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展”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展覽原定于7月18日結束，主辦方將延長展期至7月25日。其中潘氏家族捐贈的大盂鼎、大克鼎時隔17年再度在上博聚首，尤堪矚目。上海博物館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近日舉行了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學術研討會，數十位國內學者圍繞商周考古新發現、青銅器與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開研討。澎湃新聞選取部分研討會論文提要予以刊發。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展”展覽現場

學術研討會現場

學術研討會現場

學術研討會現場

淮河中游地區夏時期的考古遺存

宮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安徽省圍繞蘇魯豫皖課題在皖北地區開展了系列考古調査和發掘工作，發現了一批夏商時期的遺存，并進行了初步研究。對于相當于夏時期的遺存，北京大學王迅先生提出來“斗雞臺文化”的命名。近年來，隨著本地區考古工作的深入，發現在淮河中游地區，這一時期的遺存廣泛地存在。目前，已經確認地點有30多處，其中已經發掘的地點主要有霍邱紅墩寺遺址、合肥煙大古堆遺址、肥西塘崗遺址和三官廟遺址、長豐古城遺址和壽縣斗雞臺遺址、丁家古堆遺址、青蓮寺遺址以及宿州蘆城孜遺址等處，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最南可到巢湖北岸。

三官廟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考古學文化特征多元化。其中以花邊園腹罐、雞冠耳盆、尖錐足鬲為主體的器物群，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器物特征相近。以尊形器、瓦足盤、淺腹豆、子母口深腹罐為主體的器物群，與東部的岳石文化器物特征相近。而以大口平沿罐、高柄淺腹豆、敞口屈腹盆、侈口高領罐、扁三角足罐形鼎為主體的器物群，不僅數量最多，而且在周邊地區同時期文化中未見，與本地較早時期龍山時代的文化則有較多的一致性，聯系密切，應為承襲了當地文化傳統發展而來，是淮河流域夏時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一支獨立的地方文化類型。特別是在三官廟等遺址出土了一批青銅器，顯示此類遺存的重要性。

三官廟遺址出土的銅片，背面有著凹凸有序的花紋

課題預設和文保同步:以三星堆遺址三號坑發掘為例

唐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明斌(上海大學)

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中，三號坑收獲頗豐，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玉石器與象牙，其中不乏銅人頂尊、圓口方尊、青銅神樹等精品，整坑面貌可與1986年發掘的二號祭祀坑媲美。對于三號坑這樣重要的遺跡，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上海大學組成的發掘團隊秉持著“課題預設和文保同步”的理念，深入總結1986年祭祀坑發掘的經驗，對發掘工作作了充分準備。在實際工作中，做到了各類文物出土后即能按照文物保護預案得到有效保護，效果顯著。在考古發掘同時，以課題形式開展的科技考古工作也同步有序地進行，運用各類技術手段獲得的檢測結果，及時地為發掘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頂尊人像。新華社發

從20世紀“辛村墓地”到21世紀的“辛村遺址”

高振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辛村遺址位于鶴壁市淇濱區金山辦事處，以辛村為中心，淇河南北兩岸均為遺址分布范圍，原名辛村墓地。遺址東西寬4.5公里，南北寬2.5公里，面積近12平方公里。該遺址以商周文化遺存為主，其中西周遺址為區域內兩周時期重要諸侯國-衛國的核心遺址，集衛侯公墓區、鑄銅作坊區、制骨作坊區及其它功能區為一體的超大型聚落群，是二十世紀初為數不多的經過考古發掘的遺址，是西周考古的肇始，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

辛村遺址

辛村村址為西周衛國王陵區所在地，以“辛村墓地”為名稱于1986年2月被公布為河南省第二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結果已充分說明，以“辛村墓地”為名無法體現其豐富的內涵，因此，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過程中，將“辛村墓地”更名為“辛村遺址”

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

崔本信(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夏餉鋪鄂國墓地地處河南省南陽市城區東北10公里處，位于白河(古淯水)東岸的一道南北向的高崗上。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從2012年6月開始對該墓地分三期進行考古發掘，共清理西周期至春秋早期墓葬八十余座，出土一大批珍貴的青銅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文物。從出土青銅器銘文看，有鄂侯、鄂侯夫人、鄂姜、鄂伯、鄂叔上、養伯、衛凡甥、上都太子平侯等。根據墓葬形制及出士有銘銅器等判斷，該墓地為鄂國貴族墓地。應有四代鄂侯及配偶在此埋葬，時間從西周晚期延續至春秋早期。

河南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出土銅鼎

鄂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先秦古國，為周代南土重要諸侯。周王室重要聯姻對象，西周晚期時因鄂侯馭方叛亂被滅。但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發現表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國仍在南陽，南陽夏餉鋪墓地的發現，是鄂國研究的重大突破，將鄂國的歷史延續到了春秋早期，補充了鄂國歷史研究的材料。

黃河中下游地區龍山銅器及相關遺存研究

田偉(中國國家博物館)

目前已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多個遺址當中發現了龍山時代的銅器或相關遺存。總體來看，可將這些發現歸入河套一晉南、中原、海岱三個區域。各個區域在龍山時期均已存在冶鑄銅手工業，但不同區域的銅器或冶銅遺存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不但表現在器形有別，也表現為工藝技術不同。各區域的銅器及相關遺存的分布與地區聚落形態密切相關，在河套——晉南區域，銅器主要發現于大型中心聚落之中，如石峁、陶寺、周家莊之所見:中原、海岱地區則見于多個較大型聚落。河套——晉南、中原地區發現的銅器多具有明確的禮制意義，而海岱地區可能有所不同。對于中國青銅器的起源，有本土起源和外來說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作為中國青銅器起源與發展關鍵階段的龍山時代，不同區域青銅器的器形、工藝存在明顯差異，雖可視為對單線傳播論體系下的外來說的否定，但也不完全支持本土起源說。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可能非常復雜，需要等待材料更為豐富時才能定論。

二里頭綠松石作品再討論

徐汝聰(上海博物館)

二里頭遺址出土較完整并已發表的綠松石作品中，最為著名的是一大三小牌飾。這一大三小作品有著密切的關系，應該是類似同主題子母組合。它們的主題紋飾是龍崇拜的早期形象一一蛇，與石峁的大臺基南護墻出的“鑲嵌石雕”有關。銅牌(銅質)的使用源頭，可能與新疆哈密地區出土銅牌有關，因為三件小銅牌與四川窖藏出土銅牌同類不同型，其中倉包包出土又包含了平面和拱面兩種銅牌，連接起了哈密、四川、二里頭的關系。馬賽克式的鑲嵌綠松石裝飾習慣，可能從鑲嵌在其他材質上發展到鑲嵌在銅質托底上。拱形銅牌的使用應該與肢體佩戴相關，在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如紅山文化中就有出品，在之后的很長時期，也有同樣的或相似的器物一直在使用。

幾例罕見的復合銅禮器

任雪莉(陜西歷史博物館)

復合銅禮器是將不同功能的器物搭配組合成一套，如壺與觶、卣與觶、卣與觚、鼎與俎等，與目前學界所理解的“一器多用”涵義有所區別，體現在其各部件的功能，一定是既有關聯，又有差別。復合銅器主要出土于豫陜地區，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也能見到。搜集的10件器物中，2件為商代晚期安陽出土，其余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商人的影響。復合銅器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內藏玄機。將器蓋稍加改動，就變成飲酒的杯子或者切肉的俎案，這種理念上的創新，與今天設計思想中的a1l-in-one，即一體化、多功能有異曲同工之處。從形制特點、使用方式以及社會背景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后我們不難發現，盡管設計奇巧，使用便利，但仍然不被社會廣泛接受，這是其數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裝飾藝術的發展

張昌平(武漢大學)

青銅器作為禮器的性質，使裝飾貫穿于中國青銅時代的始終。本文梳理了從獸面紋到龍紋等不同主題紋飾的變化，分期闡述了從二里頭文化到戰國中期不同階段裝飾特點，由此總結出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裝飾發展特征。總體來說，西周中期偏晚之前的青銅時代早期，強調對裝飾性的追求。這一時期的裝飾主要施加在器體的表面，裝飾朝復雜的構圖、浮雕化方向發展。直至商周之際裝飾達到頂峰，形成繁縟、華麗的風格。具體紋飾都以較為具象的想象動物如獸面紋為主體，構圖強調對稱與工整，主題與配屬紋帶搭配協調。而在西周中期偏晚及其后的青銅時代晚期，裝飾內容較為抽象或變體，紋樣構圖較為靈動。平面裝飾越來越不受重視，對稱性、單元劃分趨弱直至消失。紋飾以較為抽象的想象動物紋如龍紋為主，構圖多幾何形，紋帶的主題和配屬地位減弱。由于分鑄技術越來越普遍，突出器表的耳等附件裝飾性加強，出現較多純粹裝飾的附件。平面與突起裝飾之間缺乏協調性，直至青銅時代末期裝飾性在青銅禮器中全面蛻化。

曾侯世系新論

郭長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近十年，曾國系列考古新發現取得了在重大收獲，隨著葉家山嘉地、文峰塔墓地、郭家廟墓地、蘇家壟墓地以及棗樹林墓地的系統發掘，使曾國成為從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從國君墓葬到中小貴族墓葬、不同的聚落遺存等基本都有揭露，這使曾國成為周代考古中物質文化面貌揭示最為完整、全面的諸侯國。

近年曾國遺址發掘分布圖

特別是新見西周早期曾侯諫、曾侯白生、曾侯犺和春秋中期曾公求、曾侯寶以及曾侯得的發現，在曾國700年歷史里，每個關鍵時間節點幾乎都有曾侯發現。曾侯墓的發現不僅可以建立江漢地區青銅器斷代的標尺，同時有了構建曾侯世系的基礎。本文擬以考古發現和銅器銘文為基礎，對西周早期曾國立國到戰國中期曾國被楚滅亡期間的曾侯器做考古學觀察，來討論曾侯世系。

曾公求墓編鐘

（本文文字資料節選自上博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學術研討會，圖片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