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之外，新冠疫情的另一條前線在社區。

疫情期間，城市基層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扮演著重要角色。一面是疫情防控，他們需要參與社區內的人員排摸和隔離人員觀察；另一面，作為人們“家門口的醫療點”，當二三級醫療機構讓人望而卻步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能否滿足居民的醫療需求？

此前，我們介紹了新加坡的醫療分診制度如何保證了精準抗疫。而2015年起，上海開始積極推動家庭醫生服務，此次新冠疫情是否會帶來一些變化？

目前上海市共有246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著各個街鎮轄區內的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慢性病防治、家庭健康管理等功能。

疫情期間，社區衛生工作者需要“雙線作戰”。從保證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用藥，到急診患者的就醫或轉診，再到社區醫護人員的防疫物資，各種問題橫生。

“像是打了一場仗”，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長袁申毅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這樣表示。他所在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共有醫護及工作人員108人，服務著轄區內的約五萬名居民。

“公共衛生系統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新冠對于城市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新挑戰。”

淮海中路街道衛生服務中心主任袁申毅。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澎湃新聞：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傳染病防控的第一張網，今年新冠疫情期間，您的機構主要承擔了哪部分工作？

袁申毅：針對疫情防控，社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對重點人群進行排摸。這不僅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負責上門排查的通常是“三人小組”，包括我們的醫護人員、街道或居委的工作人員，以及社區民警。我們也需要對居家和集中隔離人員進行體溫檢測和觀察。

最初，疫情集中在武漢，社區需要盡快找出有過武漢旅行史的人。排查人員名單主要來自火車站、飛機場的旅客信息，或賓館酒店的入住登記信息，但最初這些信息很零散，沒有經過交叉比對，可能存在重復或錯漏。社區防疫人員24小時待命，一有名單發送過來，我們就需要立刻上門排摸。

之后三大通訊運營商分享了手機信令數據，這大大提高了人員排摸效率。（編者注：據2月14日工信部舉行的媒體通氣會，三大運營商的手機信令數據及大數據分析已配合疫情防控需要，用戶個人也可以申請“14天內到訪地查詢”服務。）比如，在北京等城市出現散發病例時，我們拿到的排摸名單不再是零散的，而是經過多維度整合過的，更精準。

澎湃新聞：疫情防控之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需要服務居民的就醫需求。武漢在封城后曾出現一些困難，比如居民外出就診難，慢性病患者藥品告急。疫情期間，您的機構是否出現過類似壓力？

袁申毅：大家可能還記得武漢那位全身掛滿藥袋的“藥袋哥”，他在為社區居民配藥。當時武漢的壓力確實非常大。（編者注：藥袋哥名為豐楓，是武漢惠民苑社區的網格員，社區居民約為一萬五千人，其中惠民苑是武漢首個公租房小區，老齡化嚴重，許多居民患有慢性病。武漢封城后，居住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和豐楓一樣，網格員需要為社區內的數千戶重癥患者買藥。藥店數量有限、排隊時間長、藥品緊缺，甚至醫保卡密碼錯漏，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和武漢不同，上海并沒有封城，病毒也沒有大面積暴發。疫情期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仍在提供必要的診療服務。針對疫情防控還有一些空間和管理上的調整，比如預檢分診。 

居民始終是有醫療需求的，不僅是中老年人。疫情期間，我們這里的一戶外籍家庭就出現了意外，孩子在家玩耍時摔斷了腿，我們就派家庭醫生上門，確認需要外出就診后再送去醫院。

藥品這塊上海還推出了政策，特殊時期可以適當延長門診慢性病患者的處方用量，以減少患者到醫療機構就診配藥的次數。（編者注：2月13日上海市衛健委發布了《關于適當延長門診慢性病患者處方用量的通知》。）

2020年8月27日，重慶南路一家隔離酒店內工作的醫護人員。

澎湃新聞：目前上海有6600多個家庭醫生團隊，通常他們在社區中扮演什么角色？

袁申毅：2015年，上海開始推動家庭醫生“1+1+1”簽約服務（1家市級醫院、1家區級醫院、1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它是分級診療的一部分。從衛生經濟學角度來看，分級診療對于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更高。理想狀況下，疑難危重、罕見病和急癥需要去二三級醫療機構，一些常見病、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可以在社區內得到滿足。

這涉及一種理念轉換，很多人認為，得了病才需要去醫院，但“防”更重要，“關口前移”。家庭醫生可以更好地幫助居民“管理”健康狀況。比如，高血壓越來越年輕化，能不能更早發現，早做干預？

家庭醫生都是全科醫生，他們會評估簽約居民的健康狀況，提供基本診療，慢病隨訪，社區內也有康復護理等服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與區域內的上級醫院有“點對點”的轉診協作關系，簽約居民可以優先轉診。 

此外，扎根社區內，家庭醫生往往對簽約對象更為熟悉，對病情的判斷把握也更為全面。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家庭醫生的工作還包括哪些？

袁申毅：社區是疫情防控的“網底”，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程參與防疫。

目前許多城市都在“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入境者通過“閉環”被分流到各個區，進行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家庭醫生需要對隔離人員進行醫學觀察，測量體溫、觀察癥狀，出現不適癥狀，家庭醫生需要及時判斷處理，必要時聯系轉運。

社區發熱哨點也對接了區域內的醫療中心和指定醫院，有轉診機制，對于確診或疑似患者，或是需要上級醫院進一步診治的患者，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也需要聯系120或專用車輛進行轉運。（編者注：據上海市衛健委數據，今年3月至5月，上海共建成了200家社區發熱哨點診所。）

家庭醫生還需要對社區居民進行防疫宣傳、生活方式指導等等。他們還需要維持居民的健康管理工作。一些居民長期居家，可能會出現焦慮和恐慌，家庭醫生也能提早進行干預。

疫情也讓更多人意識到就近就醫、分級診療的重要性，為減少路途中的感染風險，或二三級醫療機構可能的人員聚集，更多人會在社區就醫就診。（編者注：據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統計，疫情期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門診量最高達到了全市總量的近七成。）

澎湃新聞：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還存在哪些挑戰？

袁申毅：個人理解，疫情之后，大家會更關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希望能在家門口找到醫療服務。

老百姓需要轉變觀念，不能等到病癥出現后再去醫院，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健康管理。家庭醫生的推廣還需要一個過程。

2020年7月30日，出診中的家庭醫生楊曉萍。

澎湃新聞：您所在的機構是否出現過醫療防護物資緊缺？疫情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物資儲備會出現哪些變化？

袁申毅：1月23日我們開始采買儲備防疫醫療物資，正值春節假期，當時快遞物流都已經停運，我們是自行采買的，“搶”到了一些額溫槍。當時我們檢查倉庫里的物資，醫用N95口罩只有20個，防護服也不夠。

正常情況下，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存儲20個N95口罩已經足夠了，存儲過多也是一種浪費，但沒人預料到新冠，各種防疫物資緊缺。我們的20個口罩也服從統一調配，分給了更急需的人。

發生突發事件時，物資能否應急，量是否足夠，日常如何儲備，疫情留下了這些問題。美國等國家都出現了儲備物資過期的情況，比如醫用N95口罩過期，或是呼吸機破損，這警醒我們，需要完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

目前，我國提出了一種“平戰結合”的思路，不再單純強調在量上加碼，提高儲備，也關注“采”和“調”，比如應急物資征用，拓展供貨渠道，保證物資安全可靠，以及強調公共衛生應急物資的生產動員能力，及時填補物資供應缺口等等。（編者注：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物資保障體系的實施方案》，將打造醫療防治、物資儲備、產能動員“三位一體”的保障體系 。）

澎湃新聞：物資儲備之外，防疫場地同樣有“平戰結合”的需求，比如武漢快速建造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及方艙醫院。社區需要有類似的彈性空間嗎？

袁申毅：最初武漢的重癥監護病房數量有限，所以緊急建造了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很快他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不能讓疑似病例散落在社區，為控制疫情擴散需要更為集約化的管理，所以有了方艙醫院。

疫情確實提出了一些新命題。醫療設施硬件上，各個區縣的二三級醫療機構能在必要時拿出符合傳染病醫療需求的隔離病房嗎？床位數是否足夠？比如迅速改建既有設施，滿足兩通道、三區塊劃分，或是其他要求。當然還需要看一個城市的病毒核酸檢測能力能否跟得上。

另一個問題是，疫情過后，傳染病醫院是拆是留。上海金山區的傳染病醫院保留了下來。它在最初設計時就考慮到了額外增加床位的問題，預留了空地并配備好了管線。傳染病醫院后來改名為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沒有疫情時他們仍在運轉，預防和治療各類傳染病，比如艾滋病、肺結核等等。 

以這次疫情的經驗來看，社區層面上的彈性空間主要是集中隔離點。上海征用了一批酒店和賓館，許多至今仍在使用，商家的營收利益、企業社會責任和公眾需求之間如何平衡。

2020年8月，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內的核酸檢測點。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許多城市都出現基層防疫人員的人力不足問題，有限的防疫人員需要處理各類層出不窮的問題。您的機構是否面臨這種壓力？

袁申毅：淮海中路衛生服務中心現有醫護及工作人員108人，服務轄區內約五萬名居民。這是一個社區人口相對較少的社區，但疫情期間我們的醫護人員也是7天24小時超負荷工作。對于一些外來人口較多的社區，防疫壓力更為繁重。

平日的工作量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的工作量完全無法相比，發生疫情時，再多人手都不夠用。這可能是全世界疾控系統的老問題。近些年，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縮減對疾控系統的預算，甚至撤除疾控中心，比如美國。但這次疫情提醒大家，傳染病從未遠離人類社會，2003年的SARS、2010年的H1N1，2014至2015年的H7N9，還有之后的中東呼吸綜合癥。

對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而言，傳染病防治之外，平日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對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管理。依據健康中國規劃，“防”更重要。比如高血壓的早期發現、疫苗接種，以及對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患者的服務，這些都是平時社區衛生工作的重點。

人才招募上面臨一些現實壓力，我們的機構位于中心城區，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對于年輕人特別是來自外地的年輕人而言并不友好，未來可能需要一些配套的人才政策。

中心城區的人口結構相對老齡化，十年前淮海中路社區的常住人口是8.5萬，如今只有不到5萬。相反，我們這里有很多上班族。這也是擺在功能型社區面前的問題，怎么輻射更多人。 

關于“后疫情社區”

2019年，“社區更新觀察團”走進上海5個社區，聽社區實踐者分享在地經驗，與關注社區議題的人，一起漫步、觀察和討論。2020年，社區成為了抗擊疫情的一線，后疫情社區將有哪些變化？社區治理會有哪些轉向？我們將在“融合”、“治理”和“數據”三個主題下，繼續觀察，探討社區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