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離題》是澎湃人物新開的記者手記欄目。所謂“離題”，是寫在報道之外，也是記錄報道未能窮盡之處。有一篇報道從0到1的過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還有報道者的一些沉思。

這篇手記來自調查《疫情下的代孕市場》專題的采寫者秦山。

從小到大，我經歷過孩童間以玩具、食品互換的以物易物，也深入參與著現代社會圍繞金錢展開的商品交易。不過，這些交易對象基本都是特定“物品”或者“服務”，我從不會想到有一天有人將孩子作為特殊交易物，明碼實價。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孩子很多時候會為一個家庭帶來一種微妙的平衡。在隱秘的地下代孕市場，通過試管嬰兒技術篩選，合成胚胎后移植到另一個女人子宮里孕育，誕生的孩子體內有一半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的女人的基因。

健康的孩子落地、交接，代孕機構和代孕媽媽可以拿到最后一筆大頭費用，客戶也可以如愿花錢抱得想要的孩子。

盡管代孕技術日趨成熟，但這仍然像一場賭博，各方都明白有失敗的可能。如果孩子是“不健康的”，這場交易就失敗了，就像一個被制造出的“瑕疵品”，孩子的命運會是什么呢？

2020年8月底，澎湃質量報告欄目歷時20余天，通過暗訪調查，推出《疫情下的代孕市場》專題策劃，受到輿論關注。作為采寫者，我想從選題思路、突破角度、背后細節等方面回溯這個特別的故事。

一家代孕機構專門開了月子會所，其中有多位代孕誕生的嬰兒，用負責人的話說“一條龍服務”。

尋找代孕者

新聞線索來自給澎湃新聞爆料的一位網友。他反映，在國內某款主打同性交友的APP內，散布有為“男同性戀群體代孕”的小廣告。

代孕其實不是一個新話題，但一位業內人士向我們介紹，疫情對這個行業“影響挺大”，這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主編和團隊溝通，希望做到三點：求全、求新，有畫面。

一是要求全。此前一些媒體也關注過代孕，但大部分都是從代孕媽媽、卵妹、中介單一方面呈現，探訪、口述及引用偏多。我們要呈現出代孕這個地下產業的全鏈條，單家探訪或者鏈條上一方說法難以呈現整個業態，信息的真偽度也會打折扣。

此外，回歸問題根本，需要從監管和立法兩個維度，醫學倫理和法律秩序兩個層面做出建設性的探討。

二是要求新。“代孕市場”背后是一個隱秘的行業生態，生態就有各個環節，我們想探究疫情是如何影響整個生態鏈的。

而在成稿時，我們側重呈現增量，如突出同性群體如何代孕、代孕公司如何“蒙混過關”分娩孩子，“假結婚”給孩子上戶內容，淡化賣卵女孩的市場行情，如何取卵等此前為人熟知的內容。

三是要有畫面。調查內容配有暗訪的畫面，更為直觀。這增加了選題調查難度，危險性也會提升。

起初，我們的身份不斷在“捐卵者”、“收卵者”、“代孕需求者”幾個角色間變換。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些角色在代孕鏈條中的故事，我們以“代孕”為關鍵詞在貼吧、微博、知乎、豆瓣等平臺上尋找線索，發現一些人會將自己的代孕和捐卵經歷發布。我們主動私信，表明自己同樣也有類似需求，希望能進一步聊聊，找到了不少人。

我們也以“代孕需求者”的身份發布信息。當時有一些人加我們，但大多數都是代孕中介，他們同樣潛伏在這些平臺，不僅毫不忌諱地發布代孕信息，還會在涉及代孕的個人帖子下留言。

一番接觸后，我們選擇實地探訪四地的四家代孕機構，身份便是“想要孩子的男同性戀”。

選擇這個身份，一是考慮到有代孕需求的同性戀者在代孕客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二是實地探訪要與代孕中介近距離接觸，但我們記者年紀不大，不太像不孕不育，需要代孕的夫妻，更不像“失獨”的群體。

暗訪的較量

暗訪前，我們在著裝打扮、言行舉止方面做了一番研磨訓練，主要是讓代孕中介不產生疑心。此外，我們還需要一個有說服力的職業身份——畢竟代孕套餐費用高達幾十萬元。

4天時間，我們以“證券從業者、律師、教師、傳媒從業者”四種社會身份周旋于四家中介公司之間，刻意向對方透露所在行業的信息，讓對方疑心漸漸消除。

幾家代孕公司面對我們這個“金主”，急于想簽下單子，并獲取到我們無意有意流露出來的潛在客戶群體，這一行同行競爭激烈。

一家代孕機構的墻上，貼滿了在此誕生的嬰兒照片，向客戶展示實力。

我們利用這一點，試探出代孕公司負責人的底線，“逼迫”對方不斷讓步，帶我們去探訪了孕媽基地、合作醫院，并吐露了行業內幕。

因為是暗訪，需要現場隨機應變，控制整體“節奏”。不能讓對方感到咄咄逼人、意圖過于明顯，也不能放過每一個追問的點。

在一家代孕公司，我們不斷逼問對方往年做了多少代孕案例，有無不健康嬰兒的誕生，一時讓“會談”氣氛壓抑，對方對于敏感信息不愿意多說。我們便轉換話題，聊起輕松些的，之后再有意帶出問題。

另外，暗訪中，拍攝的原始素材時長超過5小時，很多時候直接是面對面拍攝，設備最近時離對方不到半米。在一個封閉空間，為了轉移對方注意力，本不抽煙的我們也通過發煙、抽煙的動作，以此調整拍攝角度。

有一次，因為拍攝的設備電量過低，突然閃了一下藍燈，被對方發現。“你的表還會發光？”“喔，電子表，帶著玩，跟您的表比不值一提。”我們當時趕忙打圓場，驚出一身冷汗。所幸，對方警惕性不強，沒有深究。

當然，不是所有信息都適合暗訪，哪些信息需要，值不值得冒險，都要權衡。

一家代孕公司的人帶我們看完孕媽基地后，在車后座，他興奮度高，突然講起來他們如何和醫院、醫生合作分成，我們趕緊打開設備，記錄下這個重要信息。

孕媽和賣卵女孩

找到合適的采訪對象其實很麻煩，尤其在代孕行業，很多人背著親友，不愿意多說。學會“借力”、“廣撒網”是團隊采用的方法。

首先是“借力”。我們以真心想要代孕，想要先了解為由，向代孕公司負責人索取代孕的客戶和部分代孕媽媽的聯系方式，對方考慮到我們是“誠心”，便欣然提供了幾位。

此外，我們也被中介公司帶去了代孕媽媽基地，順道采訪了兩位代孕媽媽。在一處居民樓上，一名來自云南文山和一名來自四川西昌的代孕媽媽被安置在此，一人即將分娩，另有一人剛懷上幾個月。交談中，我們才得知，其中一人25歲，一人27歲，一人丈夫知道自己做代孕，一人家里人都不知情。

為了22至25萬元的傭金，她們遠離家鄉，懷上別人的孩子，沒有人比他們更想要孩子順利分娩，因為可以拿到最多的一筆傭金。“我們那里很多人做這個啊。”臨走時，西昌的代孕媽媽說。

“廣撒網”則是借助互聯網，團隊分工在網上各個角落搜集一些代孕客戶、代孕媽媽和賣卵女孩聯系方式，分頭聯系。

特別說明的是，在代孕客戶方面，主要有不孕者、失獨者、同性戀者三大群體。此前媒體更多聚焦不孕者，我們結合暗訪接觸的實際情況，決定另辟蹊徑，尋找“同性代孕群體”，呈現出他們的故事。

通過在社交平臺檢索，我們加入了一個“山東形婚群”，里面的群成員大多是同性戀者，每天都會有一些同性戀者在里面發布“形婚需求”，其中就會提到是否需要孩子，是否考慮代孕。

我們聯系到幾位想要孩子的同性戀者，其中有兩位男同性戀者已經通過代孕有了孩子。一位男同性戀者認為代孕是與代孕者互惠互利的事，“我有需求，而她們正好也有這個意愿”。在豆瓣，我們還發現了一位患艾滋病后通過代孕有了孩子的男同，他在豆瓣上記錄從得知自己的性取向到患艾滋病再到選擇代孕有了孩子的過程。和其他同性戀者不一樣的是，在代孕之前，他必須要通過洗精子這個環節，而為了父母，他選擇形婚，和一位他并不愛的女子結婚，這位女子同時也扮演著供卵者的角色。

我們發現他們選擇代孕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傳宗接代”，給父母一個交代，二是喜歡孩子。這些內容有的我們考慮再三，沒有放在文章中。

在這個鏈條上，作為供卵者的一方又有怎樣的故事呢？我們在豆瓣、知乎、微博、QQ等社交平臺上以“捐卵”、“卵子”、“后悔”、“教訓”等作為關鍵詞檢索，試圖找到愿意分享捐卵經歷的親歷者亦或是受害者。以同樣有捐卵需要的在校女大學生的身份，我們私信了20余位自稱有過捐卵經歷的網友，但鮮有人回復。

最終采訪到一名捐卵女孩，她是在學姐的介紹下聯系上了代孕機構，以3萬元的“補貼”出售了自己的卵子。她并不后悔自己做的選擇，只是帶些內疚地說，這或許是很多年輕人都會經歷的。

另一位“卵妹”是經中介機構介紹的，她對采訪顯露出極大的興趣。與前一位受訪者不同，她認為捐卵這一行為不僅有經濟激勵，也是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比照海外代孕合法化的情形，她認為國內卵子庫的缺失暴露出傳統觀念的束縛，而以個人行為去推動試管技術的應用、醫療制度的完善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

代孕過程中，賣卵女孩需要向代孕機構提供一系列個人信息，除長相、年齡、身高、體重、血型、視力等基本生理狀況外，還要求進行學歷認證、戶籍證明。

在這個過程中，中介所承諾的隱私保護、正式簽約前不會泄露個人資料只是一紙空談。這些賣卵女孩的資料被買賣卵子的中介打包后向所有的代孕機構公開，它們被放置在資源池中，明碼標價供代孕機構里的客戶挑選。

志愿者登記資料。

代孕往何處去

目前，國內對商業代孕持禁止態度。

現實是，放開二孩后很多人發現無法再生育，還有一些失去獨生子女的群體，他們想要孩子的需求很急迫。國內現有的輔助生殖中心周期長、排隊人數多，“一票難求”，很多人因此轉向商業代孕。

另一方面，商業代孕在利益的驅使下，亂象叢生。我們接觸發現，一些代孕生產的孩子患病后會遭到遺棄，代孕媽媽也可能會終生不育甚至造成身體不可逆傷害，一些賣卵女孩取卵后得了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HSS）。此外，“蒙混過關”分娩、用欺騙手段給孩子落戶都是在突破法律的底線，代孕孩子的撫養和監護權糾紛，最近幾年頻頻出現。

在摸清行業生態后，還需厘清它的產生背景、國內環境、國際社會監管態度，最終回歸問題根本：代孕該何去何從？

我們查詢大量公開報道、學者文獻資料，將歐洲、美國及前幾年比較熱的“東南亞”各國監管層對代孕的監管和立法信息整理，將國內“社會不允，法律不禁”的現狀呈現，輔之采訪國內輔助生殖中心負責人和關注此現象的法律從業者、醫生，完成了一次具有撬動意義的探討。

正如幾位專家所言，代孕現象禁絕不了，甚至規模越來越大，背后是現實需求的集中凸顯，靠堵能解決問題嗎？在采訪中，我們也感到，代孕群體的訴求不能在現行體制中得到滿足，他們轉而尋求這個出口，僅“公序良俗”一詞恐怕很難阻絕。

如何在現有醫療制度中構建替代體系？能否合法化？這需要我們的監管層和立法層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