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家，快速建立起一個擁有現代化工業體系的制造業大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過去七十年間，中國在前三十年致力于建設工業現代化，推動經濟發展，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但仍未擺脫貧困；在1978到2018年的四十年間，創造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長，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

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一個關鍵在于始終重視國家能力建設，充分發揮國家能力在孵化有效市場進而促進經濟崛起中的重要作用。中國不僅充分發揮了國家能力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且始終堅持動態國家能力觀，適時調整和完善國家能力以匹配市場發展不同階段的需求，有效彌補了改革開放初期市場弱小、公共基礎設施和市場規則不足等缺陷，并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一系列風險挑戰。國家能力成為助推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但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對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勢必還會面臨各類風險挑戰，這些風險挑戰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這要求支撐市場發展的國家能力也持續動態演進，適應不同市場發展階段的需要。

尋求防范風險的先手，有效應對和化解經濟風險挑戰的高招，需要繼續秉持動態國家能力觀，因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特征動態調整和提升國家能力，加快實現“三個轉向”。

首先，由“模仿型學習”轉向“創新型學習”，用創新型學習能力應對市場競爭。

改革開放四十年，作為后發國家，在“跟跑”階段，中國比較容易利用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作為應對經濟挑戰的“指南”。但成為“并跑者”或者“領跑者”的中國可能很難再從發達國家身上覓到解救自身的“藥方”。過去以“向外學”為特征的模仿型學習能力注定不能對下一階段的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有效保障，重新構建以“干中學”為特征的創新型學習能力成為不二選擇。

其次，由“非稅收入”轉向“稅收收入”，用可持續財政能力化解市場潛在風險。

未來，必須把握好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系，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尋找切分“蛋糕”的更好辦法。這就要求國家財政能力適時進行動態調整，以財政公共化匹配經濟市場化，以公共財政體制匹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實現以財政現代化匹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第三，促進“非正式制度”轉向“正式制度”，構建保障市場有序運行的現代化法治能力。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有效防范了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有力規范了市場經濟發展。但必須看到，中國法治能力總體仍較弱，以臨時性、應急式、碎片化的紅頭文件治理為特征的非正式制度，仍然是當前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以非正式制度為特征的法治能力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

首先，應分門別類地有序推進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其次，著力建設以國家能力為邏輯的現代治理體系。最后，加快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本文原題“動態國家能力與中國經濟奇跡”，原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作者吳大磊、鄧智平。]

探索一種有利于國家能力提升的治理型法治

當前占支配地位的法治觀念雖說與國家治理在理念、價值和制度層面存在正相關性，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張力。法治意味著對國家的約束，而治理恰恰需要國家能力。

國家治理的精髓乃在于綜合運用意識形態表達與政策實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資源、抽象規范與政治決斷、政府集權與行政分權、頂層設計與地方實驗，以實現優良治理。治理以“善治”為導向，其核心是規則基礎上的多元互動、協調與合作的過程。治理固然不同于統治，但要實現優良治理，除公民、社會等自治性因素外，還需要法治和提升國家能力。

我們探索的法治是一種有利于國家能力提升的治理型法治，這種治理型法治是嵌入國家治理的結構與脈絡之中的，將分別從制度化能力和合法化能力兩方面推動國家能力的增長。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提出治理問題，本意是要繼續擺脫威權／民主、中國模式／普世價值的政體和意識形態爭論，使治理問題面向“實質的歷史關系”，而非“形式主義的理論”。國家治理堅持的是目標導向、績效標準、結果推理、實踐理性，并以責任倫理為其原則。這意味著國家治理并非不講求現代法治、民主、人權等價值和理想，毋寧說，它更加講求原則與實踐、抽象規范與具體目的、政治正義與社會功利、合法性與政治經濟績效、道德認同與利益滿足的平衡與結合。

當前國家治理面臨的不僅僅是政治支配狀態或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當性問題，更是遍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復雜發展問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最終也是為能夠解決這些問題而設。這些存在于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過程當中的實踐性難題，既表現為私有產權與公共利益、交易自由與生存權、一代人的正義與多代人的正義等權利和利益的矛盾，也表現為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多數人的統治與少數人的權利尊重的結構性沖突。法治與國家能力的沖突是這些內在沖突的一種形式，法治與國家能力的調和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完善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在這一背景下，國家治理亦應積極突破法治／人治、民主／專制、人權／國家等意識形態框定，努力將自身嵌入國家治理體系和過程當中，因為無論如何，國家治理都不可能建立在一種保守主義的法治理念之上。

嵌入國家治理過程之中的法治，并不意味著將法制（治）僅僅當作社會控制的工具，它同樣注重法律的價值屬性，只不過更加強調法治的基本價值與其他價值的協調，如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融合，規則范式與決斷論思維的協調。

提升國家能力的法治眼中也不是只有實用、功利和權宜，相反，它主張的是原則與實踐、規則正義與結果正義的協調。例如，現代法治的重要原則是平等，而在跨體系社會，國家治理實踐中所面臨的平等危機卻是多重的，這就需要將為法治所堅持的“作為公民個人而得到平等對待”的形式平等與能力平等、資源平等、福利平等、差異平等、機會的公平平等等結合起來，一起為國家治理實踐提供整全性的原則圖景。

總而言之，治理型法治主張，一種面向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法治觀念是可能的。

（本文原題“法治、治理與國家能力”，原載《法學論壇》2020年第3期。作者黃蘭松。）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能力建構

國家能力通常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其中財政汲取能力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國家能力。

1993年出版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一書中指出， 1980年代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的財政的大包干體制導致了政府財務高度分散，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政府履行提供公共產品等基本職能。該書既成為1994年中國實行中央地方分稅制的理論基礎，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能力研究的起點。

二十多年來，國外學者的中國國家能力研究主要致力于從社會經濟資源（如私營經濟、社會組織）、組織制度資源（如貪污腐敗、地方主義和政治派系）和思想意識形態資源（如市場經濟、信息技術革命）等三個方面描述中國國家能力的變化并對之做出解釋。現有研究的一個結構性缺陷是較少涉及影響中國國家能力建設的國際因素。

對中國而言，四十年來政治、經濟和社會所獲得的巨大發展是改革開放結出的碩果，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國際背景性因素就是經濟全球化。中國能夠在短短四十年之內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離不開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和推動。

本研究從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三個維度，基于1970年至2013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和全球185個國家的權威宏觀政治經濟數據，對經濟全球化對197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做了系統論證和測試。

本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總體上顯著增強了中國的國家能力。經濟全球化指數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的財政汲取能力增加0.4%，這個影響的力度相當大。具體到全球化的分類指標，貿易全球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會增加0.3%。金融開放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的財政汲取能力上升0.45%。外來投資的影響是顯著消極的: 投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財政汲取水平下降約0.1%。

本研究的發現表明，中國應該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實現與國際經濟的接軌。

[本文原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能力建構（1970-2013年）”，原載《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5期。作者盧凌宇、胡怡。]

國家能力與土地革命：以非洲為例

現代國家的形成乃至現代世界的興起都離不開土地問題。關于土地產權的制度安排是影響到國家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土地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生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國家建設的一條重要路徑。非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歷土地改革最多的地區，非洲48個國家1950年至今共經歷了103次土地改革。為什么這些新生國家紛紛要對土地制度進行改革?

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資源（包括礦藏）幾乎是大多數非洲國家唯一能夠依賴的生產資源和統治資源。由于非洲大部分國家建國過程中沒有經歷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和階級重組，土地依然由傳統精英（如酋長）而非新生國家所控制。對非洲的新生政權而言，進行土地改革就成為鞏固權力和進行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因此，幾乎所有非洲國家在獲得獨立之后，都宣稱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都試圖進行土地改革，以便獲得土地控制權和分配權。

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為什么有的國家成功了而其他國家卻失敗了?非洲國家獨立后土地改革的主要對象是傳統土地制度。解釋非洲國家的傳統土地變革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問題與國家建設困境。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如何影響當代土地改革的因果解釋框架，利用原創數據，通過大樣本統計分析，對非洲獨立至今的傳統土地制度改革進行系統實證分析。本研究試圖回答：為什么獨立后有的非洲國家能改變傳統土地制度，而有的國家傳統土地制度卻得到保留?

研究表明，非洲國家土地改革受到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的影響: （1）在那些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較強的國家，傳統土地制度更可能實現變革; （2）在那些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較弱的國家，對傳統土地制度的改革更難實現。

至于因果機制，進一步分析發現，國家歷史導致獨立后非洲國家的國家能力出現了差異。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較強的非洲國家，獨立之后獲得了更強的國家能力，強大的國家能力有助于新生政權制定和貫徹土地政策，從而更可能在土地改革中獲得成功；反之，在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較弱的國家，獨立后國家能力也相對較弱，政府難以獲得土地改革所需的資源，對傳統土地制度的改革更可能失敗。

（本文原題“國家制度形態的發育程度與土地改革——對獨立后非洲國家的實證分析”，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0年第3期。作者黃振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