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和老年人口撫養負擔相對較輕，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20 世紀50至70年代，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日本經濟實現年均10%的高速增長。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后的20世紀的80至90年代，日本迎來老齡化時期的第二次人口紅利，經濟增長維持在5%左右的增長水平。但隨著人口結構不斷變化，日本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目前，日本面臨嚴重少子高齡化問題，并且這一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繼續加劇，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在不斷加深。

首先，人口少子高齡化速度的加劇導致勞動力供給數量不斷減少。1995年日本勞動力人口數量開始呈下降趨勢，勞動力人口比重為69.5%，到2018年比重下降至59.7%。預計到2030年、2050年，勞動力人口數量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分別降至58.1%、51.3%。

其次，人口少子高齡化速度的加劇導致國民消費能力下降，消費水平降低。日本2人以上的一戶家庭平均每月消費支出逐漸減少，2000年家庭消費支出為31.73萬日元，截至2018年，日本家庭消費支出已經降低至28.13萬日元。

再次，人口少子高齡化速度的加劇導致國民儲蓄意愿降低，儲蓄率持續下降。

最后，人口少子高齡化的加劇導致政府財政負擔加重，社會保障資金入不敷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助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的第一次人口紅利實現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1978至2011 年，經濟保持10%左右的增速。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也隨之提前到來，經濟增長開始向中高速增長轉變。

目前，中國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尚未到來，主要面臨著“未富先老”的挑戰，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逐漸加快，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也逐漸凸顯。

首先，人口老齡化的逐漸加劇導致勞動參與率降低，勞動力供給減少。中國勞動參與率逐漸從1990年的79.1%下降至2018年的68.2%; 2012年勞動力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下降，2014年勞動力人口比重又出現首次負增長。據預測，2030年以后，勞動力人口會以平均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至2050年減少至70000萬人左右。

其次，人口少子高齡化速度的加劇導致居民消費率逐漸下降。2000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46.4%，到2018年居民消費水平下降至27.8%。

再次，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劇逐漸導致中國居民的儲蓄水平開始出現下滑趨勢。與2008年居民儲蓄率達到歷史最高點51.8%相比，2018年居民儲蓄率降至44.9%，出現明顯下滑。2023年中國國民儲蓄率將降至41. 6%，2050年降至26%左右。

最后，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劇導致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不斷增加。2000年到2018年，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近28.4倍。據預測，到2035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將消耗殆盡，屆時國家財政負擔加重。

分析中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發現，在人口結構變化的長期階段，依靠人口紅利，中國和日本均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人口老齡問題的加劇，已經對中國和日本的勞動力供給、居民消費、居民儲蓄、社會保障等方面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日本政府來說，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老齡化的負面效應，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將無從談及。然而，中國比日本進入老齡化的時間晚三十年，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才初見端倪，從宏觀統計數據來看，近幾年的負面影響效應逐漸凸顯，但是幅度較日本而言較小，養老保險支出在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入不敷出的狀況，不過總體還是處于結余的狀態。

但通過權威的預測統計數據來看，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老齡化總量出現峰值，屆時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與日本目前的情況相似，出現明顯的負效應。如果中國政府不提前采取有益措施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那么人口老齡化對日本經濟增長的當前負面影響效應，就會是中國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所面臨的局面。

（本文原題“人口結構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基于中日兩國的比較”，原載《經濟體制改革》2020年第5期。作者睢黨臣、程旭、吳雪。）

擴大人口規模可以抵消人口老齡化的危機嗎？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產業結構也不斷升級和優化。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都進入了新的狀態，人口老齡化和負增長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不斷提高。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

經濟發展的同時，公共服務發展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日益成為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在新的人口環境和結構變化的條件下，公共服務在經濟增長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 對未來應對新的人口發展環境、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怎樣的作用? 公共服務能否成為觸發經濟增長新的動能和動力? 需要進一步研究。

已有的文獻要么關注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或負向作用，要么僅從公共服務財政支出角度片面地考察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要么對單獨的公共服務項目進行研究。鮮有文獻將公共服務作為一種公共投入要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中，或將公共服務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研究建構在人口因素視角下。

本研究發現，人口因素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目前生育率持續走低、未來人口負增長、城市人口聚集的條件下，發展公共服務、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應該是與當前復雜人口條件相匹配的，既能夠發揮中國人口因素優勢，又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公共服務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促進居民消費的途徑作用于經濟增長

面對未來中國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持續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的深化，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社會發展中人口與經濟增長的瓶頸和矛盾日益凸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和途徑也隨之發生變化，依靠擴大人口規模抵消人口老齡化的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不可取；在發揮市場經濟作用條件下，公共服務因素的作用越來越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新的更重要的動力和引擎。

（本文原題“公共服務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基于人口結構和人口聚集的研究”，原載《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李莊園。）

人口結構、居民受教育水平與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

在中國社會進入到“新時代”以來，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人們更多追求的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時，政府部門也逐步傾向于民生工程建設。其中，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就是社會整體較為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往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使得自然資源環境承載力觸及頂點，人口紅利也逐步釋放待續。居民對健康水平的追求與需要呈現出逐步向上的趨勢，即人們越來越具有醫療保健意識。不難理解，當人們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時，更有機會了解醫療保健知識與自身健康水平問題，從而產生健康投資需求。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社會健康投資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人口年輕化與老齡化趨勢內生出了作用于醫療健康消費的一些因素。例如，老人往往擁有更高的醫療消費需要。可以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依然會延續，居民整體的教育水平也將不斷提升。未來的醫療保健消費水平將如何變化，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驗證。

本研究基于中國省級地區2000至2017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居民受教育水平對社會保健消費水平的影響作用。

本研究發現，人口年齡結構中表示老齡化的變量，即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整體的醫療保健消費需求的影響比較顯著，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趨于老年化之后，在統計學意義上確實推動了社會醫療保健需求的增強。在居民受教育水平維度上，居民教育投資水平能夠顯著影響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的變化，具體表現為社會的醫療保健消費需求水平隨著居民教育投資水平的升高而逐漸增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另一個指標變量，即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對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的影響并不顯著。也就是說，隨著居民整體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將不會呈現出明顯變化趨勢。

簡言之，人口老齡化與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推動中國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門需要關注醫療保健事業的有效發展，在未來更好地滿足居民的消費需要。

（本文原題“人口結構與居民受教育水平對社會醫療保健消費需求的影響研究——基于省級城鎮居民面板數據”，原載《中國物價》2020年第11期。作者姚武華。）

人工智能對中國未來勞動力就業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就業規模的擴大效應，并從勞動力供給角度闡述了人工智能對緩解中國勞動力供需矛盾的作用。

首先，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并不僅有“破壞”效應，也存在“創造”效應。如果企業不擴大生產規模，技術的進步會導致勞動力需求降低，此時技術進步的就業替代效應將凸顯。如果企業因技術創新而擴大生產規模，那么就業創造效應引致的勞動力需求將增大。就業創造效應的強弱主要取決于生產規模變化、產業結構變動以及人力資本形成等因素。

其次，在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以及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背景下，未來更易產生“有崗無人”的狀況。目前，中國勞動力供給不斷減少、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勞動力占比不斷降低。與美國、日本等經濟體相比，中國勞動力占比在2015至2050年間的降幅最大。雖然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結構性失業與技術性失業，但從長期來看，人工智能會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未來更可能出現“有崗無人”的狀況。

以上研究結論表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時期與中國勞動力減少、人口老齡化加劇時期重疊，人工智能不僅將引領新技術革命，也能極大地發揮就業創造效應，有效緩解未來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對此，政府應加強引領和政策支持。

第一，政府應加大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扶持力度。技術創新增加就業崗位的機制在于刺激企業開發新產品，適度擴大生產規模。短期內，技術進步可能會造成勞動力的結構性失業和技術性失業，但從長期看，技術創新是一個不斷發明新應用、制造新產品的過程，不僅是對原有加工工具以及流程的升級，也是對經濟存量與流量的刺激。因此，政府應適當放寬對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業的財稅及融資政策，鼓勵人工智能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從供給側出發不斷開發新產品、創造新業態，將新興的人工智能企業技術做強、規模做大。

第二，改變人力資本結構，在低端勞動力向基礎端勞動力轉型過程中充分發揮學校教育和崗位培訓的作用。人工智能不僅會增加對高學歷、高技能等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時會增加對基礎端勞動力的需求，傳統行業低端勞動力可經過崗位培訓后轉型為基礎端勞動力。學校教育要加強智能化思想的普及與滲透，使學生滿足未來新產業和新業態下的發展需要。

第三，調整公共政策，充分衡量智能化技術進步在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表明，人類社會發展、科學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總是不平衡的。在科學快速發展、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時代，多年粗放式發展積累的環境負債也構成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阻力。因此，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中國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本文原題“人工智能對中國未來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基于勞動力供給視角的分析”，原載《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0期。作者高春明、于瀟、陳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