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的一部名為《電梯》（Die Rolltreppe）的德國小說中，有一個人物是一位中世紀史學家。他是霍亨施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傳記作者，亦是環繞著斯特凡·格奧爾格的秘密小圈子的成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隨利曼·馮·贊德爾斯將軍在安納托利亞服役。這部小說的一個場景被安排在1928年一座優雅的羅馬飯店“拉涅利”。普魯士歷史研究所的所長在主持一次晚餐，出席的成員包括一位博物館館長、一位著名實業家、一位知名歷史學家。他們吃著烤斯堪比蝦、火雞胸肉配菜薊、紅菊苣沙拉（“尤其合時令”）、奶酪蛋奶酥（“餐廳的招牌”）、水果和咖啡，佐以一瓶巴羅洛葡萄酒、一瓶弗拉斯卡蒂白葡萄甜酒和一瓶阿斯蒂白葡萄汽酒。

書中被稱為“維特科夫斯基”的歷史學家，顯然就是恩斯特·康托洛維茨，1928年他在羅馬生活，經常光顧這家餐廳，格外享受羅馬“引人入勝的弗拉斯卡蒂白葡萄甜酒”。在這部小說的后面，“維特科夫斯基”出現的時候，穿“熱帶風格的白色西裝、米色襯衫，系紅絲絨領帶”，而在同一時期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康托洛維茨正是如此衣著，外加一頂白色的漁夫帽和一對白手套。

恩斯特·康托洛維茨在哥本哈根，1925年夏（勒納檔案）

在20世紀的歷史學家中，很少有人像恩斯特·康托洛維茨（1895-1963）這樣，值得基于其工作和生活，為其作一部全面的傳記。在去世五十多年后，康托洛維茨依然是最有影響力的中世紀史學家之一，這個“之一”甚至可以拿掉。當然，其他人的工作可能有著同等的分量：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亨利·皮雷納、馬克·布洛赫、R.W. 薩瑟恩、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以及約瑟夫·R.斯特雷耶的名字。他們的學術成就是開拓性的，而且他們的有些作品依然有讀者，但沒有哪一本像康托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這般依然暢銷。自1957年面世以來，該書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一印再印，并已譯成德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波蘭語、斯洛文尼亞語和日語。穩定的銷量和諸多譯本反映了這一事實，即康托洛維茨的著作在好幾個學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反響：不僅是歷史，還有藝術史、文學批評和政治思想。在該書出版五十年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寫道，這“依然是一部至關重要、博大精深、充滿生命力的作品”。喬吉奧·阿甘本則稱之為“無可置疑的杰作”，是“我們這個時代關于權力技術的偉大文本之一”。

雖然康托洛維茨的聲譽，主要得于《國王的兩個身體》，但憑其他作品，他亦可彰顯令名。他的第一本書《腓特烈二世皇帝》，1927年出版于德國，是魏瑪德國最受爭議的歷史著作之一。手握話語權的學院派攻擊它，因它對霍亨施陶芬皇帝持有所謂的“神秘見解”，而其他人則看到了歷史編纂學從實證主義中的解脫而予以歡迎。該書面世的時候并無腳注，導致許多人認為作者是向壁虛構；康托洛維茨于1931年出版“續篇”，為其寫過的大部分內容提供引證，使得批評他的人陷入尷尬。雖然這本書已經被其他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取代，但它依然是歷史編纂學的豐碑，而對于學術研究來說，續篇依然必不可少。（“手頭沒有康托洛維茨，你不會想進入13世紀的意大利史。”）

然后是《基督君王頌》（Laudes Regiae），寫作歷時十年，直到1946年才出版。從主要的方法論而言，《腓特烈二世皇帝》的重要性在于文學資源的使用（詩歌、預言和頌詞），《國王的兩個身體》在于法律資源的使用，而《基督君王頌》則在于禮拜學資源的使用。如同康托洛維茨在前言中指出的，在此之前學者們只是“愜意地探討中世紀思想文化史，而不曾翻開一本彌撒書”，他希望這一點不久變得不再可能。比起其他兩本書，《基督君王頌》引起的關注要更少，但它依然重要，既因為它對王權史的重大貢獻，也因為它在研究中世紀政治神學上的策略。最后不能忽視的是康托洛維茨的文章，其中許多是學術上的瑰寶（“櫝玉”）。林恩·懷特曾為其中的一篇向他致謝：“這無疑是當代學術中最為非凡的功績之一。我以認識你為傲！”

康托洛維茨的一項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其才思的廣博。可以想象一下，把他的文集交給一群初學者看而隱去他的名字，叫他們識別作者的專業。有的可能會說他是個藝術史家，有的可能會說他是個對教會法有廣泛了解的神學家，有的可能會依據他對派生詞的迷戀而指認他為語言學者。最后他們可能會總結說，作者在教父學、拜占庭史、中世紀哲學、中世紀文學領域的知識很淵博，表明他是一個涉獵廣泛的中世紀史學家。但是如果這時告訴他們，這個中世紀史學家從未上過一堂中世紀史的課，他們將會覺得不可思議。

盡管這么說，學者生涯很少是讀來引人入勝的素材。“與你的書桌保持密切聯系，你將贏得一個捐贈教席。”然而恩斯特·康托洛維茨的一生是個例外。出生于波森（現在的波茲南）一個從事利口酒生產的富裕猶太家庭，在他的早期生涯，康托洛維茨是一個狂熱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志愿為德國皇帝而戰，因在西線的服役（在“凡爾登地獄”受傷），獲得一枚鐵十字勛章，因在安納托利亞的表現，獲得奧斯曼帝國鐵新月勛章。戰爭末期，他在幾個月之內三次拿起武器：在他出生的城市抵抗波蘭人、在柏林抵抗斯巴達克同盟、在慕尼黑抵抗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赤色分子”。據說，康托洛維茨在戰后聲稱“我的右邊只是一堵墻”；1922年他寫道，德國政策應致力于摧毀法國。與他的政治見解緊密聯系的，是他作為德國詩人-先知斯特凡·格奧爾格精英圈子成員的身份。作為當時公認的德國最偉大的在世詩人，格奧爾格是令人著迷的偶像。他信奉反理性主義、反現代主義、英雄崇拜以及對國家地下資源的忠誠（“秘密德意志”）。他著力于打造一個由聰俊的年輕人組成的同人小圈子：他們被期待用第三人稱稱呼他，傾聽他的每句話，通過寫作和示范來宣傳他的理念，其目標在于將德國變成真理與純潔之地。康托洛維茨是格奧爾格圈中最為突出的年輕人之一（另一個是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后來向希特勒行刺），腓特烈二世傳記的寫作，正是得于“大師”（Meister）的鼓勵。

1933年11月，身為正教授的康托洛維茨在法蘭克福大學的講臺上，當著爆滿的聽眾，勇敢地反對掌權的納粹。（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德國教授公然頂撞政權。）由于受到納粹學生的聯合抵制，他無法繼續教學，被迫“退休”，成為一名私人學者。1938年，他差點沒躲過“水晶之夜”，先逃亡到英國，后至美國。1939年秋，他在伯克利獲得一份為期一年的教職，而后通過進一步的臨時任命而續任，直到1945年終于成為正教授。他本樂于在伯克利度過余生，但大學的效忠誓言爭端使他未能如愿。康托洛維茨——當然從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旋即成為反對宣誓的全體教員的領導者，一直堅決拒絕簽字。1950年8月他被解雇，然后“從梯子上跌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追求他的學術志趣，同時與諸多當時最有名的知識分子保持友誼。

康托洛維茨有著迷人的個性。他文雅而機智（有時會使點壞），知道怎樣衣著光鮮，對葡萄酒的品鑒很內行，廚藝也是一絕。他在夜晚精力旺盛，厭惡別人在上午十點之前給他打電話。從1934年直到逝世，他最親密的朋友是牛津大學的莫里斯·包臘，后者被公認為牛津最為機智的人。兩人在1930年代中期曾共游歐洲，并在1950年代一起在雅典消夏。其他的朋友則包括魏瑪德國的知識分子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知名人士。在伯克利的時候，康托洛維茨便是個高妙的演講者、有名的老師。在校園里可以看到一群學生簇擁著他，然后把他交到另一群學生中間，由他們繼續護送。他有女友和男友。在土耳其，因為和司令官的情婦有染，他被調離德國第五軍。1920年代初，他先后和一個好友的妻子以及格奧爾格圈中的一位年輕貴族子弟發生情事。在和那位年輕貴族的同父異母姐姐短暫處過一段時間后，他和包臘成為戀人。在美國，他和他的一位侄女保持著長期的親密關系。

關于康托洛維茨，迄今尚未有差強人意的傳記。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作傳者需要德語和英語都很流利，熟悉兩種語言各自的情境。此外，用兩種語言寫就的大量文獻是個攔路虎。康托洛維茨常說他“懶于提筆”，然而就已知的情況而言，他給別人寫的信大約有一千五百封。（我找到了兩百封，有的是原件，有的是復印件，都是別人捐獻給我的。在書中提到的時候，我將稱之為“勒納檔案”。）此外，還有大約五百封別人寫給他的信。康托洛維茨在遺囑中指示執行人“將[他的]所有通信集中起來付之一炬”，但這一指令被有意無視。有權檢閱他所持信件的近親銷毀了其中的兩部分，一部分是他一度的情人露西·馮·旺根海姆寫的，一部分是莫里斯·包臘寫的。但他的另一密友萊昂納多·奧勒思吉的遺孀，被允許取回丈夫的諸多信件，使得我們現在幾乎可以知道他們之間完整的交流。同樣地，他的研究生羅伯特·本森，保留了寫給康托洛維茨的信的復寫紙和收到的信，使得另一部分的存在成為可能。而尤其重要的是，康托洛維茨本人保存了大量來信，大部分具有官方性質，近來可通過紐約利奧·貝克研究所的數字檔案查閱。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文獻還不止于此。在貝克研究所（同樣是數字形式）還有康托洛維茨未發表的學術著述、對已發表文章的手寫的補遺，以及許多給伯克利的本科生上課時留下的完整講義。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經常出現在別人的信件和回憶錄中。文獻如此密集，以至于可以確定無疑地告知我們，1957年9月27日中午康托洛維茨點了哪些菜（當時他在費城住院），包括湯、牛腩配辣根醬、土豆泥、黑面包抹黃油、水果和奶油咖啡。（病人略過了花椰菜和烤南瓜。）1938年，在就慕尼黑危機進行一系列通信后，康托洛維茨在給包臘的信中打趣道，他們“未來的傳記作者”會在文獻上對他們心存感激。現在看來，這不再那么有趣了。

不用說，文獻的無盡將允許我們完全進入對象的心智。就康托洛維茨的情況而言，一個基本的問題是他的轉變：此前他是一部高度修辭、沒有腳注、飽含政治情感的傳記的作者，他的寫作面對廣大讀者，但之后他成了一部政治神學著作的作者，分析有條理而無溫度（“事實和理性的寒冷探照燈”），由腳注加以夯實，預設的讀者是少數學者。同樣，他為什么從興登堡右派轉為肯尼迪左派？我們可以對他如何一步步走來予以紀實性描述，但要解釋他的動機，則是有風險的。本書依照相當嚴格的年代學，為了弄清楚傳主的發展，既提到延續性，也提到改變。至于動機，我竭盡所能。

人們會問我是不是康托洛維茨的學生，但我不是。1961年4月，當時我在普林斯頓念研一，學習中世紀史。我的教授約瑟夫·斯特雷耶主持了一個系里的雞尾酒會，研究生也受到邀請。很難說我覺得我融入其中：那時我才二十一歲出頭。當我和斯特雷耶交談不久，系里知名的法國史學家R.R.帕爾默加入進來。法國史研究學會的一次會議不久將在普林斯頓舉行，兩人開始討論起這次會議的計劃。雖然我幫不上忙，但他們似乎并不介意我在場。

這時另外一位客人進入房間，朝斯特雷耶和帕爾默闊步走來。我不知道他是誰，但看他的風度便知是位“大人物”。我從未見過如斯人物。他的衣著剪裁精當，讓人想起薩維爾街或者博·布魯梅爾。我從未聽過如此印象深刻的談吐，那奇異的抑揚頓挫，傳達著這樣一個信息：“無人像我這樣說話。”由于斯特雷耶和帕爾默的衣裝談吐都很單調乏味，這個人站在他們旁邊，看起來就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然而這三人相處愉快，知道如何打趣對方的習慣。這個后來者希望知道他的一位弟子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被安排在什么時間發言，因為他想屆時出現在那里。當帕爾默告知該學生被排在上午的會議，后來者告誡這絕不可能，因為就像其他兩位深知的，他的生活箴言是，理智清明之人在天明時才就寢。帕爾默和斯特雷耶一本正經地提出夜貓子必須遭罪。在一陣笑聲迸發之后——結果怎么樣我不記得了——我們便散開了，一如人們在雞尾酒會上做的。至于我，我找到一位高年級的研究生，想打聽這位大人物是誰。回答是“恩斯特·康托洛維茨”。

這次偶遇標志著一個開端。在閱讀《國王的兩個身體》并得知他是圍繞著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的奇異圈子的成員后，我對他更為著迷。后來我在他的房子里待過一兩個小時，這進一步增加了他的魅力。康托洛維茨于1963年9月逝世時，我才開始知道拉爾夫·基西，也就是那次斯特雷耶酒會上談到的弟子。拉爾夫是康托洛維茨遺囑上指定的兩個遺著保管人之一，他當時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休假，因而得以在場。在稍早一些時候，斯特雷耶將我寫的一篇論文轉給康托洛維茨，讓他幫著看一看，所以我便問拉爾夫是否曾在康托洛維茨的所有物中留意到這篇東西。（我很好奇他有沒有寫下什么意見。）他沒有發現，但他有一把房子的鑰匙，因此我可以跟他一起去找找。我并沒有找到論文，但得到了補償。在我們離開前，我們喝掉了康托洛維茨的一瓶萊茵白葡萄酒；拉爾夫繼承了那個著名的酒窖，將不再保藏的酒都打開了。

1988年，恩斯特·康托洛維茨的工作和生活成了我的一項雄心勃勃的研究項目。在那年秋天，我受邀參加一個關于“1933年后流亡美國的德語歷史學家”的研討會，這次會議標志著華盛頓德國歷史研究所的揭幕。因為分派給我的任務是講杰出的中世紀史學家，我決定選擇康托洛維茨。巧合的是，那一學年我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成員，因而能夠和當地諸多熟悉康托洛維茨的高士晤談。任務便這么完成了。在作完華盛頓的演講后，我決心收集“朝向一部傳記”所需的資料。大約在那時，我心里開始把康托洛維茨稱作“埃卡”（EKa）——來自他的姓名的首字母，發音與“嘿，媽”押韻——因為他的朋友們便是被要求這么喊他，在這里我遵從這一慣例。有人可能會說我在這部傳記上花了二十五年，這不完全對，因為我是從四年前才開始動手寫。但因為埃卡“結合了思想的深邃與精神的宏富”——我從他的友人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那里借用這一短語——長久的投入從未停止給予回報。

（本文為羅伯特·E.勒納著《天使時間：康托洛維茨傳》導言，宋寧剛譯，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