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十年間，令人目眩的高層建筑、大型基礎設施、高端房地產項目等宣示著“現代”與“進步”的項目落地雅加達，持續重塑著城市空間，為雅加達成為“世界城市”的愿景添磚加瓦。但與此同時，雅加達也在面臨著不斷加劇的水資源危機，一方面是水資源短缺、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越來越頻繁地遭受洪災的威脅。與世界城市的想象背道而馳的水資源危機究竟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2020年10月14日，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SEAC）主辦的研討會上，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助理教授 Emma Colven 梳理了雅加達水資源危機的生成機制，將其根本原因歸結為投機性城市主義主宰的一種特定的發展模式。本文根據該場講座筆記整理而成。

城市的雙重想象（imaginaries）：資本之都VS沉沒首都

在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執政期間，尤其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印度尼西亞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自由化城市轉型（urban transformation）。在此過程中，雅加達以一種我們非常熟悉的方式發生著空間和社會巨變：經濟高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人口急速膨脹，大量海外資本涌入；城市建成空間也發生了巨變，各種宣示著“現代”與“進步”的高層建筑、大型基礎設施、高端房地產開發項目落地生根。

在這個過程中，關于雅加達的第一種想象被構建起來——帶著刺激經濟發展、打造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勃勃野心，雅加達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資本的水庫”（capital sink），源源不斷地接受著全球資本的改造。在2009年到2015年短短六年間，雅加達的房地產價格就翻了不止一倍。2014年，華爾街日報將雅加達評為“全球最熱門的高端地產市場”。

與此同時，另一種更為隱秘的現實，卻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著 “資本之都”的想象——愈發頻繁地受到洪水侵擾、被持續上升的海平面步步緊逼，雅加達正逐步陷入“沉沒的首都”這一生存危機。

需要強調的是，雅加達的“沉沒”除了受到自身的自然地理條件以及全球變暖等氣候因素影響，更關鍵的是不斷加劇的土地沉降問題，這背后進一步關聯著城市的水治理危機。隨著城市發展與人口增長，雅加達的用水緊缺問題愈發突出，城市的水治理卻并沒有實質性的進步。

1997年，雅加達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推行了供水系統的私有化改革，但是在改革二十余年后，供水網絡的覆蓋率并沒有顯著的提升，供水不足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再加上監管困難，過度抽取地下水的問題愈演愈烈，而這也被認為是導致雅加達發生土地沉降的重要因素。

投機性城市主義與政治生態學的相遇

上述兩種強烈沖突的城市想象，分別是如何被生產出來、又如何相互纏繞的？

基于對雅加達地產咨詢和財務顧問的深入訪談、地產行業數據分析以及水資源管理研究的梳理，Emma Colven 認為，雅加達的水資源危機在本質上源于其內在的被 “投機性城市主義”所主宰的城市發展模式，而“世界城市”的想象正是這種城市發展模式扎根的關鍵所在。

借助 Michael Goldman所提出的“投機性城市主義” （speculative urbanism）概念，Emma Colven 結合了政治生態學的視角，試圖解釋雅加達的城市轉型及其水資源危機產生背后的運行機制。

一方面，她強調投機性城市主義以城市的“未來”為“賭注”，其具體表征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商業房地產開發項目，也包括了與城市生態環境相關的投機行為。

而另一方面，政治生態學對城市水設施的研究則傾向于認為，城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賽博格” (cyborg)，這意味我們需要更加關注 “非人類” (nonhuman) 要素與“人類” (human) 要素之間的互動過程。

事實上，許多我們所慣常認為的“自然的”、“物質的”要素的生產過程，本質上也是人為構建的社會過程。因此，從政治生態學的視角來看，雖然“水”是一種自然資源，但城市水資源危機的生產機制（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城市水設施的建設與治理）卻絕非客觀的、自然的、與人類無關的，因此水資源危機應當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為一個 “社會-生態過程” (socio-ecological processes)。

“雅加達水危機”實際上正處在投機性城市主義與政治生態學的交匯處。換言之，城市水設施的投機行為也同時具有生態屬性與社會屬性，而這也構成了Emma Colven對雅加達水危機的生產機制進行觀察的重要立足點。

投機性城市主義運作的兩種路徑

在討論投機性城市主義究竟是如何在雅加達施展拳腳時，Emma Colven進一步引述了人類學家 Laura Bear 等學者對“投機” (speculation) 所做的新定義。沿著 “面向利潤的投機行為” 與 “面向生存的投機行為” 兩條線索，她細致地梳理了雅加達如何被投機性城市主義所主宰的城市發展模式所塑造，雅加達的水資源危機又是如何被國際資本的投機行為導致并固化的。

國家首都海灣綜合開發項目（簡稱 NCICD）常被認為是投機性城市主義在雅加達的一大試驗場。這一海灣開發項目主要包括了兩部分，一是通過填海造陸建設17座人工島嶼，進行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二是在十七個人工島嶼外圍的大型防洪海堤建設。在Emma Colven看來，這二者分別揭示了“面向利潤”和“面向生存”的兩種投機行為。

17座人工島嶼的建設及其上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是赤裸而直接的以經濟利潤為導向的投機行為，這一項目迎合了城市繁榮發展的愿景，通過強調城市內部空間緊張的問題，合理化大規模填海造陸的舉措。在這個話語中，該項目可以提供更多的用地，滿足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并刺激經濟活力較差的海灣地區，進而推動雅加達朝“世界城市”的愿景再進一步。

但在具體的操作環節，政府與開發商在這一項目上的目標其實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政府所看重的是城市未來的發展機遇，開發商則更為短視，考慮的更多只是如何更快地實現資金回籠與賺取利潤（“They sell and are long gone”）。

國家首都海灣綜合開發項目（NCICD/GGSW）規劃鳥瞰圖 (來源：荷蘭水務部官網)

投機性城市主義的狡黠之處更多地體現在 “面向生存的投機行為” 之中。雅加達海灣綜合開發項目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 “Great Garuda Sea Wall” (GGSW)，因為在設計圖紙上，這一宏偉的海堤擁有著印尼國徽上的神鷹的形狀。其言外之意是，海堤不僅是一項防洪措施，而且在更深層次上與國家身份、形象、未來掛鉤，因此也是雅加達“世界城市”野心的又一注腳。在此基礎上，在GGSW的華麗藍圖里，這片 1250 公頃的土地上還將聳立起一座集中心商務區、居住區、商業區、綠地、完備的交通設施于一體的全新的濱水城市，而這才是這塊奶酪之所以誘人的根本原因。

項目計劃出臺后，反對之聲如潮水般涌來（因環境因素、賄賂丑聞等原因，項目被多次按下暫停鍵）。各界紛紛批評 GGSW 沒有直面雅加達洪水泛濫的真正原因（即不斷加劇的土地沉降問題），本質上是一種“環境投機行為” (environmental speculation)，環境惡化反而成為了新一輪資本積累的起點。

NCICD的規劃文本中明確出現的 “將危機轉變為城市發展的新機遇” 等話語，近乎直白地宣告著，所謂 “救雅加達于沉沒危機” 不過是這個投機行為外面裹著的一層糖衣。因此，我們或許也應該為“面向生存的投機行為”這一概念里的“生存”二字打上引號。

在 Emma Colven對雅加達的觀察中，城市的雙重想象與投機性城市主義纏繞、交織。一方面，投機性城市主義借助 “治理水資源危機” 進行自我包裝，另一方面又通過迎合 “世界城市” 的愿景贏得了城市政府的共同青睞。投機性城市主義并非外在于雅加達城市轉型的過程，而是時刻塑造著城市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同時也在城市轉型的過程中被不斷激發和固化。

在雅加達的案例中，盡管填海造陸造價高、風險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也是一種避重就輕的“低成本”發展方式——通過將發展重點轉移到海灣，雅加達政府獲得了在一張白紙上繪畫藍圖的機會，而被水資源不足與洪水同時困擾的混亂的內城治理問題則可以被暫時，甚至長期擱置。

由此可以看到，雅加達的兩種城市想象反映了水資源危機所包含的空間不均衡的特征：對于絕大多數困在內城的人而言，“沉沒的首都” 是他們眼里的雅加達；而對于政府與開發商而言，“資本的水庫” 才是雅加達的名片。兩種想象相互沖突著、糾葛著，構成了雅加達這座城市的多維現實。實際上，這或許不僅是雅加達的現實，也是出現在汲汲于“世界城市”這張標簽的眾多城市中的相似圖景。

延伸閱讀：

Colven, E., 2017. Understanding the allure of big infrastructure: Jakarta's Great Garuda Sea Wall project. Water Alternatives, 10(2): 250-264.

Colven, E., 2020. Subterranean infrastructures in a sinking city: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in Jakart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3): 311-331.

（作者黃惠璇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碩士研究生，本文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助理教授趙益民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