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火耗，早在宋代就已出現。作為一種重要的附加稅形式，與晚明以來中國經濟日益貨幣化關系密切。從法律上講，火耗是解送正項錢糧的附加費用，用以彌補白銀在熔化為大塊銀錠并解送中央政府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失。糧戶繳納的銀兩與解送中央所要求的標準純度之間的差異也會造成損失。盡管實際的損失只有百分之一二，但地丁錢糧的火耗率從明末到18世紀一直穩步提高。同時，火耗這一術語包括了幾乎所有依一定百分比、普遍存在又沒有特定名目的加派。

火耗的不確定性及它與實際銀兩損失的關聯日益疏遠，使它立即遭到了中國新的滿族統治者的禁止。作為改革，“火耗歸公”的基本含義是，將各種地方官員偷偷攤派的附加征收全部歸納起來，按照一個公開的比例征收，集中起來分配使用。然而此項改革爭議貫穿始終，一直延伸到乾隆朝。本文節選自曾小萍著《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董建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隨著雍正皇帝的去世，出于對儒家仁政原則的重新關注，實施了一些措施，這致使火耗歸公到了18世紀末就已無法實行。然而，在中國，簡單的傳統哲學并未成為強大中央集權國家發展的障礙。在儒家輕徭薄賦以及愛護“子民”的訓誡背后是更為根本的清朝后期經濟和社會的現實。

即便是在雍正朝，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千差萬別，造成各省在實施火耗歸公時多種多樣的變化。與欠賦和虧空相關的一些附加問題導致了針對官僚的大范圍改革，以消除政府官員的不法行徑，但是它未能解決書吏和衙役的中飽問題。而且，在外地主所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特別是在富庶的江南數省，開始對政府賦稅征收能力形成新的威脅，而這些賦稅是火耗歸公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

在18世紀中國經濟中，農業部門占主導地位，國家必須依靠來自土地的收入。由于這種依賴，自然就會關心政府的需求不能超過人民的繳付能力。一方面，傳統的輕徭薄賦論調的再度出現反映出政府和地方精英為農村的生產而展開爭奪，但它也顯示出這樣一種意識，即清王朝統治人口的增長將減少中國正在增長的人均收入。

要使火耗歸公繼續發揮震懾腐敗以及使政府更大程度地參與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必須做兩件事。必須保護地方對火耗收入管理的自治，以確保經費的征收和分配的靈活性。同樣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必須有能力提高收入水平，以滿足隨著經濟和人口的增長必然帶來的政府服務開支的增長。在雍正以后，這兩個條件都不復存在。通信技術的落后以及征收農業賦稅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驅使官僚要控制地方公費的支出。同時，擔心提高賦稅將引發不穩定甚至是大眾的反抗，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合法收入的提高。

乾隆時期對于火耗歸公的修正不是刻意要毀掉改革，但對改革的破壞恰好就是它們所帶來的后果。到了乾隆末年，地方官恪盡職守甚至比五十年前更為困難，而腐敗成為統一的中國政府生存的絕對威脅。

乾隆即位之初

與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不同，雍正時期的改革并沒有造成官僚集團的極端分化，雍正皇帝去世后并沒有將以他的名義進行的改革徹底顛覆。部分原因歸結于廢除丞相所帶來的“內閣政治”的衰落。盡管雍正皇帝努力使人相信他統治時期改革的實施是順應“基層”的要求，但在皇帝之外，政策的形成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討論場所，因此任何對于火耗歸公改革的直接攻擊看起來都是針對皇帝本人的。考慮到清朝太監、皇室成員以及中央各部院大臣都受到極大抑制，情況更是如此。此外，雍正皇帝過早去世，他創立的不會帶來爭議的任命皇位繼承人方法，排除了圍繞皇位繼承的派別之爭，而這曾使得康熙皇帝在他的統治晚年心力交瘁。雍正皇帝對奏折制度的精妙運用以及大員的簡任制度確保了大多數掌權的官員支持他的改革并忠心耿耿地執行改革達十年以上。其中許多官員在乾隆繼承皇位二十年后仍然身居津要。

然而反對火耗歸公者大有人在。在新皇登極后最初的數月內向他進言的大員并不少見，接受這樣的忠告是新統治者愿意廣開“言路”并以圣明姿態統治的一個標志。隨著雍正皇帝的去世，很多奏折上報乾隆皇帝，盡管有一些確實對于純潔政府問題提出了特別建議在這些取消編制財政簿冊腐敗的建議中，有的呼吁官員應在他們的職位上有更長的任期，以對轄區有更全面的了解；并建議要求那些已被豁免賦稅的地主，也要向他們的佃農收取更低的田租，使佃農一體享有恩惠。但它們大多只是要求提升官員操守的老套說辭，其中有一些是關于火耗問題的。

盡管看起來沒有人大膽建議立即廢除雍正改革，但是許多具奏人公開地批評火耗改革的一些方面。舊有的火耗合法化將導致新的、超過火耗額的非法加派的說法再起，咄咄逼人。即便勉強承認火耗作為公費和養廉的來源是必需的，改革的批評者仍堅持這僅僅應視作權宜之計。他們聲稱，即便是雍正皇帝也發過誓言，當虧空彌補清楚和庫儲豐盈之時，火耗將逐漸地減少乃至最后禁止。直到這時，人們強烈要求新皇帝減少火耗征收，只要滿足養廉和公費的最小需求即可。如此一來，即便是那些想侵貪的人也無從置喙，并且所有人都知道火耗只能減少而絕不能增加。

這些上折人對政府的本質有一些基本的認識。首先，他們的全部爭論反映的是在一個靜止社會里的信念。許王猷是以傳統的善政之道作為他奏折的開始。確保國庫豐盈，首先是確保人民生計的豐盈，而確保百姓生計豐盈在于輕徭薄賦，用許王猷的話說就是：“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他認為一文錢不作為賦稅上繳政府，就是為普通百姓造福的一文錢。

這種信念與地方行政的無為思想密切相關。作為京官，這些人對于公共服務的真正需求沒有什么了解，他們似乎也認識不到這些可能給百姓帶來的好處。有給事中后來甚至建議減少火耗使其等同于養廉，他的理論是，任何用于地方開支的經費應從正項的存留部分支用。如前所述的，存留的地丁錢糧不足以滿足地方管理的開支，是實施火耗歸公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假如舒赫德的建議付諸實施，會即刻導致非正式財政體系的翻盤。

最后要說的是，盡管火耗歸公的批評者承認改革在消除官員的腐敗上具有效果，但他們仍對地方官員極不信任。在他們看來，州縣官總是尋找新的方法剝削人民。此外，他們認為在貪婪的官僚眼中，火耗歸公這種加派形式合法化的結果就是使所有加派的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奏折都顯示出對改革某種程度的無知，尤其是關于改革是如何出臺的。其中包括一些細小的錯誤，比如認為倡議改革之時，田文鏡已是河南巡撫。而其他的錯誤則嚴重得多，比如說，雍正皇帝即刻令所有州縣官將火耗直接解送布政使，或說，朝廷贊同在各地迅速并統一實施改革。似乎沒有人認識到，長期的醞釀和適應過程才使改革達到了今天這樣的狀態。這些和其他一些錯誤觀念，無疑更容易在體制內倡導變化，這將從根本上改變改革最初的意圖。

在這些奏折的大多數送達乾隆皇帝時，他還在服喪期，它們主要是由大學士處理。在大多數情況下，官員的善意只是被簡單地以“無庸議”予以否決。然而，至少有兩份要求降低火耗的奏折，朝廷感覺到需要詳盡的討論。

它們一致認為，百姓將從火耗征收的減少中獲益，但也關心消除了這一加派，州縣官的養廉就沒有了來源。大學士沒有同意降低火耗的要求，但確實建議皇帝發布一道措辭強硬的上諭，斥責超出法定額度的盤剝并且認可具奏人的火耗只能減少而絕不能增加的提議。此奏折是對許王猷、謝旻所提建議的答復。

乾隆帝的看法

乾隆皇帝自己對于火耗的看法模棱兩可。一開始，他努力向臣民表明要效仿乃祖康熙皇帝，做仁慈君主。許多人認為他豁免積欠是對于雍正朝后半期實施的嚴猛清查的批判。乾隆皇帝也取消了對于火耗收入的清查，這清查是雍正皇帝去世前不久制定的。同時，他聽取了大學士的意見，發布了一道禁止以后增加火耗的上諭。數省遵循了新的統治精神，降低了火耗征收率。在江南采取這一措施是因為隨著火耗歸公改革的實施，這里的火耗率實際上已被提高。因為這一地區的稅率已是帝國中最高的，因此人們認為火耗負擔對納稅人不公平。四川火耗率為25%，是帝國中最高的，降到了15%，與貴州、甘肅持平。然而，兩年以后，皇帝同意所有的省份以平余的形式增加它們的公費，平余是最初向部解送錢糧時的一小筆加派。這里的平余大概是指用以彌補解往戶部賦稅銀兩成色不足的費用。這一做法的采納，是承認地方政府正承受著公費預算的短缺。

乾隆

在整個統治最初幾年，乾隆皇帝從未質疑過乃父的改革對于打擊各省腐敗的重要性，也沒有支持那些奏請廢除火耗之人。即便如此，他在火耗問題上為數不多的聲明反映出他基本上同情對火耗歸公的批評，即各省對于新創立的地方經費制度處置不當。

即便是不能徹底清除火耗歸公，它的詆毀者至少可以游說，對地方財政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督。這使人想到在雍正時期，火耗的收支完全聽命于各省政府。除了1730年的一道上諭要求戶部通過養廉額的調整外，沒有要求各省向中央上報任何火耗事宜。這種經費的存儲、審查以及遞解和分配的辦法，完全由各省督撫以及布政使掌握，盡管在皇帝督促之下，大多數省份已采納了將火耗直接提解布政使的做法。允許地方政府在處理它們自己的收入上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目的是同意地方財政有足夠的靈活性以適應地方的需要和變動的財政狀況。

不相信地方官員能公正地管理他們自己的財政，這種擔心甚至在雍正皇帝去世之前就出現了。1735年，福建布政使張廷枚發現他的前任賬目上有一筆87000兩的差錯，這促使張廷枚提議對存儲于藩庫的所有公費和養廉進行奏銷。結果，雍正皇帝同意對所有火耗展開清查，這一命令后來被乾隆皇帝取消。然而，雍正皇帝未同意張廷枚的第二個請求，即各省將每年的公費和養廉編制簿冊，與每年正項錢糧奏銷冊一起送往戶部進行核銷，這將會極大破壞改革提供給各省的財政自治。

雍正皇帝尸骨未寒，各種意在強化對地方財政控制的措施紛紛出臺。首先是對火耗征收整齊劃一。雍正時期，官員已成功地固定火耗征收率并降低了現存的習慣性加派的水平，但是火耗征收占正項錢糧的比率，各省之間以及部分省份內部仍不一致。例如在直隸，數個州縣根本不征收火耗，而其他的州縣火耗征收率為5%-16%，這取決于正項錢糧的多少及百姓的繳付能力。戶部承認地方條件的差異造成了各省不可能一致。然而，御史楊嗣璟上折，建議各省內部的火耗率應該相同，這樣方便中央政府對于地方財政的監督并且使得操縱征收率、犧牲糧戶利益更為困難。

各省迅速地抵制了對它們財政事務的干預。在那些火耗率已經統一的省份，這種提議被斥為對省財政自由支配原則的惡毒侵害。一些火耗率確實不一樣的省份官員則主張，地方狀況各異，統一是不可能的。這一提議最終失敗了十年后，仍有官員奏請有必要征收統一的火耗額，但是某種統一的標準對于預防帝國將近兩千名地方管理者的腐敗是必需的，這種觀念繼續擁有許多擁護者。

在此問題上經過了四年的沉寂后，新皇帝以對火耗歸公改革政策的重要聲明開啟了他的第五個統治年頭。聲明開頭哀嘆大小官僚缺少廉潔，這與中國王朝統治史上數以百計的皇帝表示不滿的諭旨并無不同。這道上諭含有的不尋常的事實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將火耗和其他從法律上和通行做法上都是中央政府獨有財產的其他形式賦稅相提并論。雍正時期，人們在論及與火耗有關的稅收腐敗時，總是認為這是火耗與正項錢糧和雜稅不同所帶來的后果。至此，乾隆皇帝已經實現了總有一天火耗將與正項同等對待的預言的第一步。

此并非無心之舉，乾隆皇帝的目的是對以前的改革予以革新，對于這些革新的實施，就需要比乃父的時代更為中央集權。盡管乾隆皇帝承認火耗歸公在將官員從財政困境中解脫以及使百姓擺脫賦稅重擔方面很成功，但他也對許多官員繼續沉湎于過度、不必要的開銷大為光火，為了整飭地方收入的管理不善及濫支，他下令戶部全面重新評估地方政府的財政運作。

要完成這一任務，就要求巡撫和總督評估他們轄區內每一筆開支，并厘定章程。一經戶部同意，這些支出款項將作為一種預算，地方每年的收支將與此進行比較。每一位官員的養廉也將以此種方式加以對待，盡管分配數目會依官員在任時間和是否署理這個官缺的情況有所變化。雍正時規定：署理一個以上職位的官員只能拿所署理職位的一半養廉。這一決定背后的假設是，盡管官員要求額外的經費以維持第二個衙門的運轉以及額外屬員的開銷，但不需要用于生活部分的支出，這已由頭一個職位的養廉所支付。剩余的養廉歸還藩庫，向所有官員提供公費。依靠這些數字，巡撫和總督將決定哪些官員耽擱了經費的征解或是超出了法定的火耗支付數目。每年年終，省里將提交地方收入節余、已支以及虧欠的清冊，供戶部核銷。

按這種做法，皇帝授戶部全權對各省火耗的開支進行核銷，這與對于正項錢糧的或準或駁一樣。同時，這道上諭要求將開支分類，并為每一項公費開支設定合理的數額，這極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官員改變省里的款項以適應變化的財政需求的權力。火耗歸公的批評者對地方官員不信任，以及對火耗合法化將產生新的加派的關注，使他們贊同加強中央政府對于各省的收入和支出的監督。皇帝對他們的這種擔心也表示贊同。但始料不及的是，正是強化對于各省收入更為嚴厲的控制，可能產生他們本來想要反對的結果。我們將會看到，戶部對于火耗全面核查的結果，極大阻礙了地方財政平穩運行，確實使得火耗看起來等同于正項。

火耗管理方法上的改變未能使最堅定的雍正改革的詆毀者平息下來，一個關鍵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火耗的合法化征收和提解藩庫的做法是否遵循了人們所接受的傳統善政的信條呢？對于忠誠的官員和普通民眾來說，它是可怕的苦難之源嗎？這一問題似乎長久縈繞在總是關注自己的明君形象的新皇帝心頭。最終，在1742年初，乾隆皇帝決定通過將是否繼續實施火耗歸公作為貢士們殿試題目的一個部分，將此公之于眾，進行討論。

在給士子所出的試題中，乾隆皇帝公開地表明自己對于父親改革評價的游移不定，主要的原因是火耗歸公改革可能與古人之道不符。乾隆皇帝引經據典，承認輕徭與薄賦作為統治者對人民的仁愛表現的重要性。清朝沒有力役之征，因此絕不會侵犯頭一個即輕徭的要求，但是乾隆皇帝疑慮：將正項錢糧之外的火耗合法化是否構成對后者即薄賦的侵害呢？如果它在古代不存在，那今天何以能被寬恕？另一方面，它僅僅是近來才置于官方的監督之下，那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它在圣賢的時代就不存在呢？在走出了最初的兩難困境后，乾隆皇帝轉向了由分析仁政的經典表述所帶來的現實問題：目前的財政政策會對政府和人民產生怎樣的影響？

乾隆皇帝很快反駁了改革的反對者所聲稱的，雍正皇帝利用行政手段制止腐敗是他作為皇帝無法激勵官員操守的結果。當然，這種批評的依據是儒家為政之道在于人治而不在于法治的古訓。不容易反駁的是譴責火耗的征收構成了加賦，這不僅是對古人反對重賦的褻瀆，而且也是對1710年康熙皇帝永不加賦承諾的踐踏。違背先人至高無上的仁慈法令，正是這個帝國不再純潔的標志。即便如此，總是存在著這樣的可能，即那些改革恰好是王朝提高百姓的生活必須做的事情，而正在叫嚷的批評事實上是那些希望通過使火耗回歸個人加派狀態以從中撈取好處的人做的勾當。

火耗歸公的前途

正是這種混亂，促使皇帝將火耗歸公的命運問題交給殿試的士子們。身為有品望之人，他們最近才從地方抵京，能夠判斷改革是對百姓有利還是有害，他們可能幫助皇帝下決心是否要改變法律。

看起來乾隆皇帝征求對火耗意見的愿望是真誠的。在殿試的開場白中，他要求士子們坦誠相告，不用擔心因表達了與眾不同的意見而受到懲罰。在同一天所發的另一道上諭里，他指示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令閱卷官特別關注答卷中有關火耗的部分。凡是提出有實施價值建議的作者將被選出，獲得陛見的榮耀。此外，另有單獨的命令下達給九卿、翰林、科道和各省督撫，要求他們分析雍正皇帝的改革。

然而，乾隆皇帝在火耗歸公問題上的猶豫不決，可能在于他對改革利益的質疑要低于被人視作與雍正皇帝一樣的殘暴和不義的統治者的擔心。他是否真的尋求對火耗利弊的公開討論，還是希望下令繼續改革，可能只是做些微調而已？與乃父不同，乾隆皇帝不愿大張旗鼓地向“輿論”挑戰。雍正皇帝從未利用古代的先例或是帝國整齊劃一為借口來提出公共政策問題。可能乾隆皇帝正考慮要廢除改革，但如果是這樣，我們如何解釋當他看到所期盼的意見之時的出奇憤怒呢？從乾隆七年四月十六日的上諭可知，沒有一份答卷認真思考了眼前的這件事。一些試卷東拉西扯，全然與火耗無關。那些提到改革的人似乎也對它懵懂無知，即便有所建議，用乾隆皇帝的話說，也是萬難見諸實行。總之，乾隆皇帝認為他們的回答是愚蠢的和毫無見地的。

不可能如同乾隆皇帝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全部的答卷都是空洞無物或遠離主題的。他上諭的大部分內容更強調官員需要遵守法律，特別警告那些“陳奏紛紜”、質疑政體的官員。他說，這些官員本應受到懲罰，但是因為這些奏折是響應號召建言的上諭而上奏的，因此他格外施恩。然而，這類舉動以后會被視為“妄言”而受到懲處。這種痛恨本不該針對提出其他無關事情的官員，但乾隆皇帝的確提到了利用這一時機要求開捐的官員和另一位提出鑄幣建議的官員。然而，盡管原始的奏折已不復存在，但皇帝打擊“妄言者”，尤其是他對那些懷疑政體的官員的嚴正告誡，顯示出相當一部分官員沒有對火耗歸公的改善提出建議，反而徑直要求將它廢除。

譚行義的奏折證實了這一點。僅在皇帝號召官員和士子們協助他決定改革的命運提出兩個月之后，他就上了這份奏折。譚行義提出，現在火耗歸公的反對者很多，并將他們分為兩類：贊成將它作為一項公共的加派徹底廢除的“歸民”派，贊成州縣官保留它而不必向藩庫提解的“歸官”派。

數年后，御史趙青藜上奏，揭示論辯兩方所提論點的本質，并對雙方進行了駁斥。歸民，實際上意味著火耗，不論是作為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加派，都將不再征收。這可以稱為純化論論者的觀點（purist view），因為所有的人都會同意火耗起源于一種非法的、一開始就不應征收的加派。趙青藜承認從道德的觀點來看這種立場是正確的，并且如果貫徹實施的話，有很多的好處。但“格于時勢”，終不可行。現在，利用火耗，政府的支出和每位官員的養廉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希望，皇帝不要忘記這一事實，并從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福祉予以考慮，而不是試圖迎合當前的輿論。

那些贊成火耗歸官的人并不是要將火耗全部廢除，只是希望它回到私人征收的狀態，由州縣官員自己征收并使用，這是改革之前就已存在的方式。對于這種方法，有人主張，官員僅僅征收他們所需要的火耗并根據需要對火耗率有所通融。很顯然，歸官派與散布歸公就是加賦思想的是同一群人。但是，令趙青藜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沒有外部規章制度的制約，這種方法如何能保證民眾繳納的火耗不會增加。

趙青藜在四個方面對歸官派予以回擊。首先，如果火耗定額被取消，州縣官有權自主征收火耗，那么沒有什么能保證將來的州縣官不會對百姓重新進行無節制的剝削。其次，如果火耗歸于州縣官，它將再次變成他們的私人財產。當地方公務增多，他們將不得不向人民進一步加派以彌補已經用于他們個人花銷的經費。大小官員因需用經費將回到彼此庇護的做法上來，從而不可能對地方財政進行核查。再次，如果一個人贊成火耗歸于州縣官，那么這個人也就同意回到向上司呈送規禮以及伴隨這種陋規的偏袒和行賄的老路上。最后，趙青藜指出，火耗歸公有著再分配的作用，如果州縣官持有他們的火耗，那么在稅額高的地區就有所剩余，而在那些賦稅低的地區，執行公務就有很大的困難。

除了對于那些愚蠢的回復意見表示憤慨外，乾隆皇帝數月都沒有對耗羨問題采取任何行動，可能是讓人們知道他對先前的回答表示失望，并正等待進一步的討論。《皇朝經世文編》收錄了數份為改革辯護的奏折，它們可能是這第二批回應的一部分，因為這年底大學士上奏說“輿論”壓倒性地站在贊成保留改革的一邊，正如同這些奏折所表述的一樣。概括而言，它們要表達的是：（1）火耗并不是雍正朝的一項發明或產物；（2）對于百姓的賦稅負擔，火耗歸公沒有增加而是有所降低；（3）火耗作為地方政府收入的來源不可或缺；（4）不存在火耗合法化將導致火耗被視為正項的危險，從而會刺激額外加派。

這些論點并不新鮮，但是它們表達的方式卻凸顯了更為激進的改革贊成派與保守的反對者之間的不同。考慮到帝制晚期火耗的推廣與經濟貨幣化和多樣化之間的聯系，那些尋求禁止征收火耗的人與那些著述中充斥著對中國古代農業懷舊情愫的人常常是同一類人，就不足為奇了。在土地被劃分成井田的年代，每個人都心滿意足地從事耕作，不需要爭論什么討厭的東西諸如火耗的優缺點，人們的生活也不會受到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的威脅。至少有一位改革的擁護者曾恰如其分地指出，這一無差別的農業天堂從未存在過，既不是天堂的消逝，也不是強征火耗應對中國大眾的困境負責，現在所需要的是努力提高農業生產力并認識到，正是勤奮和辛勤勞作可以帶來經濟的繁榮，而不論人們占有多少土地以及與土地的關系如何。事實上，繼續實施火耗歸公有助于增進大眾的福祉。分散開來，火耗只不過是成百萬的個體納稅者口袋里的一些不能增殖的銅板而已；但集中在倉庫，作為一種收入，它對于公共事業和其他有益于大眾的項目的意義則是不可估量的。

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內閣宣布了對于火耗問題的裁決。應征意見從帝國四面八方紛至沓來，一致的看法是火耗歸公保持不變。據大學士們講，他們收到的一兩個不同的意見表明它們沒有認清形勢，并未理解“量入為出”的需求。最終要保留火耗歸公，是承認了沒有別的政策可以解決地方和省里正規經費緊迫的需要。那些反對它的人所持的正義是于時無補的過時想法。

此次內閣并未對火耗歸公給出詳盡的解釋。然而，它確實闡明了一個由改革的支持者提出的問題。幾位具奏人認為，戶部對于火耗收入的強行檢查背離了雍正皇帝的初衷，其中，特別是孫嘉淦，指出現在管理火耗歸公分配的日益嚴厲的章程將破壞改革在消除地方腐敗上已有的全部成效。未經戶部批準的開支仍將不得不加以彌補，不論是通過克扣屬下，還是底層的官員向百姓征收附加稅。已過世的雍正皇帝堅決抵制任何取消地方對火耗經費處置權的提議，并非沒有理由。內閣認為戶部對地方財政全面督察無力，在運用權威極力阻止地方官員行動自由上同樣如此。然而，他們最為關心的仍然是對地方官員道德的不信任。每年對各省火耗簿冊進行奏銷是他們能夠真正控制侵貪和養廉及公費過分支出的唯一辦法。

在聽取了內閣的意見后，乾隆皇帝發布了自己對于火耗歸公前途的聲明。他也得出結論，認為改革對于國家及其人民的管理來說絕對必需。在評說了改革的歷史和改革對于地方財政的重要性之后，乾隆皇帝更試圖回答批評者對于他父親最具有爭議的政策指責，他的腔調幾乎就是一位受到了傷害的父親向他忘恩負義的孩子在傾訴。

乾隆皇帝首先使臣民相信，火耗歸公是憐愛人民和保持統治秩序的愿望的產物，它并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是專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若國家同意地方政府向自己的人民榨取資源，它是不會從中受益的。乾隆皇帝接下來說道，事實上，在整個帝國僅有兩三個省份，它們征收的火耗可以滿足省里和地方的全部開支；在其余省份，中央撥付正項以彌補那些不足。乾隆皇帝沉痛地說，這一點官員和百姓并未完全意識到。

乾隆皇帝向官僚論及自己在此事上的猶豫和思考的痛苦，特別是他懷疑，那些贊同火耗“歸官”的人實際上意在滿足他們個人的貪欲。乾隆皇帝以勸誡所有官員廉潔作為結尾，再一次表示，對火耗歸公堅信不疑。改變現有章程不僅會使人們貪心，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它將取消已去世的雍正皇帝對于人民的仁慈和對于官員教導的遺產。對于火耗歸公來說，前途似乎得到了保證。但是那將是怎樣的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