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本是陶身體劇場最忙碌的一年。

舞團原計劃在倫敦和圣馬丁室內樂團合作，在美國、加拿大巡演兩個月，還要踏足歐洲多座城市……滿滿當當的演出計劃，隨著疫情的不斷滾動，都打亂了。

重擊之下，陶身體重整旗鼓，在國內拉開了巡演大幕。巡演從盛夏8月持續到深秋11月，廣州出發，北京收尾，一共11站。

10月17日-18日，陶身體將帶著數位系列《9》和《10》來到上海，登臺上汽·上海文化廣場。兩部作品延續了陶冶一貫的審美，摒棄色彩和符號，不講敘事和情感，而是吃透身體，對身體提問。

在《9》中，一聲梵音，9位舞者傾瀉而出，瞬間的爆發，生命駛向了流轉，一個動作出去，它一定會回來。這是舞者對于生命的發問，生命從何而來？從何而去？

《10》則是陶冶在年初疫情最嚴重時有感而發的生命領悟。10位舞者圍攏，形成一個圓形陣列，舞者們各自面向圓心，以不斷旋轉的舞步，展開個體自轉與集體公轉的運動軌道。

《9》

《10》

來上海前的巡演中，陶身體在“網紅”阿那亞的海邊，演了獨此一場的《12時》。

陶冶的舞蹈《12時》與翟永明的詩歌《關于云的12節詩》，在海邊展開了對話。從日出到日暮，12小時里，12位舞者、12段獨舞，在天與海的帷幕下，不斷循環登臺。

這一抹異色，吸引了不少京津冀的舞迷去打卡，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海邊的陶身體刷屏了。

翟永明和陶冶 圖片均來源于陶身體劇場

翟永明的詩

陶冶和翟永明相識于2013年，當時，陶身體首次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數位系列《2》和《4》，翟永明就坐在臺下觀看。 

那是翟永明第一次看陶身體的演出。在此之前，她在國外經常看現代舞，當雕塑家、陶身體“鐵粉”向京發出看戲邀請，她很快就答應了。

“在國外看多了以后，我有一點點厭倦了，因為現代舞也容易成為套路。”陶身體對身體的運用、對舞蹈的理解，舞團的形式感、舞者之間的關系，顛覆了她對現代舞的認識，“看完以后，我就跟朋友說，這是最高質量的現代舞。”

對于翟永明為什么喜歡現代舞，最重要一點原因在于，現代舞和詩歌有特別密切的一種相似性，都很抽象，不像小說，要講故事、講情緒、講具體的東西，“陶身體的舞，是對身體提問，然后得到回應，實際上也是在對世界提問。”

而陶冶，也很早就關注著翟永明的詩歌。

她早期的組詩《女人》，有一段獨白很打動他，“我，一個狂想，充滿深淵的魅力，偶然被你誕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強化了我的身體。”短短的敘述里，他感到了翟永明對身體本質的關注，內在探索中有強烈的思辨精神。

陶身體劇場在阿那亞

兩位惺惺相惜的創作者，在阿那亞的海邊，終于達成了一次期盼已久的合作。

2019年，陶冶和翟永明在電話里聊起，想在劇場做一次詩歌和現代舞的融合，一聽這個想法，翟永明特別興奮。

“現代舞和音樂肯定是最搭的。當大家都在用音樂，陶冶突然想用詩歌，把吟誦詩歌的聲音作為音樂，和舞者的身體對話，應該是非常前衛、非常出其不意的。”

陶冶和翟永明講到了云，云的變化無端、來來去去，特別像舞者表演時的形態。在云的意向里，她寫出了《關于云的12節詩》，她甚至還腦補了它在劇場演出的效果，具體到舞者們在燈光下，怎么起舞，怎么上臺，怎么下臺。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劇場的演出擱淺了，翟永明很沮喪，以為就此泡湯了。

今年，陶冶和翟永明重新提起了阿那亞的項目，受了打擊的她本來不想參與，享受了一番阿那亞的風浪、日月，她感覺，海邊好像比劇場更有意思。

陶冶沒要求她重寫。翟永明想象著，舞者站在天地之間，和海水、海浪、海風的關系，和劇場是不一樣的。所以，她又腦補了很多，重鋪稿紙，交出了第二版。

“陶冶的編舞非常簡潔，很多留白，可以給觀眾想象的空間。所以，我的詩歌創作也要有留白，讓舞者去填補，而不是寫得很滿。”

12節詩配著12位舞者的12段獨舞，均由翟永明朗誦。舞至最后一段，舞者緩緩下臺，留下一個空蕩蕩的舞臺，但詩歌還在繼續，“無窮的動作，當生當滅，無窮的光影，如水如煙……”

“那種巨大的留白，給觀眾留下沉浸式的想象空間，那一幕我非常感動。”翟永明感慨。

《12時》

陶身體的舞

“翟老師的聲音非常低沉，沒有任何的急轉，沒有多余的情感，她不會干擾到每一個人，刻意操縱觀眾的感官，就是娓娓道來。”陶冶回憶。

從早上6點到晚上6點，背海而立的一方白色舞臺上，12位舞者，12段獨舞，循環往復了12小時。演出每30分鐘一遍，意味著每一位舞者要循環24遍。

每當舞至最后一段，舞者緩緩下臺，留下一個空蕩蕩的舞臺，再等下一位舞者重新開始新一輪演出，陶冶總容易哽咽。

“舞者是用他的生命、他的身體，書寫自己的人生感受。無窮無盡的動作，當生此刻生，當滅此刻滅，這就是我們的命運，這就是生命的流逝。所以跳舞這件事情，宏觀來講特別虛無，但微觀來看，你可以自己賦予自己意義。”

陶冶說，這也是舞者們第一次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在劇場是舒適的，畢竟有他們熟悉的燈光、地膠、地面，黑壓壓的現場能夠包裹著舞者，到了充滿變數的戶外，挑戰遠比想象中多。

海邊潮氣重，地面一層露水，舞者走上去，像在畫布上作畫，用身體畫著圓，地面滑得不得了，他們要用另一種發力方式來對待身體的運動。

緊接著海風刮來，風力很大。就像跑步，風大了跑不動，人的力量不能往后傾，要往前倒。舞者要對抗風力，也會影響跳舞時的身體記憶。

舞者還會把沙粒帶上臺，沙粒有顆粒感，有的時候讓人滑，有的時候讓人澀。頭頂上還有明晃晃的太陽，很多舞者睜不開眼……現場意外頻出，每一位舞者每一刻都要理性對待，好在平時訓練扎實，幫助他們克服和化解了問題。

“演出現場非常寂靜，海灘上很多人在嬉戲、游玩，在這種氛圍影響下，旁邊人都安靜下來了，開始走到這個區域觀看。”

陶冶記得，舞者們在循環，觀眾也像流動的水一樣在循環，現場的座位沒空過，一直有人來來去去。海鷗飛來飛去，有一只海鷗就像一位觀眾，安靜坐在舞臺邊，舞者們結束謝幕了，還不走。

演后談上，陶冶發現，有人居然坐了10個小時，有人在作詩，有人擺了一套茶具品茶，有人即興搖頭晃腦著跳舞，還有人畫速寫……這樣一場直面自然的舞蹈，開啟了人和自然的一種主動性的對話、一種主動性的回應。

《12時》

在陶冶和翟永明最近的一次對談中，有觀眾問，看不懂現代舞怎么辦？

翟永明回憶，1980年代，在一臺8英寸的小電視上，她看到一位男舞者跳了一段現代舞。在此之前，她看的都是紅色芭蕾或民族舞蹈，現代舞聞所未聞，但第一次看，她就被擊中了。

這樣一種未知的舞蹈，翟永明主動接觸，慢慢就理解了，“你首先要去了解，你才能說你懂不懂。我們生下來一個字都不認識，如果不學習，到現在還是不認識，道理都是一樣的。”

陶冶認為，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快，時間被碎片化，對于內容的快速理解，人的需求特別旺盛，恨不得一瞬間就看懂了。

“黑與白、對與錯、好與壞、懂與不懂……這種二元論，只是讓你便捷地進入事物，你要深入事物，是需要時間的。你要與時間做伴，沒有時間的積累，你的內容是淺層的，但如果你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做這件事情，厚重感是不一樣的。”

另外，懂和不懂的界限有那么重要嗎？它是唯一的標準嗎？它就是正確的嗎？“所以我還是提倡，人應該有探索欲、有好奇心，有與人交流、與人對話的一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