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評家，始終是文學現場里的鮮活力量。

9月12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部與《鍾山》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揚子江青年批評家論壇在南京舉辦。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云南的20多位青年批評家就“先鋒之后的現實主義寫作路徑”、“青年寫作中的鄉村與都市”、“當下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三大主題暢所欲言，深入對話。

9月12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部與《鍾山》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揚子江青年批評家論壇在南京舉辦。

“這三個話題設計得很有意思。第一個問題是先鋒與現實主義，第二個問題是鄉村與城市，第三個是歷史與現實，這三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對立的關系，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又都是融合的，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岳雯說，當我們把這三組概念放在一起審視，既是討論這些概念在過去的文學創作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也是在回應當下的創作焦慮，更是在想象未來的一種文學圖景。

先鋒和現實：更虔誠地對待生活

“1990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有一點點向故事回歸。”暨南大學教授申霞艷說，這本身沒有問題，因為小說的核心應該是一個故事。“但身處信息社會，如果作家對應現實的方式都來自新聞，如果小說就是找一個籃子把故事放在一起，那么哪怕是面對余華、劉震云這樣曾經非常先鋒的作家，我們肯定也不滿意。”

暨南大學教授申霞艷

對作家而言，她相信今天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故事素材頻頻出現，但這也是一個極富挑戰的時代，因為如果只是需要故事，一部手機就可以讓生活充斥著無窮無盡的新聞。

“生活技術之變帶來了便捷，但我認為，作家其實應該重新向路遙，向非虛構寫作學習。”申霞艷提到，為了寫好省委書記，路遙曾拜托書記家的保姆帶他偷偷觀察書記家的角角落落。雖然“黑饅頭、白饅頭”的問題在今天不是問題，但路遙深入實地的處理方式對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鑒意義。此外，這幾年非虛構寫作引起社會那么大關注，或許也和人們已不夠相信“書齋里的想象力”有關。

“說白了，作家應該以更虔誠的態度對待生活——更尊重生活體驗的展開，更留意生活細節的捕捉，將故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重新放到一個高度去考慮。”申霞艷感慨，現在的小說越來越厚，在書櫥里越來越占“空間”，但這個“空間”是不是也在稀釋我們對主人公的感情，對土地的感情和對世界的感情？“我想，現實主義主要還是一種精神，是我們對社會現實的一種非常謙卑，非常誠實的態度。”

鄉村與都市：打破過去的文學想象

去年，一部名為《豬嗷嗷叫》的小說引起了中國社科院民文所研究員劉大先的注意，因為他發現青年一代的鄉土經驗已逐漸消失，能找到一部純粹的鄉村題材作品實屬不易。

中國社科院民文所研究員劉大先

事實上，鄉土中國也正在日益地變成城鎮中國。在抖音快手里，在微信公號里，鄉村文化或許是農民的歌舞大賽與時裝秀，也或許是蓋在山崖邊的文藝民宿。傳媒世界抽取出鄉村文化的某些符號，進而無限放大，造就一個個和農民的真實日常生活其實截然分離的文化景觀。

在劉大先看來，這樣的“分離”有商業的因素，有地方政府的發展考量，也有農民自身的需求，不能簡單地評定“誰對誰錯”，“文化從來不是自為存在的，它的主體應用一定是人。當人的外在環境和內在情感結構發生變化，文化肯定會隨之變化。只是我們要意識到，此前有關鄉村和都市的任何本質化的文學想象已經失效了。”

“在北上廣之外，還有一些小城市處在一種城鄉結合部的狀態，我們不能把它理解成鄉村的升級版，或者是都市的未成熟版，它自身就在一個獨立且不斷變化的狀態。面對始終流變著的現實，我們要做的是，打開對這種流動現實的想象空間。”劉大先提及，徐則臣寫過一篇《狗叫了一天》，講的就是城鄉結合部的故事，這種城鄉之間的狀態是一種過渡式的、半成品、建構中的狀態，也是當下中國最為普遍的狀態，它看似粗糙、簡單，但被賦予生機，充滿變化，誰也不能預知未來但是潛能無限。

《文藝報》編輯行超也認為，當下時代的都市文學已經不再局限于提供關于都市的符號化、景觀化的想象，那種一眼看上去不太像都市文學的作品，反而有可能蘊藏著都市文學新的可能性。

《文藝報》編輯行超

“班宇、王占黑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被放進都市文學的范圍去談，他們的作品中沒有咖啡館、霓虹燈，這代人對于都市的現代性經驗已經習以為常，他們更關注的是其中個體的命運。但恰恰是這些人物的命運，牽連著我們這個時代深刻的都市經驗。比如下崗工人、城區改造和搬遷，這些都是當代都市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標志和影響的事件。因此，我覺得這樣的作品或許更能代表今天都市文學的樣子。”

歷史與現實：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

去年，“90后”作家周愷以四川樂山方言寫就的長篇小說《苔》在青年作家作品中脫穎而出，風頭極盛，斬獲了《揚子江文學評論》2019年度文學排行榜等多個獎項。這引發了一個疑問：“當青年作者在開始寫作的時候，重新處理革命等經驗是否有效？”

在論壇現場，岳雯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今天的許多青年寫作者看來，或許很多人覺得革命過于宏大，與今天的切身經驗并無關聯。但是這一判斷需要放到具體的語境中去討論。四川是一個“全國地方性”極為突出的地方，對于四川來說，近代以來始終被地方認同的問題所困擾。處理革命經驗，說到底，其實就是在處理地方性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

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岳雯

從這個意義上說，《苔》固然有對于新歷史主義的繼承，強調偶然性和暴力，但是從根本上，它講的還是身份認同——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地方，當大門被打開，世界撲面而來的時候，他們如何與世界互動，以及在互動過程中的接納、排斥、抵抗等等多重關系的此消彼長。

“我想，周愷之所以要寫《苔》，是要與自己的核心問題對話。這就是當下文學中歷史書寫的價值所在。同樣的，作為讀者的我們在《苔》中看到的不僅是四川樂山一地，我們也隱隱約約看到了中國的影子，它兼具了特殊性與普遍性。因而，歷史也是能照亮現實的。”岳雯說，“我們能借此展開想象，以文學的方式想象性地解決當下的各種焦慮，比如逆全球化對于中國的影響等等。所以，我以為，無論是寫歷史還是寫現實，最根本的還是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解決一個時代的核心問題。”

作為《揚子江文學評論》的品牌活動，青年批評家論壇旨在進一步發掘青年批評家的話語力量，聚焦新鮮文學現場的前沿熱點話題，引領中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新方向。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汪興國對當下文學批評提出期許，希望新時代的文學批評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充分發揮激濁揚清的重要作用，及時關注、主動走入活躍火熱的文學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