑劣之徒。但魔教的這個身份標簽導致了他們的陰險卑劣屬性都是被明明白白寫在腦門上，他們不會被認為是偽君子，因為沒有君子的面具可戴。那大家憎恨魔教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呢？

令狐沖因結交匪人，被罰到思過崖面壁思過，經過一陣思想斗爭，最終成功豎立起是符合名門正派的“是非觀”，燃起了對魔教的熊熊仇恨。這個過程的關鍵在于重溫魔教行事的殘酷：

霎時之間，腦海中涌現許多情景，都是平時聽師父、師娘以及江湖上前輩所說魔教中人如何行兇害人的惡事：江西于老拳師一家二十三口被魔教擒住了，活活的釘在大樹之上，連三歲孩兒也是不免，于老拳師的兩個兒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濟南府龍鳳刀掌門人趙登魁娶兒媳婦，賓客滿堂之際，魔教中人闖將進來，將新婚夫婦的首級雙雙割下，放在筵前，說是賀禮；漢陽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壽，各路好漢齊來祝壽，不料壽堂下被魔教埋了炸藥，點燃藥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漢炸死炸傷不計其數，泰山派的紀師叔便在這一役中斷送了一條膀子，這是紀師叔親口所言，自然絕無虛假。想到這里，又想起兩年前在鄭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孫師叔，他雙手雙足齊被截斷，兩眼也給挖出，不住大叫：“魔教害我，定要報仇，魔教害我，定要報仇！”

這之中，有道聽途說、口口相傳，也有令狐沖的親身經歷。但或真或假，這都構成了當時名門正派人士對于魔教行事的普遍想象：殘忍無比。而令狐沖要靠重溫這些關于“殘忍”的記憶、而不是其他內容來喚起仇恨，恰恰說明，“殘忍”是判別正邪、劃分是非的重要標準。消滅魔教，也正是要消滅這種“殘忍”。

因此，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出現了。在江湖群雄最重要的兩項事業里——無論是抵抗來敵，還是誅滅魔教，得以維持的情感基礎都在于他們對“殘忍”的義憤，因此群雄要抵抗“殘忍”、消滅“殘忍”。但恰恰是這樣一個江湖，在具體到微觀的層面時，卻偏偏對“殘忍”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并不將“殘忍”視為首要的惡行。

三、以“殘忍”為手段消滅“殘忍”

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中分析過“同情”與“憐憫”的不同。

在她看來，“同情”的對象是一個具體的個體，所感知的是一種具體而真切的苦難，“同情是因別人的痛苦而痛苦 ，似乎痛苦是會傳染的”。但與此同時，同情卻很難施加于宏大的集合，“缺乏普遍化之能力”。

“憐憫”則不同。“憐憫”的對象是一個抽象的整體，即“將受苦者非個體化，把他們打包成一個人民、不幸的人、受苦大眾，等等的集合體。”因為它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所以阿倫特認為憐憫是一種“毫無切膚之痛下的悲痛”。

“憐憫”不能說和“同情”毫無關系，它最初也是從對于具體的苦難感知出發的，但在將對象擴展的過程中，成為一種對同情的扭曲，最終“生于痛苦，卻不受痛苦指引”，變得“冷漠而抽象”。經過不斷的延伸與變形，“憐憫”已經與具體的苦難感知太過遙遠，它“缺乏切膚之痛并保持著產生情感的距離”。（漢娜·阿侖特：《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當楊過、張無忌目睹敵兵屠戮無辜百姓婦孺時，當令狐沖回想起魔教以慘無人道的手段折磨普通武師時，他們感同身受的，都是慘遭不幸之人的真切苦難。這種情感純粹而強烈，所激起的是制止暴行、對抗施暴者的簡單決心。這個過程無暇他想，也無暇做過多的推論。

但當“抗擊外敵、恢復中原”和“判定正邪、鏟除魔教”一旦成為江湖中兩項持久的主業，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群豪對“殘忍”本身似乎已經沒有那么敏感，甚至為了達成這兩件事情的最終目標，而不惜自己去做一些殘忍的事情。

一個常被提起的例子是滅絕師太在明教銳金旗教眾無法抵抗后，仍然瘋狂切割他們的手臂。割裂他人手臂這件“殘忍”的事情似乎不再重要，血肉淋漓的景象已經無法觸動她的同情心，感同身受的情感被一個更恢弘的目標所遮蓋。這個目標就是鏟除魔教，消滅對于全體武林的大號“殘忍”。

如果說滅絕的行徑還可以從“義憤”的角度予以辯護，張無忌允許屬下放火這件事情則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明教群豪為了救出被囚禁在萬安寺中的六大門派高手，決定四處放火，焚燒民房，以擾亂敵人視線。張無忌猶豫過一陣，“覺得未免累及無辜”。楊逍則說“世事難兩全”，他說服張無忌的理由是：“咱們救出六大派群俠，日后如能驅走韃子，那是為天下千萬蒼生造福，今日害得幾百家人家，那也說不得了。”

此計劃一旦付諸實踐，可能會釀成幾百戶人家或被活活燒死、或房宅被毀的慘劇。這種殘忍行徑在楊逍口中成了為實現宏大目標而“難兩全”的必要代價。楊逍等明教群豪不在乎“殘忍”嗎？當然不是。他們在乎一種整體性的更大的“殘忍”。“驅除韃子”便是消除更大的殘忍，為了這一目標，實施小的殘忍似乎無可厚非。同樣，為了這一宏大目標，他們面對老百姓親人燒死、家宅被毀這種直觀的慘象，必須保持鐵石心腸。

為了消除更大的“殘忍”，韋一笑可以高喊著“處大事者不拘小節，哪顧得這許多”去殘忍地搶劫路人的馬匹。為了消除更大的“殘忍”，陳家洛可以說服自己的愛人去給皇帝做老婆，卻全然不想這件事情對這位活生生的身邊人有多么“殘忍”。

這種邏輯的終極形態就是《笑傲江湖》中嵩山派群豪對劉正風家人弟子的瘋狂屠殺：

大廳上群雄雖然都是畢生在刀槍頭上打滾之輩，見到這等屠殺慘狀，也不禁心驚肉跳。有些前輩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嵩山派動手實在太快，稍一猶豫之際，廳上已然尸橫遍地。

但更為驚悚的是，介意“殘忍”并因“殘忍”而深恨魔教的名門正派人士，竟認為嵩山派的殘忍行徑在道德上無可指摘：“各人又想：自來邪正不兩立，嵩山派此舉并非出于對劉正風的私怨，而是為了對付魔教，雖然出手未免殘忍，卻也未可厚非。”

在他們看來，出手殘忍屠殺婦孺兒童，是為了對付魔教，是為了正義消滅邪惡，是為了更大意義上消滅整體性的殘忍。于是乎，當下直觀的真切的殘忍，卻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砍俘虜手臂的滅絕師太、預謀縱火的明教群豪、將女友送給皇帝的陳家洛、圍觀嵩山派屠殺暴行的名門正派人士，當他們置身于“正義”事業里，就如阿倫特分析的那樣，他們不再 “同情”具體的個體，而是空泛地“憐憫”一個抽象的宏大整體。

與此相呼應，這個以抽象整體為“憐憫”對象的宏大事業，目標卻是消除最大的殘忍。為了這個目標，殘忍的手段是可以被接受的。

這與阿倫特的論述如出一轍。阿侖特認為，這種“憐憫”所導致的政治后果“業已證明比殘酷本身更殘酷”。對殘忍的不接受，不再是對具體生命個體遭遇殘忍命運的深切同情，而是“為了歷史進程……他們將個人犧牲掉而毫無悔意。”她列舉了在法國從巴黎公社某區陳情書到國民公會隨處可見的一些話語：“以憐憫和愛人類之名義，你要變得冷酷無情”。（漢娜·阿侖特：《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當江湖群豪距離一種直觀的同情心越來越遙遠，他們對“殘忍”的厭惡也越來越抽象，內心越來越冷漠。大殘忍與小殘忍、目標與手段、當下與長遠——這些概念竟然成為可以不斷推算和計量的東西。我們很難想象楊過面對矛頭上挑著幼童的蒙古兵時，腦子里會做這么多推理、取舍和計算。

最終，最具體的過程變得不重要，抽象的目標成為壓倒一切的宏大的使命。為了完成消滅殘忍這一正當使命，實施殘忍變成了正當的。

四、“偽君子”令狐沖

這項以消滅整體性殘忍為己任的宏大事業，是如此重要，為了達成它的目標，連“實施殘忍”都不過是必要的代價。同樣，它也必須是純粹的，容不得雜質的。它是不能被腐蝕的。

阿侖特寫道，羅伯斯庇爾及其信徒深信心靈之特性即是美德，因此他們要追溯革命時期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要審查每個人幽暗的內心。被審查的對象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所以羅伯斯庇爾“每天都要公然表演他的‘不可腐蝕性’”。揭露偽善、清洗偽君子，成為法國大革命后期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漢娜·阿侖特：《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人們也非常熱衷于審查他人的內心是不是絕對忠誠于兩項重要的事業。《笑傲江湖》中第一個被當成“偽君子”的，不是岳不群，其實是劉正風。當他被污名為魔教同黨之后，在眾人眼中他成了一個表里不一的壞人：內心背叛俠義事業、但仍然披著名門正派的衣衫。

第一個被嚴格審查心靈是否被腐蝕的，則是主人公令狐沖。一回到華山，岳不群就不斷深挖徒兒的內在自我，進行靈魂深處的拷問：“我只問你，今后見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惡如仇，格殺無赦？”在發問前還尤其要強調徒兒應把內心真實袒露：“此事關系到我華山一派的興衰榮辱，也關系到你一生的安危成敗，你不可對我有絲毫隱瞞。”

對于魔教中人，是否應“不問是非，拔劍便殺”成了困擾令狐沖的靈魂之問。為此，令狐沖要面壁思過，進行激烈的思想斗爭。

當你還身在這名門正派之中，還在“鏟除魔教”的“正義”事業之中，一旦你的內心被腐蝕，你便是某種意義上的偽君子了。當令狐沖被岳不群革除門墻之后，他遭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污名化，為整個正派武林所不齒。在正派武林群雄眼中，他和劉正風一樣，正義的衣冠下掩藏了被魔教腐蝕的邪惡內心。從這個意義上，他們均先于岳不群成為了江湖中的“偽君子”。

而在元朝末年轟轟烈烈的恢復大業中，名門正派也從來沒有放棄對張無忌的質疑。要么懷疑他一開始就和汝陽王府狼狽為奸、聯手演雙簧，要么懷疑他后來被“妖女”趙敏的美色迷惑而暗中倒戈。總之在不少“正義人士”的想象里，張無忌總擺脫不了言行與內在不一致的虛偽嫌疑。而一旦他被懷疑是別有用心，那么他現實中做得越有利于武林，越是包藏了更大的禍心。

阿侖特認為理解“偽善”問題的關鍵在于“存在與表象的關系”。她為此追溯到了蘇格拉底和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中。與阿侖特筆下不同的是，金庸江湖追查偽君子的哲學根源，早已深深蘊藏在名門正派對武功的理解之中。

在金庸江湖中，名門正派尤其重視內功與心法的根本性與純正性。全真教的招牌是“玄門正宗”的上乘內功；武當派號稱“內家拳劍之祖”；不同時代的少林寺，最高階的武功或是易筋經、或是九陽功，都是內功心法的范疇。內功心法為體，外在的拳腳刀劍為用。

《笑傲江湖》中強調“氣是綱”“劍是目”的華山派氣宗之所以獲勝，看似是偶然，但其實是整個金庸江湖名門正派對武功內外差別理解的“絕對精神”在風清揚岳不群時代華山派這一特殊時空的具體呈現。

正是因為內在的功夫如此重要，保持它的純正極有必要。內功心法的傳授都是私密的，是帶有身份標識的，故而金庸小說中多次強調：招數可以偷學，但是心法無法偷學。為了保持這種純正，修習功夫的過程尤其強調循序漸進，本立道生。故而全真教弟子短期內不如白駝山傳人，武當七俠需假以時日才能與明教法王一戰。而內功駁雜不純，或受到邪魔外道的腐蝕，是習武者最恐懼的事情。

在武林世界的想象中，內功從來不只是工具性的東西，它同樣是一種哲學境界，影響一個人的習性、認知乃至價值觀念。這種對于內外差別的理解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觀念和思維方式，個體的內在世界就變得無比重要。當這種普遍觀念具體到“江湖俠義事業”之中，保持對事業的內在忠誠、從靈魂深處追查“被腐蝕者”也就成了頭等緊要之事。對虛偽的極端痛恨，變得順理成章。

但這種極端痛恨卻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后果。

這一方面導致了人們對于他者的內在世界有著潔癖一樣的敏感，于是出現了無窮無盡的靈魂拷問。更可怕的是，還有左冷禪等人借此為名，為殺戮大開方便之門。

另一方面，金庸世界的幫派首腦不是每個人的內在都能符合嚴苛的道德要求。但表率不能不做，內心不純，也要裝純。你我的內心無法被人讀取，但言行可以呈現于天下。羅伯斯庇爾乃“不可腐蝕之人”，仍然要時不時公開坦露心跡，何況可能被腐蝕的眾家掌門？但凡哪個掌門口中的仁義道德喊得不響，或者對魔教中人沒有表現出切齒的仇恨，他都會擔心自己的內心的純正程度被別人懷疑。于是，一些內心蠅營狗茍的人，越發要表現得道貌岸然和嫉惡如仇。真正的岳不群誕生了。

五、江湖中人對惡的容忍度

施克萊認為人們將“虛偽”而不是“殘忍”視為首惡，或與宗教有關。能當得起“首惡”的，必須是冒犯了至高無上的超越者和神圣秩序。殘忍，是對造物所犯下的罪，傷害的是“人”。但虛偽則是在破壞內在純潔，如果將其納入到宗教的視域，偽君子是要試圖“蒙蔽萬能的上帝”。（朱迪絲·N.施克萊：《平常的惡》，上海人民出版社）

偽君子靈魂深處的“不純正”，直接影響的，是宏大的俠義事業。人們因此深深痛恨虛偽。令狐沖內心是否被腐蝕，是否做到對魔教中人拔劍就殺，在岳不群看來，事關令狐沖個人“一生的安危成敗”、華山派“一派的興衰榮辱”。大概他想說而未說的，是還事關整個天下名門正派鏟除魔教大業的成敗。

就像施克萊所言，“殘忍”在西方人理解中所冒犯的不是最高的超越者，它在金庸江湖中冒犯的也不是最高的俠義事業。殘忍所針對的對象，往往是龍套、配角，甚至是連名字都沒有的百姓。而在江湖群雄心中，那些本就是可以為了消除更大的整體性殘忍所可以犧牲的代價。

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極為詭異的局面：江湖中最重要的兩項事業，都是源自對“殘忍”的厭憎和對苦難者的同情，但為了推進這兩項事業，人們所厭憎的“殘忍”反而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許的。“虛偽”事關內心對這兩項事業的忠誠，因此成為最不可接受之惡。而恰恰是對內心純正程度的不斷追查，催生了真正的偽君子。

為了消除更大的“殘忍”，江湖群豪可以不管手段是不是“殘忍”。可如果不能對每一個無辜百姓的苦難感同身受，在金庸江湖整體化的“憐憫”的對象將是模糊不清的。“千千萬萬的人”如果不是張三、不是李四，就只能最終抽象成天地會萬云龍的“萬”字，其含義云山霧罩、語焉不詳。

將對一個苦難者的同情，推及到更多人，是一項極為可貴的美德。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定不能忘記：再多的人、再大的群體，也不該是抽象的，也是由每個具體的人構成的。每一個生活在萬安寺旁民居里的老百姓，都應該是張無忌和明教所同情的對象，而不是預謀犧牲掉的對象。而一旦忽略這一點，整個江湖對殘忍容忍度會越來越高，岳老三、謝遜對無辜者砍瓜切菜般的濫殺，注定會被原諒。

沒錯，江湖對偽君子倒是接近零容忍，岳不群、湯沛固然得不到原諒，但與此呼應，任何人都可能會被“岳不群”化。因為會有很多雙眼睛，始終盯著你，試圖穿透你的衣衫與皮膚，直抵靈魂深處，隨時捕捉你不符合江湖價值尺度的任何一個微小的念頭。因為在岳不群的放大鏡下，你的心電圖上的每一道波動都關系到“一派的興衰榮辱”和“你一生的安危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