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1]，本文首先分析了“官二代”與“非官二代”兩個群體的個人特征與家庭特征，其次對比了兩個群體的職業方向選擇，然后介紹了“官二代”獲得工資溢價的的可能影響機制。本文有助于認識和理解父母的政治資本對子女在勞動力市場上薪資的可能影響和影響機制。

今年五四青年節某站宣傳短片《后浪》收獲好評如潮，引起大家（的父母）紛紛轉載，卻在韭菜圈掀起千層浪，簡稱“韭浪”。一時間網絡風潮，“后浪”一詞已經難以分辨是褒義還是貶義。

站在完全理性客觀的立場，“韭浪”和“后浪”是不是都有相同光明的未來？父母的政治資本會提高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嗎？本文在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基礎上，對“官二代”與“非官二代”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進行分析，并進一步探討“官二代”身份是否幫助其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工資溢價。

一、  個人特征與家庭特征

01 高考成績

根據李宏彬等人的統計，“非官二代”理科生比例為74%，“官二代”理科生比例為70.3%，且二者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相對而言“非官二代”群體里平均更喜歡理科。

下圖展示了兩個群體標準化后的高考成績，標準化公式如下：[（學生分數－平均分）／標準差]。根據t檢驗結果，“官二代”群體擁有更高的語文成績，但理/文綜更差。雖然“官二代”高考總分、數學成績和英語成績更高，但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02 大學表現

根據李宏彬等人的統計，在學分積方面，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學分積（0.450）比“官二代”（0.398）更高；在大學英語等級考試方面，“官二代”群體大學英語等級考試均分為473.6，顯著高于“非官二代”的454.9。

下圖展示了兩類群體在大學選擇從事的主要活動。可以看到，“官二代”熱衷于擔任學生干部；“非官二代”更傾向于參加兼職與實習。在技能等級證書和黨員方面，兩個群體并沒有明顯差別。

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03 父母特征

父母戶口方面，如下圖所示，“官二代”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城鎮戶口的比例為95.9%，而“非官二代”父母這一比例僅為38%。

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注：父母城鎮戶口是指父母中至少一人是城鎮戶口。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父母學歷方面，59%的“官二代”父母至少有一人是大專學歷以上，而“非官二代”群體該比例僅為8.4%，不足前者的1/7。由此可見，“官二代”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

父母收入方面，“官二代”群體父母年收入均值為7.69萬，而“非官二代”群體父母年收入均值為3.51萬元，前者是后者的兩倍有余。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2010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2.1萬元，農村家庭人均收入0.59萬元[2]。

注：父母大專及以上學歷是指父母中至少一人學歷大專及以上。
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二、 就業方向選擇

下圖展示了兩個群體就業行業上的分布。相比之下，“官二代”群體更傾向于選擇金融（15.49%）、黨政機關、群眾組織、社會團體、國際組織等行業，而“非官二代”群體更傾向于選擇采礦/制造/建筑業（28.09%）與醫療衛生行業。

數據來源：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2,11(03):1011-1026.

在金融行業將人脈變現，或者通過“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途徑從政，是充分發揮父母政治資源優勢的較好方法，這種現象在當今也屢見不鮮。

近年，溫州市區委組織部、人事勞動局、監察局聯合發文招錄公務員，紅頭文件的名字很坦率——《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文件明確提出，“高校在讀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可列為這次報考對象”。最終，55名“官二代”中有22人錄用，“幾乎囊括了當地政府主要的職能部門”[3]。

三、 有趣的影響機制

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結果顯示，“官二代”學生起薪比“非官二代”學生平均高13%。針對這一工資溢價，他們從院校選擇和大學期間的人力資本積累兩方面作機制研究。

01 院校選擇

院校選擇方面，出生官員家庭的“官二代”考生院校選擇、和學校的關系、填志愿的風險承受能力、家庭經濟能力方面更具優勢，因此他們很可能因為上了更好的學校而具有工資溢價。

但從下面的實證結果可知，“官二代”的工資溢價并不能被父母收入、受教育水平、戶口所解釋，甚至在控制父母的特征尤其是父母收入時，這種工資溢價甚至更強了。

02 大學期間的人力資本積累

大學期間人力資本方面，“官二代”很可能因為英語等級考試、技能證書、學生會干部經歷等方面積累了更多人力資本，進而幫助他們提高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而回歸結果顯示，高考總分、大學成績、大學質量（985或普通院校）也不能解釋“官二代”工資的溢價。究其根本，也許“官二代”工資的溢價只能被“官二代”本身的身份所解釋。

四、 所謂的結論

父母提供的優渥環境、大學質量、大學期間的人力資本并不能解釋“官二代”身份所帶來的工資溢價。

文章也嘗試利用高考分數作為學生能力的代理，去分析是不是“官爸爸”、“官媽媽”的能力稟賦遺傳給子女使得其更具競爭力，結果顯示“官二代”能力平均更強，但是還是沒能解釋“官二代”身份所帶來的工資溢價。

李宏彬等（2012）認為，這種工資溢價就是“官二代”身份本身在大學生勞動力市場的回報。這并不是一個令人接受的答案，甚至帶有一絲宿命論的悲涼。

當然這里要避免幾個誤區。首先，文章樣本全部來自大學生，因此研究結論不能想當然的推廣到所有“官二代”總體；其次，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父母收入等變量也會對子女初入職場的薪資有顯著正向影響，只是這些變量并不能幫助解釋“官二代”身份給大學生們帶來的工資溢價；最后，出于數據限制，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觀測的人力資本因素可能與“官二代”身份相關。

近年來，網絡上確實有很多關于中國“官二代”享受社會、經濟等方面特權的討論，但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數人都傾向于認為“官二代”是能夠獲得工資溢價的。雖然李宏彬等人的研究并未能找到這種溢價的影響機制，但至少提供了很多的思路以及對現有影響因素的討論與解釋。

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黑箱里究竟還有哪些影響機制還有待研究。站在箱子面前的我們只能期望，打開箱子后，里面仍然充滿了生機與尊嚴。

參考資料：

[1] 《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于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經濟學（季刊）；

[2] 《王萍萍：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rdd/201103/t20110301_59083.html

[3] 《“官二代”引起民眾普遍猜疑背后是黑幕多》，搜狐評論http://star.news.sohu.com/20100315/n270822342.shtml

設計 | 涂鈺坤、YaJie

文章 | 張子豪、YaJie 

編輯 | 璇璇璇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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