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焦作市里念初中，跟同學們解釋我的身份就變成了一件很費力的事情。

“我家在……中鋁生活區”

“哪有這么長的區名，是在鎮上？村里？”

“不是……我們小區很大的。每次去看爺爺奶奶，還會坐綠皮火車。”

自我的祖輩起，就在大型國有廠礦里工作，這種誕生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產業形態和設施體系，給了我不同的童年體驗。當我從記憶里安穩的溫柔鄉走出，撫開歷史的皺褶，才發覺這個看似偏僻、簡單、封閉的小圈子一直被裹挾在時代洪流的浪尖，體制的變遷如影隨形，深深嵌入我們一家三代的命運當中。

卵石灘上的工廠

“在黃河之濱資源豐富的焦作一帶建設一座大型鋁工業基地，以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緩解我國氧化鋁供應緊張的局面，是時代的產物，是歷史賦予的重任。”

——《中州鋁廠廠志 1978-1998》

工廠建成前后對比圖。圖片來自：《中州鋁廠廠志 1978-1998》

河南省焦作市城郊，位于太行山南麓腳下。綿延的山脈與遠久的地質作用給這片土地孕育了豐富的地下水資源和礦產資源。中州鋁廠在1987年末動工建設。那時，爺爺奶奶還在山西中條山有色金屬公司工作。

1966年，爺爺奶奶分別在北師大和武大讀書，他們參加了“全國大串聯”。爺爺扛著面 “爭朝夕”的黃字紅旗，和六七個同學步行串聯了一個多月，從北京走到西安，再到武漢，跟奶奶見了面。1967年，學校開始處理66屆畢業生的工作分配，通知里稱“畢業生要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服從國家需要，到條件最艱苦的農村、工廠、礦山里去”。爺爺被分配到山西中條山有色金屬公司，奶奶被造反派起了個“五分加綿羊”的外號，意思是她成績好，還算老實，但出身不行，被分配到新疆建設兵團。

爺爺找單位人事部請求接收奶奶，又給新疆建設兵團和學校寫信，奶奶再拿著蓋了公章的信到省委請求改派，前前后后跑了很多次，都被拒絕了。奶奶一度想放棄，爺爺堅持寫信鼓勵她，僵持了一個多月，手續總算辦下來了。

當時的大學生們到了廠礦一律要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做最基層的工作。爺爺是翻車工，負責把礦石翻到粉碎機里；奶奶是車工，要開車床，有時鐵屑從機器里蹦到臉上，衣服上也經常沾著油漬。1969年和1971年，奶奶生下了我的父親和姑姑。

1974年，爺爺抱著年幼的姑姑，在山西中條山胡家峪礦小學前合影。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由作者拍攝或提供

1973年，廠礦里的大學畢業生們可以轉正，升為干部崗位。此時奶奶已有7年沒碰過大學所學的水利工程專業了，想重新拾起專業。

奶奶被升調到公司設計科時，北京下放了幾個被打為右派的老工程師到這里，他們都畢業于浙大土木工程系，技術底子好，還會講英語。奶奶就跟著他們學習，描圖紙、跑工地、看專業書，她一邊做水利規劃，一邊學習房屋建筑設計的知識，不懂就問，幾個老工程師也特別喜歡她。奶奶上學時學的是俄語，他們就在休息時教她英語。奶奶學得很快，解決了廠礦建設中的不少問題，慢慢地在公司里干出了名。

1983年，奶奶在廠設計處負責設計管理。

1991年，為了照顧想回河南老家的曾祖母，爺爺奶奶申請調到了河南焦作。第二年，父親大學畢業，廠礦正需要大量新職工，他便順理成章進了廠。進廠那天很熱鬧，辦公樓前擺了張深色木桌，父親拿著學校的派遣證明，和其他年輕人排隊等待報道。“你報道后，就可以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了，96塊錢”，辦手續的人說。

進廠職工有從全國有色系統的兄弟企業調入的，也有從附近招進來的，像父親這樣的年輕人是廠礦的主流，大家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喝酒、打球、聊天……密切的往來帶來了凝聚感。人們來自不同地方，為了交流方便要用普通話。

1991年底，生活區建造了五幢單身職工宿舍，可住下兩千多名職工。

老生活區的平面圖，除了住宅，還有中小學、幼兒園、職工醫院、浴室、健身房、殯儀館等。

然而，鋁廠的起步并不順利。當時提出一個宏大的計劃——利用外資建設50萬噸電解鋁及其配套設施，簡稱為“五0”工程，計劃建成一條長約15公里，橫跨焦作至新鄉交接地帶的狹長型大廠區。但1989年后，美方同意資助150萬美金的協議成了一紙空文，工程至此擱淺，最終只完成了一期工程的設計部分，建造了一個東西寬1.8公里，南北長約2.5公里的工廠區。

企業背負著按遠景規劃的宏大目標，各項技術指標與設計指標相差甚遠，固定費用高，致使產品成本居高不下，1993年剛投產就處于經營虧損的境地。此時又逢生活區需要擴建，為了節省設計費，奶奶帶頭扛起了設計新生活區的任務。協調、畫圖、管理，奶奶白天在單位工作，晚上把圖紙帶回家，畫板墊在茶幾上，彎著腰畫圖，有時候連碗面條也顧不上給爺爺做。

奶奶當年作圖時使用的各種工具。

兩個半月里，她和同事們畫好了67張圖紙，提前交付了施工圖設計。畫圖時間久了，她的右手中指關節處磨出一個扁扁的黃豆大的繭子。奶奶工作上“閑不住”，待人接物和善，公司給她頒了“興鋁女標兵”的榮譽稱號，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家里用的茶缸、臉盆、水壺大多是發的獎品。

1995年，父母在廠里相識并結婚。那年父親26歲，是計量科的科員，成家意味著要背負更多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掙錢。但此時的鋁廠仍步履蹣跚，氧化鋁市場受國際市場的沖擊，虧損更加嚴重，企業背負著近20億的建設貸款。

“原本工資是月初發，后來就往后延，推到10號、15號 、20號。再后來工資從100%降到80%、60%、50%，最嚴重的時候一分錢都沒有”，父親回憶說，“不是廠里子弟的年輕人們，許多都離開企業另謀生計了。”

父親也決定出去試一試，應聘去了南京的一家私營企業工作。在父親離家打工的1997年，母親仍然留在廠礦工作，在廠里做電氣試驗工。這一年，廠礦形勢有了好轉。鋁廠建成了“一窯一磨”工程，產量提高后便攤低了成本，國家又實行了“債轉股”政策，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加之氧化鋁市場回暖漲價，鋁廠終于實現了盈虧平衡。1998年，父親又回到了鋁廠。

第二年，母親生下了我。對父親來說，這是一件充滿期待與擔憂的事情。在我成年生日那天，他在送給我的信中寫道：那時，沒有什么物質基礎，單位和生活都處在偏僻的鄉間農村。我擔心不能給予你良好的生活，但很快就在等待的憧憬中，忘記了這些……

7個月后，姑姑生下了一個小男孩。家里因為我們兩個娃娃的出生變得熱鬧起來，怕工作忙照料不好我們，奶奶請了保姆來家里幫忙。   

2001年，我和弟弟——兒時最好的玩伴。

2003年，姑姑和姑父決定從廠里辭職，帶著弟弟去上海打拼。我到了該上幼兒園的年紀，分別那天，我和弟弟哭得難舍難分，不過，這種難過很快就被結識的新伙伴沖淡了。

游樂園

新生活區面積很大，綠植種類豐富，成為了孩子們的樂園。

2001年，鋁廠又新建了一個距離廠區不到1公里的生活區。父母便搬到這里居住，把我送到小區里廠辦的幼兒園。小區占地五六百畝，綠化面積很大，成為了我和小伙伴們的游樂園。我時常拉著伙伴跳進修剪成圓環狀的龜甲冬青叢，幼小的身體被茂密的葉叢包圍覆蓋，像身處史前的熱帶雨林。

站在小區的露天籃球場，能看到幾根煙囪永遠冒著白煙。煙氣粉塵漂浮在空中，烈日不能朗照，海桐樹也顯出綠灰摻雜的色調。

小區旁的菜市場白天售賣蔬果，傍晚是火鍋和燒烤夜市。

每年元宵節，小區的中心花園里面會放置廠里花費十幾萬購置的煙花，周圍拉上警戒線，為焰火晚會做準備。傍晚吃完飯，孩子們就從家跑出來，找到最佳觀看視角擠坐在一起。煙花的點燃從細碎如星點的噴花，到升空炸開噴射四周的大禮花，還有的綻放后飄下小紅燈籠，引得人群驚呼。短暫而絢麗的火光創造出天旋地轉的幻妙，我驚異于這種華麗，仿佛進入了另一種含混的福地。

2006年我上了小學。同年，鋁廠將子弟學校移交給了市教育局。工人爬上教學樓頂，把“中鋁二小”換成了“云臺小學”。

每天早晨七點多，職工們騎著電瓶車進廠上班，大一點的孩子步行去學校上學。

四年級時，母親第一次帶我去了上海。她被《花樣年華》中張曼玉身著旗袍的風韻打動，在長樂路找有名的老師傅定制了幾件旗袍。其中一件價格最貴也最漂亮，粉橘色雜糅的真絲布料上，綴著極細的金絲。但這樣的衣服帶回廠區，總是華而不實的。從家走到廠里的一公里，成為她平日能穿二十分鐘旗袍的機會。母親踩著小高跟，穿著華麗的旗袍，到了廠里，再換回斜紋棉布料的紅色工作服和發沉的絕緣鞋。隨著她年齡增長，體形漸顯臃腫，那幾件袍子被她小心翼翼用大絲巾包著，掛在衣柜的深處。

這幾年是廠礦效益最好的時段。國家基建上需要大量原材料，氧化鋁幾乎都由中國鋁業生產，價格上有發言權，職工們因此攢下些錢，開始考慮在市區買房。父母看上了當時市區里最貴的房子，把攢下的十萬塊都拿了出來，爺爺奶奶又幫著墊了剩下的部分，買下了市區的房子。

爺爺奶奶退休后，除了過來照顧我，仍住在老生活區里。每次去看望他們，我都會乘廠里供職工通勤的綠皮火車，6節車廂里坐得滿滿的，不同的車廂號對應著不同的單位。40分鐘車程里，職工們最愛扎堆打撲克，我喜歡看著他們嫻熟地把牌交疊，紙牌摔在桌面上發出啪啪的脆響，輸贏之時還會響起吆喝聲。

在火車未出廠區時，能看到其他的貨運軌道，露天車廂上面冒出礦石或氧化鋁堆的丘頂。隨著火車駛出廠區 ，窗外便會出現大片農田、泛著青色藻類的水塘和刷著售賣家居或飼料的磚瓦墻。很多年后，再見這些熟悉的場景，是在去上海念大學的高鐵上。

一根舞蹈桿

為進一步深化結構調整和市場化開放型改革……至2013年12月底，共辦理內退手續621人，協商解除勞動關系26人，圓滿完成優化員工配置階段工作任務。

——《中鋁公司中州企業年鑒 2012·2013》

今年寒假，我回到生活區的家里，一推門愣了愣，父母把老房子重新裝修了一遍，電視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兩米長的舞蹈把桿。原來父母各自抱著手機就能滿足觀看需求。父親最喜歡看抖音上的搞笑視頻、體育賽事小片段；母親則最喜歡各類舞蹈教程。自從我上了大學，母親便嘗試著參與廣場舞隊，然而跳舞也和企業的內退政策不無關系。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企業的發展狀態并不樂觀，產能過剩的鋁行業無法扭轉頹勢，中州鋁廠周邊的小型礦山質量也在不斷下降。2012年底開始，鋁廠為優化員工配置實行了內退流程，普通工種的男職工到55歲，女職工到45歲就可以離開崗位，但仍然和企業保持勞動關系，母親趕上了2017年的“最后一刀”。 內退之后，她每月只能領到兩千塊的基礎工資，比原先少了三分之一，父母把市區里的房子租了出去，以填補損失。

“那時候你剛上大一，家里也沒跟你講，怕給你造成什么壓力”，一提到內退，母親的眼睛里充滿了憂郁，眼眶開始發紅。和母親一樣內退的女職工不少都選擇出去干活，大多只能從事保姆、宿管老師、超市收銀員等工作。母親決定留在家里，照料好父親的飲食作息，閑時便跳舞。

去年她報了個古典舞班，每周去市里跟專業老師練四個小時舞。“要從基本功練起，壓腿、青蛙趴，我47歲了，韌帶難拉開，經常疼得大叫”。如今，母親成了廣場舞隊的領舞者。母親一直在尋覓美好與凡俗的平衡點，就像當年穿著旗袍從家走向廠礦的一公里路。但這種尊嚴感往往會在不經意間變得暗淡。

母親每天在舞蹈桿上練習基本功。

母親在文體中心前的廣場上帶大家跳舞。

母親的內退，讓父親心里也增添了幾分壓力。父親當上了科級干部，兼任黨支部書記。除了每天開會、處理數據，還要經常下現場查看情況，頭上的安全帽在室內也顧不及摘。

“疫情一來全線虧損，管理得更嚴了。”我有些心疼，父親寬慰我，“廠里的臨時工更不容易，干一天活給一天錢，哪里舍得休假。” 

在廠房里焊接材料的工人們。

在父親的辦公室，我舉起相機給他拍照，他有些緊張，一直保持著這個姿勢看著我。

父親每隔兩三天會去看望奶奶一次，爺爺去世后，奶奶一個人在老生活區居住。她住的一樓有個小院子，父親移來幾株薔薇種在墻根。奶奶自己學著在淘寶上買了黃瓜、西紅柿的種子和葡萄苗，種在了院子里。奶奶拍下烏鴉飛進院子里“作案”的照片，發到微信群里悶悶不樂。她又買了葡萄專用的育果套袋，在果子尚處青澀時套上，期待著夏天能吃上幾串自己種的葡萄。

為了消滅蚜蟲，父親用煙蒂泡水，噴灑在奶奶院子里的薔薇花上。

老生活區里大公告墻上貼了一層層交疊的紙張，有出售房屋的、招聘服務員的，也有老人去世的訃告。

奶奶年近八十，還留著工作時用的作圖工具和專業書不舍得扔，“你爸爸要是跟著我學土建，至于現在為這些事鬧心？”又覺得說的過火，“但我對你爸的教育從來沒變過，廠里的事情是第一的，該加班就加班。”

我每隔半年去看望奶奶時，能明顯感受到她衰老的速度在不斷加快。

她習慣了集體主義的穩定生活，也希望晚輩們能有份安穩的工作。

作為教學和實踐平臺，Plan J 旨在鼓勵和幫助大學生在真實的媒介生態中學習新聞傳播。

（作者馮子凡系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2017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