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離題》是澎湃人物新開的記者手記欄目。所謂“離題”，是寫在報道之外，也是記錄報道未能窮盡之處。有一篇報道從0到1的過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還有報道者的一些沉思。

第一篇手記來自《刺死霸凌者》的作者張小蓮。這篇報道在上周刊出，引發了關于校園霸凌問題的巨大討論。

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看過一篇報道，講一個長期被霸凌的少女最后也淪為霸凌者的故事。我更愿意理解為這是一個弱小的善在絕望中潰于強大的惡的故事。當然，長大后的女孩醒悟過來，真正能庇護自己的并不是惡，而是強大。

成為記者后，我一直希望能針對校園霸凌做點什么，始終沒有合適的機會。

今年6月初，我偶然看到林麗鴻律師的微博，查閱去年的報道后，覺得這個案子仍有討論的空間，值得再做。

剛開始，我的想法并不聚集于案件本身，更希望去關注這場校園霸凌背后的那些少年，以及被“一死一傷”的結果影響的兩個家庭。

但實際操作起來比預想的困難得多。

【一】

7月中旬，在一個陰沉的傍晚，我從甕安縣城打車去死者李小東老家。山路顛簸，晃得我頭暈，約40分鐘后，司機告訴我到了。下車后，我發現這里兩面環山，中間一片田野耕地，村屋聚散其間，總之，一眼望去便知不是富饒之地。

要是運氣好順利找到李家，或許能等到李父下班回來，見了面總能說上兩句。可惜我問的第一個村民正好是李小東的伯母，去年記者到訪時也是她接待的。

李小東老家。

李小東老家門上貼著甕安縣公安局送的對聯。

一聽李父的名字，她立刻機警起來，把我帶到她家，問我是不是陳家派來的，是不是想把賠償金要回來。我說不是，我只是想來了解李家這幾年的生活狀況。她不以為然，說去年的記者也是這么講的。

站在媒體的角度，當然希望兩家能放下仇恨、好好生活，但事實上輿論的不平衡只會適得其反。失去獨子的李家是不被理解和同情的那一方，接受采訪對他們并無益處，只會徒增傷心和壓力，甚至仇恨。

可是作為記者，我又必須努力讓報道盡可能平衡。

所以在伯母向李小東父母報信后，我懇求她讓我跟他們說幾句話。李父在電話里惡狠狠地說等陳泗瀚出來要殺了他，我急忙規勸，“但這不是會害了您自己和家人嗎？”他不理會，又強調了兩遍，我一時語塞，愣了幾秒，電話隨即被掛斷。

盡管我知道這可能是氣話，但還是讓我有點驚怕，心里隱隱自責，是不是我的到來激怒了他。

我想知道伯母對這個案子的看法，她說她不清楚，我把判決書認定的案件經過念給她聽，她沒說什么。我接著說了句，其實雙方都是受害者。她立刻大聲反駁：“他家還有條命在！”

其間，李父李母輪番給伯母打了幾通電話，究竟是在詢問我的底細，還是傳遞某種指示，我不得而知。但我想，他們此刻的心情大概是不安的。是我打破了他們的平靜，如果他們已從某處獲得平靜的話。

這平靜，可能來自女兒的爭氣和孝順，聽伯母說，李小東姐姐正在念大學。可能是生活壓力的減小，30多萬的賠償，足以在縣城買一套房。也可能是抖音上的宣泄表達，李母上傳了700多個作品，內容多為歌曲和風景，偶有搞笑視頻，但只有在少數的共同出鏡自拍里，兩人才會罕見地露出笑容，看得出來，他們夫妻感情不錯。

在伯母的指引下，我找到了李家。那是一棟陳陋的瓦磚房，門前停著一輛似乎很久沒騎的摩托車，還有一只土狗向我吠叫，這引起了鄰居的注意。鄰居端著碗吃飯，告訴我，李父在茶園打工，還沒回來。

此時，李小東的奶奶聞聲也端著碗飯從屋里走出來，鄰居及時地收了聲。我上前問奶奶，她用三個字回答我所有問題：“不知道。”不久便回了屋，門窗緊閉。再一看，鄰居也早已進屋關了門。

我又回到伯母家，跟她閑聊起來，她問我能不能報道下她家的困難，她丈夫四年前出車禍后得了癲癇，小兒子的手也有點殘疾，她自己有哮喘風濕，家里每個月拿700元低保，“米不夠吃”。

去年李父曾對谷雨表示，家里沒有一個壞人，他也從沒聽過兒子和人打架的事，自己平時對兒子“嚴加管教”，有次甚至把一根棍子打斷了。

教育孩子對這個小學沒畢業的父親來說，也許有觀念上的誤區，或者想不到更優解的無奈，只能采取這種他自己也多半經歷過的粗暴方式。這是否影響了李小東的性格和處事，父親對他的了解又有多少，仍是一個疑問。

但我幾乎可以確定，事發當天陳泗瀚被群毆兩次后繼續面臨威脅時，仍不敢告訴家長和老師的心理，多少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

【二】

陳善坤原來在開陽縣打工，半個月回來一次，陳泗瀚從小被媽媽和外婆帶大。

小時候，李榮惠會在下午上班前把他從幼兒園接出來，放在外婆家，下了班又去外婆家把他接回來。陳泗翰去甕安讀書前，從沒離開過她一天，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媽媽眼皮底下。

小時候的陳泗翰。

小學有一次，陳泗瀚放學后去同學家玩，忘了時間，李榮惠急得到處找，后來天快黑了他才回家，一進門看到她，就自覺跪下認錯了。

李榮惠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兒子的養育上。從陳泗翰開始寫作文起，老師有什么教科書，她都有一份。但面對初中知識，她就無能為力了，檢查作業也不知對錯，只能坐在一旁，看他的字寫得整不整齊。

陳泗翰的獎狀。

初一陳泗瀚在福泉讀了半年，期末考了489分，班級第一。李榮惠很驚訝，覺得這個班整體學習不太好，于是決定把他送去甕安讀書。二伯和二伯母的文化高一些，而且表哥表姐也在那兒，學習上可以互相照應。

幾乎每個周末，李榮惠都會去甕安看他，并且每周跟老師通兩個電話，了解他的在校情況。出事前兩天，班主任告訴她，陳泗瀚今天遲到了兩分鐘，她馬上打電話問，說是睡過頭了。

事發當天，陳泗瀚也起晚了，他怕遲到，沒吃早餐直奔學校，上完早自習再去食堂，然后遇到了李小東。

第三次訊問時，警察問他為什么不告訴父母或伯父伯母等人，他回答說：“我不敢跟他們講，怕伯伯說我在學校打架。”

他向我解釋了另一個想法：父母離得太遠，就算告訴他們也不能解決什么，只會讓他們擔心。他被傷后還讓表姐不要跟家里說，只是沒想到自己傷得那么嚴重。

李榮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老師叫去辦公室，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陳泗瀚的同桌戳到了他的眼睛，“天啊嚇死人了！”陳泗瀚還在為同學說話，叫她別找對方家長，怕家長會打同學。

在林律師眼里，陳泗瀚是她見過最有禮貌的當事人，第一次見面就給她鞠了一躬。而他表達的第一個訴求，就是希望不要連累到班主任，也不要追究學校的責任。

孩子從小到大的聽話懂事，讓陳善坤夫婦更加意難平，怎么也想不通。

“假如換過來，我家孩子被他家殺死了，我們該怎么辦？誰為我們做主？如果陳泗瀚當時找了個巷子去躲，耽誤了那20分鐘的搶救時間，我們去哪里找孩子？”

但是沒有假如。眼前的事實就是對方死了，自己的孩子還活著。他們可以去質問金威的家長，卻不能去苛責李家的過錯。

大約2014年年底，聽說李小東父親生病了，李榮惠和姐姐拎著水果去看他，他始終冷著一張臉，不說話。等他打完吊針，李榮惠把水果放在摩托車上，他說不要，把水果掛在樹枝上，騎車走了。

2015年清明節，陳善坤夫婦帶著兩朵花去了公墓，挨個找了半天，才找到李小東的墓。李榮惠一邊燒紙，一邊懇求逝者托夢，讓他爸媽放陳泗瀚一條生路。

除此之外，這對傷心無措的父母，不知道還能再做些什么。

兒子剛入獄那兩年，陳善坤頭痛得厲害，他曾灰心地對兒子說：“我如果有什么閃失，你一定要撐住，爸爸不可能照顧你一輩子。”近似于交代后事了。此后每回寫信，每次見面，兒子都要問他的狀況。

李榮惠后來去學了太極，靜心之余，也想把身體鍛煉好，別像丈夫一樣病倒了。她不想給孩子任何壓力。

有段時間她不敢跟丈夫說話，怕他忍到極點，一觸雷就爆發了。丈夫曾對此不滿，怪她不跟他交心。其實她也很難受，需要調節自己的情緒，已無力承擔另一份同樣的痛苦了。

我和他們見面的第一天，采訪到將近11點。李榮惠送我回酒店的路上，又跟我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我當時已經很疲憊，止不住地打哈欠，但始終沒有打斷她。我知道，她心里憋屈了太久，太需要傾訴了。

【三】

由于篇幅有限，我在報道中只寫了陳泗翰早期在獄中的消沉。實際上他的堅韌超出一般人。他并沒有被命運打倒。

家人的愛與陪伴，同學老師的不離不棄，獄警們的幫助和鼓勵，使他沒有在復雜的獄中小社會里走偏，沒有自暴自棄，沒有陰郁憤懣，反而自省自克，常懷感恩，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我覺得他身上有一顆純真的少年之心。

出于某種原因，他不太愿意講里面的生活，總是說“算了沒事的”“坐牢本來就是要吃苦的”，一句話帶過。但聊起以前協助干部管理新犯的事，他突然變得健談起來。

“他們說我可能是史上最文明的一個‘幫助’。”“好多人都特別喜歡我，都說想調來我這個組讓我管他。”“我組一直是管區的第一名，干什么都是第一名。”

這樣一來，刑法上幾乎所有的罪名他都接觸過了。他最厭惡的是那些販毒、強奸、強迫賣淫這類罪名的犯人，因為這些人的思想都比較“齷齪、骯臟”。他管理時雖然會一視同仁，但心底還是排斥，并且會避免他們和其他人過多接觸，擔心那些年紀小的弟弟被帶壞。他管過的組從來沒出過事，指導員說他“八字大，壓得住”。

慢慢地，他從一個內向沉默的新犯，變成別人眼中“口才很好”的模范。

在一篇未管所的內刊文章上，他寫了一位喜歡搞笑、滿臉胡渣的獄警陳老師。進所當天，陳老師拿著他的判決書看了很久，并勸慰他腳踏實地，把刑期坐短。之后一年多，陳老師成了他唯一的傾訴對象。陳老師調離崗位的那天，他一邊在車間勞動，一邊哭。他始終記得陳老師對他說的話：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要把刑期變成學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慢慢來。

陳泗翰做到了。他不僅考取了大專文憑（在未管所能考上大專的，100人里不超過10個），還學會了彈吉他、吹薩克斯，組過樂隊在臺上演出。

我聽他完整地彈過幾首曲子，驚訝于這僅是自學兩年多的結果。

陳泗翰在彈吉他。

他說他一開始不懂樂理，不會看譜，也沒條件看視頻，就是每天拿本教材反反復復地看，一點一點地練，“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嘛。”他靦腆地笑了下。作為一個同樣自學過吉他的人，我知道這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每天只有晚上一兩小時的自由時間，有時更少。這點時間是他每日的期待，為了不浪費一分鐘，他白天在車間時就會想清楚，晚上回去要看哪一本書，彈多久的吉他，用多長時間洗漱，安排得很細致。

他的近視在獄中加重了許多。夜里值班時，舍友都已入睡，他就借著昏暗的燈光，把書拿出來看，或者寫東西。他想寫一本關于這段經歷的書，希望對社會有所啟示。也嘗試自己寫了一些歌，其中有寫給父母的，但還沒給他們聽過。

出獄前，他把自己寫的東西全部撕掉了。我問他不覺得可惜嗎，他說他想追求更好的，出來后可以通過學習寫得更好。

其實不完全如此。在里面陪伴他兩三年、安慰他無數孤獨時刻的吉他，他也沒有帶出來。我想，他大概還是想忘掉“不堪回首”的過去。現在的他，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平靜地消化這一切。

出獄前，他跟母親說，想安安靜靜地出來，不要跟任何人說。但消息還是在親戚中傳了個遍。出獄當天下午，眾親戚在甕安老家為他接風洗塵，祭拜祖宗，放煙花火炮，每個人臉上都是歡喜的笑容。

出獄當天，陳泗翰在老家祭拜祖宗。

陳泗翰和80歲的外婆緊握著手。

作為主角的他卻開心不起來，總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樣子，在角落里沉默，被人問起，他說話的聲音也很小，語速緩慢。后來他告訴我，其實他內心很糾結，覺得“沒什么好慶祝的”。

去年林律師提出假釋申請后，他開始考慮出獄后的打算。曾想過繼續讀高中考大學，對父親說：“爸爸，高中的知識值得我們學習。”陳善坤為孩子的天真感到心痛，卻不忍戳破。

陳泗翰寫給父母的新年賀卡中提到，自己的夢想是做一個游戲設計師。

陳泗翰不怕吃苦。他在里面就想過，如果每天拿出10-12個小時來做一件事，一年內肯定能達到一個質的飛躍。這是他從“一萬小時定律”中獲得的信心，也給了他自立謀生的勇氣。“堅持住，哪怕痛一點，辛苦一點。”

他大專學的法律，林律師早就提出，等他出來可以去北京當她助理。他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林律師只是出于好心，“路還是要自己走，別人幫你是情分，自己做好才是本分。”

但林律師告訴我，她很看好陳泗翰，如果他真的想做律師，他一定會是全中國最好的律師之一。“因為他太了解一個蒙冤的人會遭受什么，他要去改變什么，他能給別人帶來什么。我覺得就憑他這股勁兒，他可以打贏很多人。”

今年春節前，陳泗翰寫給林律師的信。

【四】

報道出來后，有些網友說，此案之所以沒被判為正當防衛，是因為當時國內正當防衛的判例太少，概念不清晰，不能拿現在的標準去苛求過去的案子。

實則不然。我看過卷宗后，認為此案關鍵事實不清，有重查再審的必要。如果陳泗翰所言是真，那么即便在當年，也不應以“故意傷害”去定性陳泗翰的行為。

本案主要有幾個爭議點：第一，約架還是被迫？

一審判決認定，下午放學后，陳泗翰是被李小東和金威強行拉到虎鷹扎啤店的。

判決書上，只有金威和何冬華的證詞提到，陳泗翰曾同意和對方打架。

其中，何冬華的第一次筆錄描述：中午放學后，對方又找到陳泗翰，問他服氣不，陳泗翰說他哥下午來，下午再解決。第二次筆錄就變成，陳泗翰主動提出單挑。

金威在第一次筆錄時撒謊稱沒參與打架，跟李小東“關系一般”（據了解，金威和阿龍都喊李小東叫“東東”），試圖撇清自己的責任。

而陳泗翰同學張某的證詞稱，當天陳泗翰被打了兩次后曾向他求助，避免再被打。“你認識金威，你給我拉一下他，叫他不要打我。”

張某同時表示，下午放學后陳泗翰是被迫跟金威等人走的，“金威就用手把在陳泗翰的肩膀上，像拉起陳泗翰出去一樣的到了校門口。”陳泗翰的班長林某也曾對新京報表示，陳泗翰一直很被動。

陳泗翰筆錄。

下午放學后，在雙方亮刀之前，陳泗翰至少被打了三次，并多次收到對方的死亡威脅。

同學吳某證實，李小東曾說“我等你家哥到五點半，如果五點半不來，你就等到死”。陳泗翰沒有回答他，他在打電話。

何冬華對之后的描述是：對方等到五點半，陳泗翰的表哥沒來，李小東開始打陳泗翰，陳泗翰反抗，對方四五個人一起打。他和其他同學跑過去拉開，讓他們不要打。對方不聽，把陳泗翰拉到巷道里，李小東又踢了陳泗翰的腹部，他們又去拉開。然后陳泗翰在電話里說他被人打了。李小東又踢了陳泗翰一腳，他們想去拉，但對方的人把他們拉走了。

再之后，便是陳泗翰三次供述都提到的那句阿龍對李小東說的話：“你不把他殺到，不要來見我。”

林律師認為，根據各方證詞，一審法院將霸凌者仗勢欺人的行為認定為“邀約”，十分牽強。所謂叫表哥來打架的說法也缺乏說服力，當時陳泗翰除了給表哥打電話，還給高二的表姐打了7分鐘電話。

李榮惠稱，蔣宏兄妹都是溫柔文靜的人，一個外表文弱，一個說話都會臉紅，怎么可能去打架？如今蔣莉在內蒙古上大學，蔣宏已經畢業當了老師。

李榮惠覺得約架的說法很荒謬，“如果說他答應和他們打架，他中午有那么多時間可以準備刀，對吧？”

第二，要刀與遞刀。

5月7日，賀翔第一次做筆錄時，警方問他的書包為何遺落在案發現場，他說不知道，然后講述了一個找包的故事，并稱沒有看完整個殺的過程。第二次接受警方問詢時，他承認第一次筆錄講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因為“怕和陳泗翰扯上關系”。

5月14日，第二次筆錄，賀翔承認他拿刀給陳泗翰，原因是陳問他要刀。據他描述，陳泗翰被拉入花竹園C區前，在巷子入口處（即森馬服裝店旁）先問了何冬華有沒有刀，何冬華說沒有，又問他有沒有刀，他說有，但沒有給陳泗翰。當陳泗翰被拉到巷道中間時，拍了拍他的腹部，暗示他拿刀，于是他把刀摸出來遞到陳泗翰的左手上。

如今的花竹園C區巷道，案發當時無門。

賀翔表示，事發之前他并不認識陳泗翰和李小東，只是因為他和何冬華要好，而何冬華和陳泗翰是同學，所以他才幫陳泗翰。

陳泗翰第一次供述也稱，不認識拿刀給他的那個人，但“看到人能認出來”。第二次供述卻有了如下對話：

問：第一次訊問時，你是不是講的實話？

答：有些沒講實話。

問：哪些沒講實話？

答：就是誰拿的刀給我和李小東被殺的第一刀不是實話。

陳泗翰在指認賀翔遞給他的刀。從他的表情和蜷縮的身體可看出，他當時很害怕。受訪者供圖

警方問賀翔第一次詢問為什么不講拿刀的事，他回答：“這件事出了之后，何冬華就給我講刀是我拿給陳泗翰的，有點嚴重的，我又想到當時只有我和何冬華知道，我們不講沒有人知道，所以就沒有講實話。”

在陳泗翰被逮捕后的6月12日，第三次筆錄，賀翔的證詞又有所改變，語言風格也和之前不太一樣。他稱，在森馬店旁邊，我和陳泗翰擦肩而過，陳泗翰輕聲地對我說“有刀沒得”，并用手敲了下我右邊的衣服袋子，我說“沒得”。后來李小東抓住陳泗翰的衣領往巷道里面拉，我跟在后面，想到陳泗翰可能知道我有刀了，所以才把刀拿給他。

何冬華于5月1日和8日做的前兩次筆錄，都沒有提到陳泗翰問他要刀的事。

6月12日，何冬華在班主任的陪同下（前兩次都是何母在場）做了第三次筆錄，單獨補充了陳泗翰問他要刀的事。

在警方詢問之下，何冬華稱下午放學后陳泗翰以防身之由問他要過兩次刀，一次是在樓梯間，一次是在校門口，但他沒有拿刀給陳。

之后警方還問到，在森馬店門口陳泗翰是否問他要刀，他說沒有。這一點與賀翔第二次的證詞互相矛盾。

關于要刀的指控，陳泗翰自始至終都是否認的，在庭上也反駁了賀翔的證詞。而何冬華的證詞，他是拿到判決書后才發現有要刀的細節，這一點讓他糾結至今，無法釋懷。

第三，關于第一刀。

陳泗翰對此的供述我不再贅述了，只補充報道中沒有提到的一點，就是他在殺李小東第二刀之前，已經被對方殺了兩刀，除了造成危重血氣胸的左背部那刀，他的左臂也中了一刀，證人證詞和傷情鑒定都有，但判決書卻未提及。

同學付某和曾某的證言都提到，最先看到李小東先把刀拿出來殺陳泗翰。

林律師認為，第一刀不是陳泗翰主動刺的，而是李小東跳起來（雙方近20厘米身高差）毆打陳泗翰時，陳泗翰在推擋過程中意外刺到的。在推擋過程中，不排除是李小東的刀刺傷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陳泗翰慣用的是右手，而第一刀發生時他是左手拿刀、右手打電話。今年6月，貴州省檢問李榮惠，陳泗翰是不是左撇子，同樣的問題又問了陳泗翰本人。“如果說我真的想殺他的話，為什么我不用右手？”

【五】

雖然父母對申訴的決心很堅定，陳泗翰卻很糾結。

除了某些外部的壓力，他也希望父母不要再為他奔波，一家人好好過日子，平靜地度過余生。他擔心申訴不成功，反倒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影響到他和家人未來的生活。這些天案子上了熱搜，他更加惶惑不安了。有一天陳善坤看到，他時不時捶墻，捶得很響。

“其實如讓我一個人背負，我也愿意，但是有太多的人和我一起承受。家人，朋友，還有老師，因為我的事對他們都有很大的影響。”陳泗翰告訴我，當時很多錄了口供的同學都被學校記了過，為此他特別自責。

四中學生為陳泗翰寫的請愿書。受訪者供圖

去年，一個接受過媒體采訪的同學告訴李榮惠，家里被當地政府談話了。

在甕安時，我聯系過他的班主任，她一聽我是記者就掛了電話，之后我給她發了幾條短信，提到陳泗翰因不想連累她而讓父母放棄起訴學校的事，仍沒有得到回應。

我又聯系了陳泗翰最好的男同學和一個學法律專業的女同學，都婉拒了我的采訪，我問男同學有沒有何冬華的聯系方式，他說初中畢業后就沒有聯系了。

至于關鍵證人賀翔，早已無跡可尋。

當年未查清的真相，隨著少年們的沉默和逃避，成了另一個隱秘的角落。

沒判民事時，陳善坤心里“很受委屈”，曾去找過金威父親，想問一個說法。對方不怎么搭理他，傲氣地說：“你家自己去告，怎么告都行。”

而有打架前科的金威，作為這場致命霸凌的參與者和慫恿者，事后沒有得到任何懲戒，后來去了當地最好的高中甕安一中讀書。

霸凌和暴力也沒有消失。

7月中旬我重訪甕安四中，幾名留校生告訴我，目前仍有學生在校外打架，要么兩幫人對打，要么一幫人打一個。

附近一個干洗店老板告訴我，以前那些學生經常在花竹園小區里面打架，現在小區不能進出了，便改去其他沒有監控的地方，甚至就在路邊打，趁放學時人多混亂，打完就跑。一般都是一幫人打一個，“你一腳我一腳”，有時還會喊社會上的人出來。

“就在前天晚上，有一個男孩子在這里，一刀下去，腸子都捅出來了。”

甕安四中新校門

（除陳泗瀚、李榮惠、陳善坤、林麗鴻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