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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科技是如何走向一體化的？

2020-11-11 11:4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作者 | 任友善

編輯 | 熊文明、劉愛國

數據支持 | 鈦禾產業研究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愛因斯坦在《告歐洲人書》上簽字，呼吁停止戰爭，“歐洲聯合起來”。

19年后，不堪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身心俱疲的愛因斯坦帶著全家移民美國，從此再也沒有踏上故鄉德國的土地。

到了美國后，愛因斯坦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這個全球最頂尖的理論研究機構里，科學家幾乎都來自歐洲——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來自匈牙利，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來自一個德國猶太家庭，數學家庫爾特·哥德爾則來自奧地利。

這些從歐洲遷往北美大陸的科學家，帶動了美國科技的迅速崛起。美國因此成為上世紀40年代以原子能、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生物技術為主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發源地。

三次技術革命的理論奠基者都是歐洲人，但如今世界的科技中心卻并不在歐洲。

戰后世界風云驟變。在科技加持下，美國從此走上了所向披靡的霸強道路。而失去了科技優勢、政治四分五裂的歐洲，至今仍在重歸一體化的泥濘道路上艱難前行。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歐洲人深知科技對經濟政治一體化的重要性——科學可以無國界，但科研能力卻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的實力砝碼。

01 步履維艱的科研一體化

相對于共同市場、經濟聯盟、貨幣聯盟，歐洲的科研聯合可謂姍姍來遲。

雖然歐洲各國之間的科技合作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啟動，但統一的科研資助計劃——“歐盟研發框架計劃（FP）”直到80年代才正式推出。

歐盟研發框架計劃是歐盟成員國共同參與的重大科技計劃，至今已經完成了七個框架計劃，第八項框架計劃“地平線2020”正在實施。

為什么一定要聯合？這是科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早期的技術革命，大量新技術處于從零到一的發現狀態，一個小國家乃至于一個人，單槍匹馬去探觸科學技術的邊界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攀高，一個蘋果落地就能發現萬有引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尤其進入電子時代后，集成電路的發展速度在摩爾定律的鞭策下一日千里，相應投入的研發資源也呈幾何級數倍增。這時候，小國家的資源弱勢就凸顯出來了。

20世紀70年代，在討論第五代戰斗機的預研計劃時，瑞典人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國內形成一個共識：小國難以獨立承受研發的沉重負擔。而此時，德、法、英等國正因為ECF（歐洲聯合戰斗機）的協作分工問題吵得不可開交。

法國退出ECF計劃后獨立研發“陣風”戰斗機，德英意西四國則最終聯合研發出“臺風”戰斗機

歐洲面臨的另外一個尷尬是，由于各自為戰，研發代價總要比其競爭對手要高。

以數字電話公共交換系統的研發為例，歐洲各國總共花費了70億美元。美國只花了一半的錢，日本更是只花了四分之一。

1985年，在一次歐洲技術合作會議上，德國外長根舍再一次把科研一體化擺到桌面上來談：

“歐洲只能全力來對付挑戰，只有當它們的力量聯合在一起時，才能在尖端技術方面與美、日并駕齊驅。”

實際上早在1973年，就有人提出建立歐洲研究區的想法。20多年來，這個詞頻頻出現在歐洲各國領導人的演講中，但直到2000年，歐洲研究區（簡稱ERA）才正式成立，可謂不易。

千呼萬喚的ERA被寄予厚望，要在歐洲建立科學技術的通用“市場”，促進科研人才在歐洲各國間流動。同時，迫使歐洲各國在10年內將科研預算的GDP占比從1.82%提高到3%。

從結果來看，ERA的工作并不盡如人意。8年后，這一比值僅僅上升了0.08%。在第六研發框架的數千個項目建議中，僅有1/5立項，而其中又只有50％的項目獲得了經費支持。

經費不足的背后還有歐洲各國的怨念。由于體量差異巨大，各國的科研投入也不平衡。小國研發經費投入不到大國的兩千分之一，卻可以共享這些科研成果。貢獻少、伸手多的小國和貢獻多、抱怨多的大國之間矛盾日益加深，將來之不易的科研一體化重新撕裂。

然而，這還不是ERA面臨的唯一難題。2000年，一篇名為《逃離歐洲科學》的報道中，作者尖銳指出ERA的“過度官僚化”：

“即使是研究組長或教授，也難以獲得研究資金。科學家不得不把精力更多放在撰寫提案上，以勉強符合研究項目要求，而不是產出高質量的科學成果。”

即使幸運地獲得了經費支持，也并不意味著后面就一帆風順。一家波蘭的科研機構獲得資金，想要雇傭德國科研機構的科學家，卻發現由于制度障礙根本簽不了合同。在向ERA求助后，就進入漫長的等候處理期。要等多久？至少兩年起步——因為ERA正忙著處理無數個類似的案子。

這些堆積如山的小案子讓ERA深陷泥潭。難以想象，肩負歐洲科研一體化重任的超級機構，居然被一個個小小的訴訟案拖得幾乎寸步難行。

沒有法律權力，也缺乏政策機制，ERA作為一個行政機構，實在沒有能力來迫使歐盟各國合作。科學家們雖然名義上有ERA的庇護，但跨國做科研仍然面臨巨大風險，包括失去退休金、社會保險，甚至還會被雙重征稅。而官司，似乎永遠也打不完。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不失時機地對歐洲科研人才頻拋媚眼，許以豐厚待遇，幾乎快要挖穿歐洲科研的墻腳。對此，歐盟第七研發框架團隊不得不發出警告：

“除非歐洲簡化研發資助流程，否則頂尖科學家將流失到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

眾望所歸的歐洲研究委員會（ERC）終于在2007年2月27日成立。到2015年，ERC成果的國際協作比率比歐洲第七研發計劃的平均水平高出8%，在世界知名科研機構中一騎絕塵，而ERA卻還在追趕歐洲的平均水平。歐洲科研一體化終于有了實質上的突破。

02 歐洲的“科學春天”

ERC誕生前夜，其創始人福迪斯·卡法托斯（Fotis Kafatos）教授激動得徹夜未眠。這位年近古稀的遺傳生物學家，希望通過ERC發起歐洲乃至泛歐洲的科研競爭，將過往的重重障礙一掃而空。

福迪斯教授卸任ERC主席時表示，對自己與歐盟繁文縟節的斗爭感到滿意，但已筋疲力盡

福迪斯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的抱負——ERC這劑解藥“療效顯著”，截止目前共資助了超過4000位科學家的9500多個項目，發表科學文章15萬篇，斬獲7項諾貝爾獎。在此期間，歐洲擁有的引用量排名世界前1%的論文數量重新超越美國，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當前歐洲關于新冠病毒的研發項目中，有180個來自ERC資助。

ERC成立后，立刻成為第八、第九研發框架的中堅力量，為石墨烯、腦科學、量子計算等基礎科學研究的攻關做出了巨大貢獻。

ERC的組織架構

與ERA不同，ERC的研發經費不僅僅來自于計劃撥款，也同樣注重通過協同創新鏈條發揮研究的商業價值。為此，歐盟成立了歐洲創新理事會（EIC），專門負責科研成果的商業化落地，并提供項目投資和咨詢服務，幫助ERC回籠資金。

從這個角度來說，ERC更接近美國DARPA，類似一個前沿技術的風險投資機構。

盡管ERC的項目申請競爭極為激烈，平均成功率只有15%左右，但是單筆資助金額最高達350萬歐元的誘惑，也讓眾多研究者趨之若鶩。即使以“錢多到花不完”著稱的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也不得不重視ERC的項目申報。

至于什么樣的項目能夠被ERC選上？ERC的標準非常直接：競爭卓越。

ERC項目復盤評審標準

既然是以卓越為標準，國籍、年齡、性別、學科都不再納入評判參考之列，傳統歐洲科研的“四唯”在事實上被解構。

這種打破偏見、快刀斬亂麻的解決方案，一掃歐盟過往的陳腐低效做派，讓人耳目一新。

國籍不再是界限。ERC聯合創始人、德國教育和科學部部長安妮特·沙萬在ERC成立時就承諾，保證機構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使得ERC可以不用關注國家配額，只專注于資助歐洲最優秀的研究人員。ERC甚至跨越了洲界，將挖墻腳的鋤頭揮舞到了美國、日本、中國，爭取最廣闊外延的科研人才。

飽受詬病的“年輕人困局”也被打破。ERC的五項基金里，有兩項是針對年輕科研人員的專項撥款。2010年，ERC的資助金獲得者平均年齡僅為36歲。至2013年，ERC資助的年輕科研人員占比高達70%。

ERC的五大基金

女性研究人員也成為ERC的關注重點。ERC科學委員會成立伊始就設立工作小組，專門監察性別問題。2010年，ERC倫理委員會頒布性別平等計劃，內容包括著重宣傳女性科學家項目、延長生育科學家的申請資格窗口期、通過會議的形式加強組織的性別平等意識等若干措施。

與僵化低效的官僚體制斗爭，是流淌在ERC血液中的重要基因。在其誕生之初，這種斗爭精神就被寫進ERC的綱領里。與ERA的步履維艱不同，ERC在與歐盟委員會的一場場“撕逼”中贏得空間。

創始主席福迪斯·卡法托斯在ERC的創立過程中，持續批判歐洲僵化的科研制度，誓要掃除這些科研障礙。繼任主席赫爾佳·諾沃茨曼（Helga Nowotny）秉承精神，要求“地平線2020”的委員會必須保證不會將ERC置于行政束縛之中。她在一次媒體采訪中談及：

“ERC創始一代的遺產是高質量的評估程序，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進行維護和保護。”

赫爾佳·諾沃茨曼自豪的表示，ERC制度已經被奉為世界級基礎科學研究的黃金制度。

03 黃金制度也會生銹

與ERA一樣，曾經嘗試撮合歐洲各國科研協作的組織還有許多，例如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JRC、歷經蹉跎的伽利略計劃，甚至包括冷戰后裂痕頻現的歐空局。這些科研協作機構中，敢被稱作“黃金制度”的只有ERC。

然而這個黃金制度還沒有發光多久，就再度卷入歐洲經濟和政治一體化的雙重漩渦中，被巨浪湮沒。

今年4月，ERC前主席毛羅·法拉利（Mauro Ferrari）因對歐盟處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極其失望”而辭職，拉開了歐洲科研預算保衛戰的序幕。這位僅僅上任ERC主席三個月的著名納米醫學家憤怒表示：

“我既了解科學管理，也了解政治的運作方式，但我對這個機制本身失去了信心”。

這是ERC與歐盟體制斗爭最激烈的一次，也暗示著ERC面臨成立以來的最大困局。

壓力首先來自歐洲的整體大環境。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脫歐，以并不如人意的結果暫止了這場長達4年的鬧劇，給歐盟留下一個巨大的爛攤子。作為歐洲三大經濟體之一的英國，也是ERC的三大金主之一。

英國退群后的歐盟，何去何從尚且沒有定論。作為歐洲科研共同體的ERC更是面臨巨大的未知。

今年3月，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說，“歐洲團結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紙童話。”

除了一體化進程波折重重外，人口老齡化、主權債務危機、難民潮……也正在環環相扣地腐蝕歐洲。

ERC創立當年，正值歐盟慶祝自己50歲生日，擴張最順風順水的時候，GDP世界占比增長也在當年由負轉正。但隨后到來的2008年經濟危機，加之美國人的地緣打壓，又讓歐洲一體化再度陷入僵局。一邊是持續下降的GDP世界占比，一邊卻是連年爬升的人口老齡化占比。據世界銀行統計，2019年歐盟地區老齡人口與勞動人口比已經直逼32%。

陷入經濟政治的泥沼之中，即使黃金也難耀其光。

新冠疫情使歐盟的錢袋子更加緊張，歐盟試圖大幅削減ERC資金，其中包括新冠病毒的研究經費。臨時接任ERC主席讓·皮埃爾（Jean-Pierre）在《自然》雜志上大發雷霆，憤怒斥責：

“削減這些預算的行為是愚蠢的！”

10月15日，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宣布，從17日起，倫敦將從疫情“中度”警戒級別升為“高度”警戒。第二波疫情的到來讓歐洲經濟雪上加霜，也讓ERC的預算更加渺茫。

盡管擁有堪稱“黃金”的制度和強大的能力，ERC自身也一直在努力調整機制，以適應波詭云譎的局勢變化。然而，失去經濟和政治支持的科研，似乎總也踩不到地面。

04 下一個“應許之地”在中國？

陷入危機以來，歐洲曾一度指望中國伸手幫助。

這也讓歐洲諸國陷入矛盾糾結。一方面在美國的逼迫下，部分還有技術老底的國家時不時就要配合美國人卡一下中國脖子。另一方面，在眾多歐洲國家的內心里，又期望中國能在經濟上拉他們一把。

（接上圖）塞爾維亞總統繼續說，“在這次困難中唯一可以幫助我們的是中國。”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除了經濟上一路高歌猛進，持續追趕歐美強國，政府同樣在持續探索通過國家財政對科學研究的資助模式。

上世紀后期，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歐盟的尤里卡計劃等帶給中國人巨大的震動和啟發。為了加快追趕國際先進，在科研資金并不充裕的情況下，中國完成了對科研院所、大學、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國家放棄了對上述機構的財政直接撥款，取而代之的是競爭性的科技計劃項目——砸爛了研發體制的“大鍋飯”，誰能干好活，誰就能拿到更多的國家資助資金。

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等幾位老科學家提出了要追趕世界高新技術的若干建議和設想。時任中科院科技開發局局長的張宏，將這些建議提交給鄧小平，直接促成了“863計劃”的出臺。同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NSFC）建立。

一年后，國家組織了200多位專家，選定了7個領域、15個主題作為中國高科技發展重點計劃，7個領域包括生物、信息、自動化。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激光。

863計劃是新中國第一個由科學家倡議、政治家決策、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科技計劃。計劃實施10年后，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項，其中540多項達到國際水平，567項獲國家或部委級獎勵，獲國內外專利244項。1996年，在進行“863計劃”的十年成果匯報時，軍委副席張震說：

“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及時決斷，我們將愧對子孫”。

863計劃出臺11年后，國家又推出了“973計劃”。前者發力于高技術研發，后者更側重于重大前沿科學研究，面向前沿高科技戰略領域超前部署基礎研究。

973計劃以5年為周期，在農業、能源、信息、資源環境、人口與健康、材料等領域展開研究。與863計劃相比，973計劃更加開放，歡迎國際合作，并曾經與歐盟達成協議。

2016年，隨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發布，將原有的863計劃、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專項、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資金、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等計劃整合到一起——863、973這兩個在中國現代科技發展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的數字，成為歷史名詞。

2020年1月，由教育部牽頭，人才為主導的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強基計劃”正式推出，主要聚焦高端芯片與軟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進制造和國家安全等關鍵領域以及國家人才緊缺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重點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歷史、哲學、古文字學等專業進行招生。

除了重點研發計劃的牽引外，培養未來后備學科人才是“強基計劃”所承擔的新時期歷史使命。

北京大學給“強基計劃”錄取的湖北考生頒發錄取通知書

歐洲科研一體化的艱難探索給予中國的啟示是：政治上的穩定支持、經濟上的持續投入是科研力量整合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高效的機制、專業的團隊，以及接地氣的甄選標準和強大的甄選能力。

歐洲科研一體化時打破的偏見，也存在于中國的科研土壤里。與歐洲當年國籍、年齡、性別、學科的“四唯”不同，中國科研亟待破除的“五唯”是分數、升學、文憑、論文、帽子。與此同時，被戲稱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師的待遇、地區之間重復建設等諸多問題仍然需要統籌解決。其中，ERC完成度較高、也是最為關鍵的“協同創新鏈條”，更是值得我國借鑒的重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