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20年11月14日，包括“驕傲男孩（Proud Boys）”、“婦女支持美國優先（Women for America First）”等極右翼組織在華盛頓特區舉行集會，以響應特朗普宣稱存在選舉欺詐的說法。自2016年特朗普參選以來，美國極右翼組織在短短四年內經歷了極速發展，本文以其中最早成立的“奮起反抗”組織作為切入點，闡述了極右翼分子羅伯特·朗多（Robert Rundo）成立、壯大該組織，并引發美國國內一系列極右翼暴力活動的故事。雖然特朗普目前在大選中已明顯落后，但極右翼組織并不接受本次選舉的結果，并可能組織進一步的抗議活動。

2017年3月25日，加州亨廷頓海灘，羅伯特·朗多與其他“奮起反抗”組織的成員一同攻擊一名反抗議者。

隨著2020年總統大選面對迫在眉睫的政治暴力威脅，洛杉磯的聯邦檢察官正在為特朗普時代最早的街頭暴力事件的核心人物、新法西斯分子街頭幫派的創始人準備上訴聽證會。四年前，來自皇后區的30歲建筑工人、有過犯罪前科的羅伯特·朗多（Robert Rundo）與同伙共同創立了一個名為 “奮起反抗”（RAM）的組織。該組織表面上是為南加州的年輕白人男性開辦的混合武術（MMA）俱樂部，但它也同時促進了認同主義和本土主義政治，尤其散播了對反法西斯活動人士（Antifascist）的憎惡。“奮起反抗”組織成立之時，反法西斯活動人士在加州各地與極右翼活動人士發生了沖突。

2019年，一名美國地區法院法官駁回了針對朗多和其他三名“奮起反抗”成員基于《防暴法案》的指控，理由是該法案本身過于寬泛，將表達政治觀點定為犯罪（即使表達這些觀點將導致暴力事件）。這些指控最初是由于他們參與了2017年橘郡、圣貝納迪諾和伯克利的暴力抗議活動而被提出的，聯邦檢察官現在正尋求在2020年11月17日的聽證會上重新提出這些指控。

《反暴亂法》一直被用來起訴來自政治光譜兩端的（極端）活動分子，最著名的是1969年對“芝加哥七人案”（Chicago Seven）的審判，他們被控在1968年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密謀煽動暴力。去年，在弗吉尼亞州，“奮起反抗”的另外四名成員對他們參與夏洛茨維爾團結右翼集會的反暴亂指控認罪。

此外，也有其他極右翼組織遭到了各種暴力犯罪起訴，這些組織包括“驕傲男孩”（Proud Boys）、新納粹組織：核武器（Atomwaffen）和“基地”組織（the Base）。但在聯邦法院系統記錄中，朗多的“奮起反抗”所引發的暴力犯罪率遠遠高于這些組織。“奮起反抗”組織在2017年率先在加州引發了政治暴力，遠早于暴力事件的全國性爆發。在“奮起反抗”于2019年被強制執法解散之前，該組織一直是另類右翼名義上的領袖，它的街頭斗爭利用了眾多迷因（memes）的主題。它還與遍布中歐和東歐的右翼極端主義暴力組織建立了聯系，并在美國與鐵錘皮（Hammerskins）和雅利安兄弟會（Aryan Brotherhood）等老牌光頭黨、新納粹團伙建立了聯系。

聯邦檢察官正做出新的努力，試圖將“奮起反抗”的創始人定罪。與此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發布了一份情報評估報告，對圍繞美國大選及其選舉結果可能帶來的“暴力極端主義威脅”提出警告。聯邦執法人員挫敗了反政府民兵綁架密歇根州州長的陰謀。盡管朗多的組織曾是用纏滿繃帶的拳頭與反法西斯分子進行沖突，但是身著戰斗服、攜帶軍用武器的右翼武裝團體儼然成為了反對社會正義抗議活動的主要人員。在執法人員計劃處置他們之前，“奮起反抗”已經開始接受槍械訓練，并練習駕車射擊。正是這種危險的轉變使朗多的職業生涯成為具有教育意義的研究案例，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極右翼暴力極端主義者的武裝力量日益增強的趨勢。

朗多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匈牙利旅行了幾個月后，于9月初返回美國參加聽證會。在某些方面，這是朗多的一種致敬：當他第一次組建“奮起反抗”時，他有意識地沿襲了歐洲極右翼組織，比如意大利的卡薩龐德（CasaPound，意指美國詩人和法西斯同情者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和俄羅斯的White Rex的街頭斗毆傳統；他已經多次前往了這些地方，與這些組織重新建立聯系。

“對我們組織來說，俄羅斯White Rex給予了我們最大的影響，”朗多在最近接受一個極右派播客采訪時說道。他特別提到了該組織的創始人丹尼斯·尼基丁（Denis Nikitin）。他曾是科隆足球俱樂部（FC Koln）和莫斯科中央陸軍（CSKA Moscow）足球流氓團伙的一員；他在歐洲各地舉辦極右翼綜合格斗錦標賽，銷售新納粹主題的服裝，還在2016年歐洲杯俄羅斯對英格蘭的比賽期間參與了騷亂。

關于2016年“奮起反抗”的成立（該組織最初被稱為“DIY部門”），朗多說道，“當時美國并沒有我看到的那種，在歐洲非常成功的街頭活動。這是我所看到的，非常吸引我的東西。”“奮起反抗”組織對被疏遠的美國年輕白人的吸引力來自于格斗運動、涂鴉、街頭文化、模仿了歐洲足球流氓以及南加州街頭幫派的有力結合。

“我不記得我在《我的奮斗》中哪一章讀到過這句話，”朗多接著談起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他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拳擊運動員，而不是知識分子。”

2018年，朗多在羅馬一家屬于卡薩龐德（CasaPound）的青年旅社和青年中心居住時，驚訝地發現一大群意大利年輕人參加了一場說唱音樂會。當他詢問卡薩龐德為什么要舉辦一場屬于非白人音樂的音樂會時，一名成員告訴朗多，這才是受歡迎的：讓右翼思想適應流行文化，總比讓右翼經受被邊緣化的風險要好。

朗多也借鑒了法西斯主義哲學家朱利葉斯·埃沃拉（Julius Evola）的著作，想象“奮起反抗”作為一個“超政治（meta-political）”組織，培養自己的文化，使其獨立于西方商業文化。朗多認為主流電視、藥物成癮、垃圾食品，和多元文化的價值正在削弱美國白人的活力。他相信，根據朱利葉斯·埃沃拉的教導，右翼可以通過政治和體育教育，為任性的白人青年提供人生的方向和目標。這將使強硬的年輕干部們具備“反抗現代世界”的能力，并且讓他們準備好面對意識形態上的對手。

“他們與選舉政治毫無關系，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與街頭政治有關，并建立了一種反主流文化，”朗多談到卡薩龐德時說，“我們能做的一切都是在主流之外，在主流的毒物之外，我們需要去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化。”

朗多給這個項目帶來的是某種程度的個人魅力，使他能夠成功招募到其他人。在他年輕時，他參與了最初的法拉盛幫會（Flushing Crew），這是皇后區法拉盛的一個多種族社區幫派。在2009年刺傷一名MS-13幫派成員而在州監獄服刑一段時間后，朗多在監獄里成立了一個名為“88人”的白人小團伙（新納粹分子一眼就能認出這個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是用字母表中的第8個字母來指代“希特勒萬歲”）。

2017年，ProPublica新聞公司對“奮起反抗”運動進行了調查，次年PBS前線（PBS Frontline）的系列紀錄片也對其進行了報道（我對這兩部紀錄片都進行過報道）。在那之后，朗多遭到了初次曝光，他在南加州作為工會工人的平民生活也因此分崩離析。他失業了，他的未婚妻給了他最后通牒——要么選擇我，要么選擇你的“運動”——然后離開了他。他對此的反應是更深入地陷入右翼的戰斗中；此后的幾年里，他在國際極右勢力中的地位有增無減。在2018年3月流傳的一份關于極右翼國內恐怖主義的內部備忘錄中，聯邦調查局將他列為“一級發起人”。

自該組織成立以來，“奮起反抗”與歷史更久的、白人犯罪光頭黨團伙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尤其是西部的鐵錘皮Hammerskins，它是美國最大的光頭黨保護傘組織的西海岸分會）。萊利·德沃爾（Reilly Devore）是圣迭戈的鐵錘皮組織主要組織者，他曾出現在“奮起反抗”精心制作的幾部宣傳視頻中，這些視頻為該組織在早期搏得了名聲。另一位來自奧蘭治縣的鐵錘皮組織成員馬修·布蘭德特爾（Matthew Branstetter）也接受過“奮起反抗”的訓練，他曾在2011年因仇恨犯罪襲擊一名猶太男子而入獄。

朗多自己也在社交聚會上與雅利安兄弟會的成員混在一起。在最近的播客采訪中，他講述了自己在等待2019年的法庭聽證會時，是如何被光頭黨所接受的，這些光頭黨統治了洛杉磯縣監獄中白人囚犯。

2018年秋天，在他的四名戰友在弗吉尼亞被起訴后，朗多開始逃離聯邦當局的追捕，并試圖躲藏在烏克蘭。烏克蘭已經成為右翼武裝分子的庇護地，這些人自認為右翼武裝分子或將自己看作美國司法機構的逃犯。由于美國當局對他采取了旅行限制，朗多在在倫敦轉機時被遣返回美國。幾周后，他又做了第二次嘗試：他穿越邊境進入墨西哥前往薩爾瓦多，結果在那里被逮捕并被移交給聯邦調查局。在聯邦調查局特工的陪同下，他被空運回洛杉磯，面對目前已被推翻的起訴。2020年初，在重新獲得護照和旅行特權后，朗多去了烏克蘭；與那里的另一位“奮起反抗”前成員重新取得了聯系，并拜訪了“奮起反抗”在亞速營（Azov Battalion）的贊助人。亞速營是烏克蘭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內的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極右翼團。

盡管“奮起反抗”曾經在集會上舉著橫幅，宣稱要“保衛美國”，但朗多現在相信（正如他在播客采訪中所說的），這個國家“正在崩潰”。他敦促其他右翼“持不同政見者”逃離美國，如果可能的話，去獲得外國護照，以避免旅行限制，比如被列入禁飛名單。

與此同時，他的形象已經改變，他從一個加州綜合格斗健身房的“友善”常客，轉變成了硬朗、傳統的光頭形象：他給自己加上了幾個新紋身，在他的右手肘添上了納粹式的Sonnenrad（“黑太陽”）紋身；在他的腹部，紋上了一把印有“Me Ne Frego”（“我不在乎”）的匕首，這是意大利黑衫社團的座右銘。

從聯邦監獄被釋放后，朗多再次投身于極右翼活動，與東海岸一個名為“傳統反抗”（另一個基于朱利葉斯·埃沃拉思想的組織）的新法西斯組織建立了聯系，該組織也提供綜合武術培訓，并發布了一系列借鑒“奮起反抗”早期作品的宣傳視頻。除了努力將自己在油管上塑造成鼓舞人心的極右翼人物，朗多還證明了自己善于將政治運動轉變為商業，最近他推出了一系列極端主義主題的服裝。

朗多聯邦上訴案件的法庭文件，以及針對“奮起反抗”的聯合創始人本·戴利（Ben Daley）的刑事案件聽證會都清楚地表明，聯邦執法部門認為“奮起反抗”是一個有可能實施政治暴力的組織。戴利目前已被定罪。根據檢察官提交的一份文件表明，戴利和朗多組織了一些培訓課程，目的是“為在政治集會上實施暴力做準備，以便成員在參加政治集會時襲擊記者、警察和其他人員。”

在2019年，針對朗多的起訴被撤銷后，洛杉磯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繼續密切關注著朗多。在2020年3月的上訴中，一項動議表達了檢察官對他的活動的擔憂，并且這樣的擔憂是有理有據的：在2020年2月，朗多曾發布了一段自己參加布達佩斯新法西斯集會的視頻，該集會是為了紀念戰時德國黨衛軍師中的匈牙利志愿者而舉行的。

2017年初，“奮起反抗”在加州各地上下進行政治集會時，聯邦調查局（FBI）啟動了一項針對該組織的國內恐怖主義案件調查。在隨后的兩年里，我們從檢方的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奮起反抗”的領導人正在將成員的好戰性從巷戰層面上升到潛在的武裝行動。

在去年7月戴利的庭審中，聯邦檢察官托馬斯·卡倫（Thomas Cullen）回憶了戴利在夏洛茨維爾“團結右翼”集會上的講話：他表示詹姆斯·菲爾茲對反集會者發動致命的汽車襲擊為時過早，該運動需要做更多準備來實施極端戰術打擊。

“這些被告在加州的沙漠中練習沖鋒槍射擊，并駕駛一輛白色面包車向外射擊；從本質上說，這是在練習駕車射擊，這證明了他變得越來越激進，可能變得更加危險。”卡倫說：“這本身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證據，但在更大的案件背景下，它讓你對這個團伙的前進方向有了一個概念。”

當戴利在2018年被聯邦當局逮捕時，聯邦調查局發現了一把12口徑的獵槍、一把上了膛的0.357手槍和一把帶有納粹標志的刀。當局在“奮起反抗”的另一名成員邁克·米塞利斯的家中發現了突擊武器彈藥、煙霧彈和曳光彈。米塞利斯是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前系統工程師，他已在監獄服刑了一年多，目前正在監外保釋期。

朗多下個月的上訴聽證會的結果，將對他通過Telegram和油管上的Media 2 Rise項目重新確立其極右領軍人物的努力產生決定性影響。在這兩個網站上，他發布了有關體育鍛煉、政治組織和旅行的教學視頻，同時宣傳了關于聯邦政府以“思想罪犯”為罪名對“奮起反抗”進行迫害的個人敘述。

一位白人權力集團的長期調查員說：“隆多對所有接受到的東歐（右翼）教育的處理，以及他如何進行結構化等，還有待觀察。”在最近的采訪中，研究人員指出朗多的組織方法似乎變得越來越復雜。研究人員說：“他已經成熟了。”他將現在的隆多與前3K黨成員（Klansman）、白雅利安抵抗組織（White Aryan Resistance）的創始人托馬斯·梅茨格（Thomas Metzger）相提并論。

聯邦執法部門對極右勢力日益增長的武裝力量，（雖然緩慢）不斷升級的（重視）反應似乎受到了支持。雖然“奮起反抗”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面臨著再次入獄的可能，但這未必能讓人安心。就像朗多職業生涯早期發生的故事那樣，坐牢往往會更大地激化成員的行為，使得犯罪組織之間的聯系變得更緊密。

朗多的職業生涯還表明，拆除右翼極端主義組織的傳統執法方法就像是“打地鼠”。一位像朗多這樣的“演員”，有著遠遠超出“扮演”傳統的極右翼街頭格斗步兵的野心。他們在進行著一個打造“持久的社會運動”的漫長游戲，并且極其善于利用影響和文化斗爭等工具。

去激進化是一項非常復雜的任務，將花上數年時間。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極右勢力已經在西方青年亞文化中站穩了腳跟。以前僅限于美國政治邊緣的仇外、本土主義思想，如今已從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下沉，并成為主流。2017年夏洛茨維爾的騷亂后，被特朗普總統稱贊的“非常優秀的人”再次準備對抗。

盡管“萬眾一心”的反法西斯組織起到了遏制極右武裝分子死灰復燃的作用，但在反示威活動中，極右武裝分子的人數往往遠超他們。像“奮起反抗”和“驕傲男孩”這樣的組織已經看到他們的仇恨暴力行為得到了美國總司令的認可。如果不徹底解決激進化的根源（the root causes of radicalization），這個邪惡的精靈將很難再回到瓶子里。朗多和他的運動試圖效仿在烏克蘭、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國家肆虐的、有組織的暴行，這也可能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個持久特征。

（原文原載于《紐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