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正滲透經濟社會各領域。

技術進步，通常意味著原有生產體系的破壞與就業崗位的“毀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個著名闡述。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點是，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即作為資本的機器在生產中的作用不斷強化，導致機器對勞動者就業崗位的不斷替代，勞動者的作用越來越弱。其結果是資本在整個產出中分配的份額越來越多，而工人分配的份額越來越少。隨著勞動者分配比例下降，加上工作機會減少，可能導致社會階層兩極分化，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最終引起社會革命。

2020年8月30日晚，在上海北京西路路邊休息的勞動者。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回顧兩百多年來工業革命歷史，馬克思描繪的場景并沒出現。但要承認，勞動本身發生著質的變化。數字設備資本替代勞動者的理論預言，是否會成為現實？數字技術未來以毀滅就業崗位為主，還是以創造就業就業崗位為主，就業崗位的創造和毀滅，將分別發生在哪些部門，以何形式發生，帶來何種宏觀經濟后果？基于現代經濟學理論，本文試圖給出若干初步思考。

數字技術影響服務業就業數量：兩對互補關系

為何馬克思關于機器替代勞動的理論推導未成現實？技術影響就業的機制非常復雜。通常，低附加值的重復性工作被機器替代，更多機器派生更多對高技能勞動者的互補需求。資本存量不斷上升，高技術勞動力需求隨之不斷增加。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創造”與“毀滅”，兩種力量孰大孰小，需要更深入的理論和經驗分析。

從經濟學理論看，技術采用受制于其應用的經濟可行性。譬如，替代勞動的自動化技術會提高生產率，導致某個部門產出上升和價格下降，但受制于該部門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該部門產值在整個經濟中占比反降，該部門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也降低。因此，一定階段內，各經濟部門自動化技術的采用，會中止在某個水平，不會無限推進。物質資本設備對勞動者的替代也并非無休止。數字技術對就業崗位的影響，也遵循這些基本經濟規律。

上世紀中葉以來，各國普遍存在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趨勢。1968年，Fuchs在其“ The Service Economy”一書中，把起源于美國、其他發達國家隨后普遍發生的就業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稱為“革命性”的。20世紀90年代，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都超過50%。2000年以來，主要歐美國家的服務業占比又經歷一波快速提升，2010年左右達到70%，個別超過80%（圖1）。考慮到服務業相對制造業更有勞動密集型特征，這一變化將伴隨就業結構顯著向服務業傾斜。

圖1 歐美主要國家服務業產值占比的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Berardino & Onesti (2018)

服務業產值和就業占比大幅提升，實質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制造業重塑及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關系的重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大部分國家人均收入水平急劇提高，人們消費觀念和模式從大眾化向個性化轉變，推動制造業生產從大規模標準生產向大規模定制調整。制造業的柔性化、數字化和自動化日益普及。由此，提升制造業的生產率成為嚴峻挑戰。

產業界的主要應對辦法，是不斷發展獨立于制造業、并作為中間投入而服務于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究與開發（R&D）、大數據收集分析、營銷與市場調查、金融與財務、教育與培訓、計算機軟件與服務、租賃與商業等。主要利用社會積累的知識資產和數字資產，通過智慧性勞動產生成果，作為中間投入，確保生產最終產品的制造業部門保持高附加值率和高效率（見表1，1995年到2011年，服務作為中間投入，占比在主要歐美國家明顯提高）。

表１ 主要歐美國家中間品使用的經濟占比及其構成的變化，1995-2011（百分點） 資料來源：WIOD數據庫，轉引自Berardino & Onesti (2018)

上述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內在關系，意味著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高技能勞動者和制造業數字化的機器設備資本之間存在高度互補。

盡管制造業的數字化和自動化導致對流水線工人，及現場管理、運輸與搬運、配料與清掃等工人的需求大幅減少。但對從事生產性服務業的白領和金領雇員的需求顯著增加，且其薪資亦因高額技能貼水而大幅提高。

高技能者傾向于將時間配置到專業技能領域以獲取更高技術溢價，將生活性服務活動或生產性的輔助服務交由低技能者，以保留更多閑暇。高技能者不斷增加及收入持續提高，家政、文秘、休閑、保健、餐飲、出行等低技能服務的崗位需求不斷衍生。這些工作并非總能由機器承擔。這就涉及本文強調的第二個互補關系：從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高技能者，和從事生活性服務業及低端生產性服務業的低技能者，也存在分工互補關系。

由此衍生的是，被機器設備等取代的低端制造業崗位，以低端生活性服務業崗位的方式被還原。整個經濟活動中，低技能工作崗位的就業占比未必減少，甚至會持續增加——考慮到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更慢這一事實。

鮑默爾（W. Baumol）一度將服務業定義為生產率“停滯部門”，“停滯部門”單位產出的勞動力不能削減，如理發、餐飲等。近年來，無論生產性還是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均在上升，工具與信息的便利為服務業整體發展增益。但兩類服務業運用工具及信息方式不同，導致數字技術對兩者作用不同。

在數字技術之下，生活性服務業很可能以專業化分工的方式提供更高效的服務。如外賣平臺使餐廳同時在線上線下出餐，平臺根據用戶口味和點餐習慣自動匹配顧客，餐廳節省大量宣傳及獲客費用，形成更高效的資源配置。這種“服務業的服務外包”模式，將在大部分服務行業應用，由數字平臺充當提高配置效率的媒介，從而使生活性服務業某些工種的技能需求愈來愈單一和低端。

數字技術加持下，服務外包形成的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中大量泛用。這既增加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也在技術迭代過程中，減少原有技術層面的服務崗位。受數字技術影響形成的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端化和生活性服務業的低端化這兩大趨勢，長期必然帶來服務業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這是未來需要重視的經濟社會問題。

(作者趙昱名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黃少卿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進行了刪節編輯，全文將于《探索與爭鳴》雜志第11期刊發，該期雜志將進行“數字經濟與用工模式”專題討論，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