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書籍史研究，正迎來更多跨學科嘗試與多樣化研究。南京大學文學院在繼開設“書籍史與文學史”本科國際前沿課程之后，又于2020年10月10日召開“‘清代書籍史的樣態與邊界’研討會”，進一步呼應關于書籍史的話題。這是南京大學文學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階段性展示，解釋和回答書籍史面臨的問題和所處的境遇，特別是“樣態”與“邊界”兩個詞對會議主題的界定，深化了對書籍史概念以及與之相關問題的討論。項目主持人、南京大學文學院程章燦教授致開幕詞，來自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暨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國家圖書館、蘇州博物館、南京大學出版社等單位近二十位學者參加會議。

會議伊始，會議主持人、南京大學文學院徐雁平教授介紹此次研討會的緣起。南大團隊為設計“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框架曾幾易其稿，最終舍棄面面俱到的論述結構和傳統的線性敘事，確定專題式的呈現結構。目前項目分為總論、專論和研究資料匯編三大部分，預計將出版10卷、約350萬字成果，試圖通過文獻來闡釋中國文化傳統，真正把文獻理解為中國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從而探尋這種力量如何發生作用、具有怎樣的意義。

《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

在回顧近期關于“文獻文化史”項目進展的一些具體內容后，徐教授就其所負責的該項目成果第6冊《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的預印本向各位學界同仁廣泛征求意見，并以此為代表，展現該項目的整體設計思路與理念。徐教授指出此項目已接近完結，但這既是結束也是開始，如何以前期的探索與研究為基礎，進行全新、深入的書籍史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并呼吁響應時代要求，建設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書籍史”或“中國文獻文化史”。

程章燦教授在致辭中指出，近來書籍史及與之相關的話題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和一個學術增長點。“文獻文化史”的項目，無論是從最初選題的設計者還是最終完成這一選題的團隊，都始終將其置于一個宏大的背景和視野之下，最終成果也將呈現出一種較為宏大的模樣。此外，程教授認為文獻學研究的核心技術應是針對具體問題做“具體而微”的研究，同時還應該具有較為宏大的視野和關懷。書籍史研究即從樣態、關懷、視野等角度，試圖為傳統的文獻學提供一個具有大模樣、大視野、大關懷的平臺。在此基礎上，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和情報文獻學可望得到整合。

程章燦教授致開幕詞

一、他山之石：海外書籍史理念的實踐與應用

源于西方的書籍史研究進入中國之后，引發諸多反響。如何將這種方法植根中國文獻傳統，須中國學者不斷努力。本次研討會的上午場為清代書籍史“微系列”報告，由國家圖書館張燕嬰編審主持，特別邀請具有中國大陸以外求學背景的三位年輕學者就清代語境中的書籍史相關問題進行主題報告。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蔡燕梅在第一場報告《王晫往來尺牘及其詩文著述之交》中，簡要勾勒明中期以降尺牘的出版風氣。報告以王晫為具體個案，分析尺牘文獻的特性，并探討這類文獻的研究方法與學術價值。蔡博士認為，以尺牘往來及出版相互標榜、互通聲氣之風可追溯到明代嘉、萬年間，以王穉登、陳繼儒等山人最為突出。與之相似的尺牘往還與出版之風仍在清初延續。清初杭州文人王晫繼承明末山人遺風，又呈現若干新變。蔡博士認為全集本《霞舉堂尺牘定本》與收錄友人投贈文字的《蘭言集》所收尺牘并非王晫往來尺牘之全部。通過對比分析現存王晫尺牘諸種版本，如王晫早年的尺牘集《尺牘偶存》、時人尺牘總集《尺牘新語》三編以及張潮往來尺牘集等不同形態文集中的對應作品，蔡博士認為尺牘文體對王晫交游關系及其著述刻書活動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互文”視角中同樣可得到印證。此外，報告還對美國康奈爾大學孫修暎（Suyoung Son）教授最新出版的著作《為刻而寫：晚期中華帝國的印刷與文本權威的制造》（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的關聯問題進行了回應。

第二場報告《批校的過錄：清人學術關系的構建與學術知識的傳播》由武漢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博士韋胤宗主講。報告以清初學者何焯的學術批評實踐為中心，對何焯的批校文獻進行深入解讀，揭示“批校”現象已成為書籍史研究的重要面向。韋博士指出，有清一代，過錄古籍中的批校成為十分流行的學術實踐，與學術生產有關的不同身份的個體都參與其中。針對何焯的批校遺產，何焯弟子及后世諸多學者、書法家、藏書家、書商等皆投入極大熱情進行過錄，甚至出于各種原因而偽造其批校。這些不同時空的批校參與者，皆因過錄何焯的批校而形成某種聯系，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學術數據與學術理念的傳播網絡。這張學術網絡顯示過錄是清代十分有效的傳遞信息、知識與思想的途徑，學者參與其中，會不自覺受其影響，慢慢形成一種新型的學術文化，此或可稱為“批校文化”。

暨南大學歷史系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徐世博帶來第三場報告《1872-1905年上海的書業與科舉研究》。報告針對科舉廢除前上海的“書局”現象進行討論，通過梳理大量一手史料，挖掘檔案文獻背后有關近代上海書業中人的故事，還原當時“書局”的發展情形及興衰歷程。針對“石印書局”的蓬勃興起，徐博士認為這與科舉有重要關系。石印技術為何最適合印刷科舉用書？這是選擇問題，而非完全源自印刷技術迭代的線性變化。石印書局的生產更像傳統雕版，可分包、發包。所有工作（作坊）都可以分包的形式組織生產，而鉛印則類似工廠式集中生產，作業方式及科舉考試在中國各地舉行的情況決定石印是更優的選擇。于是，在上海書業貿易的風口年代，書商從利益的角度選擇了石印。此外，他還以書業同業組織為例，說明科舉對書業的影響之大，甚至左右了書業行業社會演進的方向。整場報告，針對文獻的生產問題，徐博士特別提醒應關注人與文獻的關系，即便是處理枯燥的賬簿，也應留意賬簿數字變動背后人的因素。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劉仁講師、南開大學文學院楊洪升教授、蘇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李軍分別就三場報告進行評議。劉仁博士肯定蔡燕梅博士的選題價值，并與之進行商榷。對此選題他提供了另一種思考問題的角度，即王晫、漲潮等人所編尺牘和周亮工、李漁等所編尺牘存在差異。周亮工、李漁的尺牘編纂焦點是散開的，反映的是一個群體的狀態，而王晫的尺牘編纂是將自己和友朋的尺牘匯集起來，將焦點聚集在自己的身上，由散焦的狀態轉為聚焦的狀態，這是一種變化。他還指出尺牘從一種應用型的文體變為一種展示性的文本，可借此展示個人的品格，且尺牘作為一種應用型文體決定了其中必然會存在瑣事，在轉變為展示性文本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被改易的現象。楊洪升教授充分肯定韋胤宗博士提出的“批校文化”這一觀點，認為這一論點十分新穎。他也對此文中何焯的校勘提出一些質疑：對何焯而言，他確實同時有“批”又有“校”，他的“批”從評點延伸而來，“校”從校勘而來，論文如何界定“批”和“校”的內涵？其次從更大的層面上看，清代流行的批校本，究竟是校本還是批校？以及是否有評點？清代批校本的流傳形成一種風氣，究竟這種流傳的本質是什么？此外，何焯在清代校勘學中具有首開風氣的地位，張之洞《書目答問》校勘學第一家即何焯，但清代批校風氣的盛行是否為何焯及其弟子所促成，還需商榷。此問題和亞里士多德的“動力論”相關，批校現象的大量出現，其背后的動力究竟是什么？這些追問，都引發了與會學者的共鳴。李軍副研究館員則對徐世博博士論文中“書局”的定義進行商榷，并指出傳統木刻書在近代書業中的位置同樣值得關注。此外，他還認為探討近代上海書業的發展，也應考慮太平天國運動之后的文化復興的影響。

最后，本場主持人張燕嬰編審對以上三個報告進行總評，南京大學文學院趙益教授、程章燦教授均對這三場報告的前沿性與學術性給予肯定，并與報告人進行互動。程教授繼續呼應韋博士的選題，認為此文中一些概念的提煉，具有較好的啟發作用。

二、 “文獻文化史”成果展示：《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的編寫與討論

徐雁平教授的新作《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是“文獻文化史”系列著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他在發言中詳細介紹了寫書的過程以及他對“文獻文化史”的整體思考。

清代的書籍史怎么寫？徐雁平認為，西方書籍史更關注宏大敘事，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科學革命等社會巨變緊密相聯，而中國的書籍史更在于延續性的緩慢的變化之中，需要從“細微”的文獻中發掘清代書籍流轉中暗藏的一些現象。同時，只有真正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才能寫好中國的書籍史。

寫作《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的基本思路是關注中層與底層，尤其是區域社會，區域社會中的“書群”，提供一個新的觀看清代文獻的方式，也體現本土特色；同時注重細碎材料的搜集、整合與提煉，結合近年來大量出現的日記、藏書題跋等材料，以期有所突破。本書采用專題式寫作，力圖就一些問題做更深入且有新意的探討，如書商與書籍的流轉、文人日記及讀書生活、新學書籍的涌入及影響等等。徐雁平還提出了一些書中未能涉及、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例如清代書價、清代著述總量以及各類著述分布的分析研究、地方文獻傳統研究等等。

徐雁平教授

李軍副研究館員以“歲月沉淀后的清代書籍文化”為題呼應徐教授的這部書。他認為這部書是一個立體式的考察，相較于現在看到的專題性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這部書是一種以點帶面的活態的研究。徐教授關注到雅集和圖像等問題，并且他對日記的量化分析為研究提供了更具體的、細致的東西。徐教授在家譜和女性閱讀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可懷想的空間。在對這部書內容的討論中，李軍副研究館員還認為“讀書分年日程”可能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態，日程能否系統貫徹仍需繼續考量。此外，他提出應注意文獻的回流和書籍個案的問題，即清代最通行的書籍、非流通而必須的書籍是否有研究價值？并就書中一些知識性問題提出中肯意見。

劉仁博士借用徐教授書中“一代有一代之文獻”之語作為標題。他認為要想書寫日常的文獻文化史，從書籍產生開始展開線性敘述是沒有意義的，放棄整體性與連續性是邏輯的必然。他指出徐教授在書中提供了兩種避免敘述日常生活中的重復與無意義內容的模式：一是把書籍放在事件與學術風氣中；二是發掘書籍與文獻現象本身的獨特性。但與此同時也面臨著困境，即清代幾乎所有的文獻現象在前代都能找到，其表面上是延續前代的，仔細考查后便會發現，雖表面相似，但其本身卻具有特殊性。劉博士還認為清代文獻數量的增長反映了社會文化心態的轉變，徐雁平教授提出的清人的“文獻主義”這一說法是具有特殊性的。

宏觀思考清代書籍史的寫法及論述其與明代書籍史的比較，則有南開大學文學院楊洪升和南京大學文學院俞士玲兩位教授的發言。楊教授對清代書籍史提出若干思考。他認為若以專題書寫清代書籍史，當思考其本質。他認為應特別注意清代文獻演進背后的內在動因，著重討論清代書籍的生產流傳及其衍革演進。此外，楊教授認為還應當構想“史”的框架。為此，他提出以官方為主體的書籍世界或書籍社會、以士人為主體都書籍世界或書籍社會、以民眾為主體的書籍世界或書籍社會等三個方面為基礎框架書寫清代書籍史，或也是有益探索。

俞教授則結合自己撰寫的明代書籍史的相關內容，從明清書籍史可能存在的連貫性的角度，回應《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的一些構想與思考。俞教授肯定《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提出的關于整體史的設想，這一設想涉及兩個“連貫”：一是中國書籍史與世界書籍史的連貫性，二是此書與“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的連貫性。俞教授主要談及明代與清代在書籍史研究上的關聯。明清人在書籍世界里，既有身份的貫通，亦存在離合。她接著拋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抄本與刻本真正的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明代人發掘的異書有時候被指責為作偽，但背后是否隱藏發掘新文獻的熱情？明代頒降書在清代呈現怎樣特點？明清時期嘉興與湖州在刻書和書賈勢力上為何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明代強勢的諸生階層在清代對書籍世界有何影響？俞教授提出的問題正如她的發言主題“尋找一種可能的連貫性”一樣，令人不斷思考書籍史的邊界和樣態。

三、舊題新作：“文獻文化史”理念的中國化運用

會議下半場主題接續上半場對書籍史“樣態”與“邊界”的思考，與會學者對中國文獻文化史的選題提出了各自看法。與會學者分別由自身研究興趣和關注熱點出發，為書籍史的研究提供了經典案例，并進一步為文獻文化史的發展提供可延展研究的可能及獨具中國特色的學術話題。

蔡燕梅博士以“清代全集編纂中的文本改動問題”為主題，她以王晫《霞舉堂集》及陳玉璂全集《學文堂集》的版本問題入手，發現在全集的編纂過程中，多次編刻會出現具有較大差異的改動現象，甚至作者本人生前編刻的版本也會表現出不一樣的面貌。全集與分集，在提名、構成、收錄的作品等方面存在人為改動的現象。因此，蔡燕梅博士提出，如何處理多版本的全集甚至是作者本人編纂的多個版本？這應當成為文獻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個關注點。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劉文龍的報告則以桐城派為主體，展現了一個文化群體的發展并形成自身特點的動態過程。從讀書這一閱讀行為切入，探討桐城派“讀不讀書”與“如何讀書”的問題。同時，以桐城派三個時期不同的桐城領袖為坐標，以各自的書單為考察對象，劉文龍條列分析出在桐城文化內部存在接續和新變。他關注的閱讀角度是書籍史研究的一個面向，挖掘出桐城派的動態變化過程與桐城精神，也可作為在文化史研究中提供書籍史角度的重要特殊樣本。

韋胤宗博士的報告主要介紹了“清代批校本的基本狀況與清代的閱讀史”。由做閱讀史研究的步驟及方法入手，細致地為與會者介紹研究思路。之后的古籍批本概況分析中，他用圖表的方式，直觀展示由古籍校本顯示出的“閱讀率”問題。具體介紹古籍中集部的批校本情況之后，韋胤宗博士又反思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同時給出建議。此外，他認為閱讀史是書籍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方面。

韋胤宗博士

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吳欽根助理教授帶來以“科舉用字與龍啟瑞《字學舉隅》的刊印與流行”為題的報告，側重在書籍史研究中書籍本身與制度的互動過程。他由《孽海花》的情節引入，先展開對科舉中考《說文》與用《說文》問題的探究，進而關注科考用字規范問題。科考中的《說文》試題，引起了用《說文》中的僻字、篆書替換常用字、楷書的風氣。在此風盛行之下，清廷不得不出臺相關禁令，《字學舉隅》亦由此應運而生。《字學舉隅》規范科舉用字，刊刻的地區廣，體量大，逐漸成為士子應試的必備參考。此書在清末流行，而于新文化運動時期被打壓，又與文化變革形成互動。

徐世博博士從自身的研究出發，細談七點自身對書籍史研究的理解。在他看來，書籍史作為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分支，當以講故事為方法論，重視人的歷史實踐，以符合邏輯的敘事參與構建歷史，超越傳統書籍史的研究范圍，甚至彌補既有歷史敘述的不足。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堯育飛的報告介紹了《海國圖志》在道光朝的閱讀與流傳情況。報告利用日記、書信等稀見材料，對比公共環境和私人領域對《海國圖志》的閱讀反應，揭示書籍中介與政治態勢在《海國圖志》通往道光帝之路上的重要影響。報告意在還原《海國圖志》在歷史上真實的閱讀行為，并通過一本書的命運與閱讀反應，觀照道光朝的歷史現場和政治表達。

學者與書籍天然的密切關系，令諸多與會者談起書籍史頗有切身感受。徐世博博士就從自身的研究出發，認為講故事、講人與書的故事應當是書籍史的核心關懷。在自由討論環節，這種關于書籍史研究的切己討論更為熱烈。趙益、徐雁平、李軍、張燕嬰等老師就相關個案如“書畫船”、“讀書圖”等問題都有充滿感情的分享。趙益教授提出，“以過去為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古人和我們完全不同（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一是古人和我們沒有分別（the past is truly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just like us）。前者通過發現“他者”揭示歷史的不同，后者則通過古今的相似追求人類的本質。這兩種看待歷史的不同方式，或許同樣決定了學者對清代書籍史不同的介入途徑與切入方法。

此外，數十位會議現場聽眾也就書籍史研究中的線性與整體性、閱讀史的冷與熱等問題進行了交流。會議在掌聲中圓滿結束，而會上提出的問題與思考，以及對書籍史研究的期望與反思，相信會使更多的學人加入“文獻文化史”的學科建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