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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環案背后兩個被殺孩子的母親:傷痛還在繼續,盼找到真兇
@齊魯晚報 11月1日消息,舒愛蘭用盡全身的力氣,想給癱瘓的丈夫張國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對她來說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緊緊地頂住床邊,弓著腰像一把撐開的弓。這把細弱的弓撐到極致,即將要斷掉的時候,丈夫翻過了身。

舒愛蘭的丈夫張國武已癱瘓在床,她正用盡全身的力氣為丈夫翻身。
這樣筋疲力盡的時刻,從去年12月丈夫中風癱瘓開始,舒愛蘭每天都要經歷。27年前的“張玉環殺童案”,改變了三個家庭的命運。張玉環含冤入獄,妻離子散;張國武、舒愛蘭夫妻生活潦倒困難;張建飛、劉荷花夫婦也歷經磨難。三個家庭,兩代人的命運,都被27年前的慘案改寫。如今,張玉環被無罪釋放,等來了久違的公道,但對于受害者兩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這場慘案所延續的傷痛還在繼續。
活著,要找兇手
11月初,江西的進賢下了一場雨,氣溫很快降到20度以下。慘白的太陽從灰突突的云層里露出光來,讓陰暗的房間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愛蘭家距離張家村有一段距離,挨著縣道075,是一棟三層的小樓。在進賢縣的鄉下,蓋這種小樓是一個家的體面,也是有兒子家庭約定俗成的規矩。內部的裝修,則是根據家庭經濟情況奢簡由人。

靠著縣道075兩棟三層的小樓,是劉荷花(左)和舒愛蘭(右)新蓋的家。

舒愛蘭家中,墻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廚房里僅有簡單的煤氣灶。
房子在5年前就蓋起來了,外面看著齊整,但是里面卻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墻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沒有吊頂,隱約可以看到猙獰的鋼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個露出海綿的沙發。

舒愛蘭家墻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沒有吊頂,隱約可以看到鋼筋。

舒愛蘭家,唯一一件家具是一個露出海綿的沙發。
給丈夫張國武翻過身、擦洗完,舒愛蘭從灰暗的房間里走出來,拉過一把塑料凳子在記者面前坐下。
她沒有說話,記者也沒有說話。
這樣的環境和氣氛,壓抑地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最終,舒愛蘭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愛蘭說的“小孩”,是她的第一個孩子。6歲的兒子在27年前被人殘忍殺死,隨后拋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邊。
如今丈夫癱瘓令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給舒愛蘭的苦,好像沒有盡頭。支撐著她繼續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顧的丈夫,就是追兇的念頭。“他們說我兒子不是張玉環殺的。但我兒子被人殺死了,是誰殺的?總要給我一個說法。”
今年才48歲,舒愛蘭的頭發基本都白了,看著像一個瘦弱年老的婦人。但她盡力地維持著家里的體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經沒有一條床褥子,但癱瘓在床的丈夫身上沒有異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凈凈。舒愛蘭穿著一雙帶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經爆皮,但擦得很干凈。
舒愛蘭給記者看她的手,傷痕遍布、指節粗大,有幾根手指已經變形無法伸直。這是在縣城的五金廠做工留下的痕跡。這樣辛苦繁重的工作,一個月也僅僅只能帶來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這個工作也無法再繼續。丈夫癱瘓后,她只能回家照顧丈夫。唯一的兒子在深圳的電子廠打工,還沒有娶妻,舒愛蘭不知道什么樣的女孩會愿意嫁到自己家。

舒愛蘭常年在縣城的五金廠做工,手指節粗大,有幾根手指已經變形無法伸直。
“沒啥說的了,我們家沒指望了。”過了一會,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兇手”,“孩子是誰殺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總要給我們一個公道。”
兩個孩子被殺,一個四歲,一個六歲
時隔27年,舒愛蘭對1993年10月24日發生的一切記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時節,整個村子都陷在農忙之中。當時張國武、張建飛、張玉環三家毗鄰而居,自己的兒子振榮6歲,張健飛家的兒子振偉4歲,和張玉環的兩個兒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來點鐘,我割完稻草回來,看到四個小孩在張玉環門口玩。但我做好中飯找孩子回家時,發現小孩不見了。”說到這,一直神情木訥的舒愛蘭情緒激動了起來,“我就到處找,都沒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幫著一直到處找、到處找,一直到晚上都沒找到。”時隔多年,舒愛蘭的語氣依然著急。第二天的時候,村子里有人跑來說下馬塘水庫里發現了兩個男童的尸體。這個水庫距離村里有半個小時左右的腳程,小孩子很難跑到這么遠的地方去玩。經過確認,是自己6歲的兒子振榮和張建飛家4歲的振偉。
噩耗傳來后,舒愛蘭就昏倒了。醒來后,家里人怕她想不開,不讓她去現場。“親戚們在家攔著我,不讓我出門,我連孩子最后一面都沒見到。”舒愛蘭說,后來她聽親戚們說張玉環是兇手,警察已經把他抓起來了。開始自己不信,因為三家人關系一直不錯,但是警察說的各種證據又讓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說張玉環已經承認了,舒愛蘭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張玉環。
“解剖的時候脫孩子衣裳,說孩子胸前青一塊紫一塊的,都是被打的。”舒愛蘭瞪大了眼睛看著記者,“這么多年了,現在說他不是兇手。那是誰殺了我小孩?兇手為什么還沒有抓到呢?”
在舒愛蘭講述的時候,她的丈夫張國武躺在臥室里,不定時地發出“吁”的大聲呻吟。舒愛蘭說,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對張玉環案作出再審決定。案子重審的消息傳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錄口供,又去了省檢察院。回來后丈夫就一直喊頭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風。送到醫院后,人救回來了,但一場病花光了家里為數不多的存款,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
頂梁柱的倒下,也讓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淵。“他現在很多話都聽不懂了。他不知道我們在說啥,就是心里難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從某種意義上,舒愛蘭羨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輕松了。”
夫妻
同樣是失去了愛子,孩子沒了以后,兩家人陸續都搬離了村莊。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婦的新房子就在舒愛蘭一家旁邊。

被害4歲男童的父母劉荷花(左)和張建飛(右)回憶起當年孩子遇害,忍不住落淚。
孩子沒了,“兇手”抓到了,張建飛夫妻以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開始。但劉荷花的身體一直不好,即便是后來倆人有了第二個孩子,劉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這時候發生的,苦難沒打算放過這個可憐的家庭。當時張建飛在外面打工,劉荷花身體不好住院,第二個孩子無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邊有個池塘,孩子撈上來的時候已經沒氣了。
噩耗一個接一個,接連的打擊徹底地壓壞了劉荷花。
張建飛怕崩潰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帶著劉荷花出門做工。從那時起,倆人就基本沒有分開過。
對于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妻來說,愛是難以啟于唇齒的字眼。但經歷了大劫大難后的夫妻,更能體會同心一體。張建飛去廣州做刷墻工,干一整天才掙十幾塊錢,他帶著劉荷花;他到縣城做零工,租房子帶著劉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帶著劉荷花;去隔壁的鎮子打土方,還帶著劉荷花。

被害4歲男童的父母劉荷花(左)和張建飛(右)。
即便是后來倆人又有了兩個兒子,劉荷花的身體還是可見地衰弱了下去。張健飛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點就出門,出門之前會給妻子做好飯,一直干到晚上8點多才回家。
劉荷花的病纏纏綿綿,張建飛做苦力掙的錢都掏給了醫院。他的聽力不好,一個耳朵基本聽不見,需要記者大聲喊才能聽見大概。醫生早就建議用助聽器,但是他舍不得買。
家里妻子的藥單,有厚厚一摞。各種中西藥裝了一大包,張建飛對這些藥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對她好,她就沒人了,一點指望也沒有了。”張建飛的話不多。在劉荷花哭的時候,他會反復地說一句,“你得想開點。”
怎么想開呢?一直認為是“兇手”的張玉環被無罪釋放后,劉荷花覺得自己心被巨石壓住了。她常常覺得喘不動氣,一直以來恨的人竟然是無罪的,那她該恨誰呢?劉荷花在喘不動氣的時候經常會大吼,通過聲音來發泄自己心里的難受。
妻子可以崩潰,可以大吼,但張建飛不可以。這個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難受。他想找殺死自己孩子的兇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誰,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檢察院找,但是都沒有回應。他心疼妻子,但是他無能為力,他的能力僅限于此。
張建飛對后來的兩個兒子充滿了內疚。 “我大兒子很聰明的,但是上完小學就不讀書了。家里太窮了,說要出去掙錢供弟弟讀書。”張建飛說,小兒子也沒讀到高中。小兒子說,讀書沒有用,因為就算是考上了大學,也沒有錢去上,還不如早點去打工。大兒子輟學后去縣城修車行做學徒,一個人在社會的滾滾洪流中摸爬滾打;小兒子后來去了西安打工,自學了會計。本來工作和生活都已經走上了正軌,在這次劉荷花又病倒后,小兒子就回到了進賢工作,幫著張建飛照顧生病的母親。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沒了,活著的人卻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劉荷花捂著胸口慢慢從臥室走出來。她走得極慢,大概5米的距離,她走了將近一分鐘。
張建飛解釋,曾經認定的“兇手”張玉環無罪釋放后,劉荷花又進了醫院,前幾天剛從醫院出來。自從孩子4歲時被害之后,劉荷花的身體就垮了。她常常覺得胸悶氣短,最開始帶著她看西醫,檢查不出具體的病情,就帶著她看中醫,中醫診斷是“氣郁”,建議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也看了很多,但身體還是好不了。慢慢地,隨著年齡增長,更添了各種病,現在需要長期吃藥。

劉荷花常年住院,張建飛正翻看劉荷花的病例。
孩子沒有出事前,她曾經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個人在家里種了四畝地,還養牛,養豬,帶孩子。張建飛記得那時候的劉荷花,能干、爽朗。當年自己家母親一直生病,家里窮得很,但劉荷花沒有嫌棄他家。倆人是相親認識的,幾乎一見面他就喜歡,雖然當年都是“先結婚,后戀愛”,但是兩口子一輩子基本沒吵過架。
“我們倆都是很本分的人,很處的來。”張健飛說,結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一切本來都很美好。如果沒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會過得很好的。
“我的心里壓著一塊大石頭,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難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遠過不去的坎。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時的慘狀,劉荷花都覺得有刀子在心頭剮。
孩子死的時候穿了一件帶拉鎖的半高領衣服,被撈上來的時候這件衣服的拉鎖一直拉到脖子,對一個4歲的孩子來說衣服很少有整齊的時候。在此后的27年間,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動在劉荷花的心頭。
兩個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實際上,這倆孩子在世間已經沒有了一點影子。
家人和親戚怕看著難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漸漸找不到。當時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時,兩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劉荷花和舒愛蘭曾經去火葬場找過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沒有,不知道哪個是”。
當時是誰送來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兩個女人當時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無法苛責她們,劉荷花當時23歲,舒愛蘭當時21歲。對于這兩個識字不多,之前從來沒有走出過進賢鄉下的年輕女人來說,一切外界的變化,她們的對應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傷痛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她們每年都會想著孩子的生日,計算著孩子多大了。按照她們的估計,如果孩子當年活著,現在都已經結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殺了,連個墳都沒有,啥都沒有。為什么這么多年了兇手還沒抓到,我們就想要個公道。”舒愛蘭說。
(原題為《張玉環案背后的受害者:兩個被殺孩子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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