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濟先生《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書，頗震撼于張光直在該書序言中引述的李濟先生的一個觀點：

“兩千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并在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代人讀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恕我孤陋寡聞，上述觀點特別是“兩千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些振聾發聵，仔細想想確也不無道理。在大多數“中國史”或“中國民族史”的敘述中，秦朝是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一個開端，從某種程度說，這大體沒錯。但是，仔細想一想，大規模修筑長城的不恰恰也是秦朝嗎？所以，把秦朝作為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開端，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事實上秦朝也正是力圖用修筑長城把統一后的華夏同北方游牧民族分割開來的一個王朝。盡管這個分割并不成功，也沒起到什么作用。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漢、匈平城之役，高祖劉邦被圍于白登，差點丟了性命。整個西漢前期，北方匈奴一直是漢朝的嚴重威脅，終于導致漢武帝對北方匈奴的奮起反擊。但是，就主觀而言，秦始皇下大力氣修建長城，顯然想一勞永逸阻斷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讓自己作為“始皇帝”開創的宏偉基業能傳諸萬世。從這個意義上說，把秦朝說成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開端，實際上是存在一定局限的。至少，從秦始皇統一開始，就力圖用長城在華夏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劃分一條界線，這或許是造成后來掌握話語權的中國文人士大夫總習慣于將長城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視作“異”和“異族”的根源所在，只是人們通常對這一點并不自覺罷了。故追根溯源，李濟先生提出“兩千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的觀點，正是從整體視野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深刻洞悉。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統一以后“平定海內，放逐蠻夷”，“西北逐斥匈奴”。秦統一以后為什么會大規模修建長城，試圖把北方游牧民族阻隔于長城之外？對此問題，《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一條很有意思的記載，或有助于我們對此事的理解。這條記載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巡游天下，到了北部邊境，這時有一個叫盧生的燕人向秦始皇獻上一本《錄圖書》，上有讖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得知此讖言后，立即派遣將軍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胡人，略取河南地，攻占了今寧夏一帶的大片地區。秦朝開始在北部邊境修筑長城，也正是在蒙恬率大軍攻退胡人之后。《資治通鑒》記：“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但對“亡秦者胡也”這一讖言，《史記》集解卻收錄有東漢鄭玄的一個注釋：“胡，胡亥，秦二世名，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秦始皇

讀到這里不禁讓人啞然一笑。也就是說秦始皇對“亡秦者胡也”這句讖言作了錯誤的理解，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開往北部把胡人狠揍了一頓，并修筑長城，目的是不讓讖言變為現實。殊不知“此胡”非“彼胡”，“此胡”乃指秦始皇的兒子胡亥，即后來的“秦二世”。“秦二世而亡”，故后人把秦始皇之后繼位的胡亥稱作“秦二世”，秦朝正是亡于胡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亡秦者胡也”這句讖言本身無誤，得到完全應驗，錯只錯在秦始皇把讖言中的“胡”作了錯誤理解。這不但使“秦二世而亡”，也導致了秦朝視“北胡”為大敵而嚴加防備，修建萬里長城，成為力圖把北方游牧民族阻隔于長城之外的王朝。

此件事是真是假，我們無從判斷。從這個故事中包含的輕松與幽默來看，不排除它有可能是秦亡以后人們為嘲弄秦朝短命而編造的一個故事。但是，另一些事實也讓我們難以輕易否定這條史料的真實性。第一，據史書的記載，蒙恬率三十萬大軍開往北部邊境攻擊胡人的是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這與秦始皇巡游北部邊境的時間正好吻合。第二條，春秋戰國之時，陰陽與讖緯之學相當盛行。例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讖言，就產生于這個時期。這句話是著名謀士范增在說服項羽的父親項梁要有滅秦之信心時引用楚國陰陽家南公的一句讖語，范增的原話是：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楚南公何許人？《史記》索隱說他是“楚人善陰陽者”。《史記》正義引虞喜《志林》一書說：“南公者，道士，識沒廢興之數，知秦亡者必于楚。”《漢書·藝文志》記南公曾作有《南公十三篇》，他是六國時代的人，是楚國一位有名的陰陽家。范增在說服項梁之時，陳涉已率先起兵反秦，各地也紛紛起兵響應。從這一背景看，楚南公所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應在陳涉起兵之前。此外，范增也是力主項羽殺掉劉邦的人，理由是“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故當鴻門宴殺劉邦計劃失敗，范增遂發出“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慨嘆。足見當時陰陽與讖緯之學頗為流行。

也許，我們今天已無法弄清“亡秦者胡也”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大，但秦統一后加強了對“胡”的防備并修筑長城卻是不爭的事實。

先秦時北方戎狄與中原的交往聯系已甚為密切。堯舜時代，《史記·五帝本紀》就有這樣的記載：“三苖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可見其時，華夏與周邊四夷關系不但密切，且已形成“以夏變夷”的思想。戰國七雄中所以是由秦統一六國，固然與秦的地理條件、變法等有關，但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秦本身吸收和混合了大量戎狄因素，具“塞外野蠻精悍之血”（陳寅恪先生論唐朝之活力時用語）。《史記·秦本紀》記秦的先祖費昌時就說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又稱“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企圖通過吸取戎狄因素在戰國爭雄中勝出，最有名案例當屬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 趙國武靈王執政時，意識到趙“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于是“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資治通鑒》卷三），遂頒布胡服令，招騎射,即按胡人騎射之法來訓練軍隊。這大約是中國最早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案例。應當承認，趙武靈王可能是六國中相當睿智的一位政治家，他最早意識到學習和汲取胡人的“騎射之法”可能是在戰國爭雄中立于不敗的制勝法寶。這一見識的高明之處乃不言而喻，而它的產生正是當時華夏與夷狄密切互動的結果。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都是直接與北方胡人毗鄰，用修建長城來阻止胡人騎射之兵的侵襲并非秦人的發明，早在秦始皇修長城以前，燕、趙兩國均已在北部邊境修建長城阻止北方胡人的侵襲。所以，秦統一后所建的長城，一是仿之燕、趙在其北部邊境筑長城；二是將秦長城同燕、趙原有的長城連接起來，遂形成“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的萬里長城。

歷史之所以有趣且魅力無窮，很大程度在于決定歷史走向的諸多因素中常常是“偶然”與“必然”相互交織。盡管我們無法確知秦統一以后修建萬里長城并加強對胡人的防備，是否是因為“亡秦者胡也”這一讖言，但秦在統一以后，大幅度加強了對北方胡人的防備，修筑起阻止北方胡人南下的“萬里長城”這一蔚為壯觀的防御體系卻是歷史事實。

李濟先生1923年畢業于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中國民族的形成》原是他的博士論文，192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要旨，誠如張光直先生歸納：“使用了五項不同的材料，即中國人人體測量數據、史書里有關城邑建造的資料、姓氏起源資料、人口資料，以及其他歷史文獻資料。從這五種資料中，李先生分析出中國民族的五個源頭，即黃帝子孫、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撣人和藏緬人。”并稱“李濟先生自他專業生命方才起步的時候便采取了研究中國古史各個學科兼行并進的方式”，張光直先生將之概括為“人類學派的古史學”。這篇博士論文采用的多學科方法與材料“兼行并進”的方式也奠定了李濟先生畢生學術研究的基礎與路徑。

李濟

令人感佩的是，正是這種人類學派的古史研究，使李濟先生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古史具有一種非同尋常的眼光與見識。比如，為撰寫博士論文，李濟先生不僅對中國人種進行過體質人類學的測量，也對清代以前北方游牧人群三次大的南下進行過深入研究，故深知北方人群在中國人種形成中的重要性。其所以能夠提出“兩千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樣讓人振聾發聵的獨到見解，正是鑒于中國史學家對長城以外地區的忽視。故李濟先生強調：“中國人應該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

或許因為李濟先生從一開始就是從多學科“兼行并進”的人類學派古史研究路徑來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次人類學的探索》，這使得其在后來的學術生涯中看待中國文明的眼光與見識明顯高人一籌且不同凡響。李濟先生有兩個認識中國歷史的觀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義：

其一，“中國上古史須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夾雜褊狹的地域成見。”

其二，“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里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參見李濟：《中國民族的形成》，胡鴻保、張海洋等譯，《國學書庫·文史類叢》（第一輯，8種），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