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身價”飆升，價格翻了一倍多

燒一盤排骨的價格翻了一倍多，夜宵攤的烤豬蹄大幅漲價……吃豬肉成了“奢侈”，這是許多人近來對飲食消費最直觀的感受。

去年下半年以來，豬肉價格飆升，據農業農村部統計，2019年7月至11月，豬肉批發價從每公斤24元漲到了47元，到今天，豬肉價格已高位運行一年，2020年8月28日，豬肉批發價為48.41元，幾乎是去年同期價格的兩倍。作為中國人餐桌上肉類消費的主力軍，豬價上漲直接拉動CPI漲了2.7個百分點。

豬肉價格上漲并不是2019年才開始的“新鮮事”，縱觀2018年1月以來的價格數據，豬肉集市零售價在2018年8-9月就有過一次大幅攀升，每公斤從20多元上升至40元，那時正值非洲豬瘟首次在我國東北地區爆發。非瘟肆虐，生豬產能缺口凸顯，豬瘟疫情無疑是豬肉價格上漲的原因之一。

非洲豬瘟突如其來，生豬數量大幅減少

2018年8月1日，遼寧省沈陽市的一家養殖戶的生豬發生豬瘟疫情，47頭生豬死亡，兩天后國家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將此認定為非洲豬瘟疫情。非洲豬瘟發病過程短，急性感染死亡率高達100%，被稱為養豬業的“頭號殺手”。下圖展現了非洲豬瘟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的主要路徑。2018年8月1日我國發現首例豬瘟后，豬瘟疫情在國內迅速蔓延，根據農業農村部提供的數據，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我國因感染豬瘟而發病的豬只數量為18494頭，死亡數量為13034頭，然而這個數字遠遠無法填補消費市場中減少的豬只數量的空白。

從非洲豬瘟在我國爆發到2019年9月，我國生豬的存欄量共減少8601萬頭，這個數字遠遠高于官方公布的受感染及死亡豬只的數量，一方面反映出肉價上漲并不全是非洲豬瘟“惹的禍”，另一個方面也體現出非洲豬瘟疫情對生豬市場的影響。

豬瘟疫情爆發導致受感染的豬只在短時間內大量死亡，最受影響的便是經營養殖場的散戶，散戶們喪失了對豬肉市場的信心，紛紛屠宰負責生育的母豬，直接造成能繁母豬的減少，從而使得生豬存欄量減少。豬瘟疫情導致肉價攀升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新鮮事”。2007年我國豬肉價格一路飆升，達到了歷史以來的最高水平（28元/公斤），根據專家的研究，當時豬肉價格上漲是由2006年下半年全國爆發的藍耳病疫情導致，疫情不僅使得生豬死亡，同時也讓養殖戶喪失信心，減少豬肉的產能，使得市場供不應求，價格飛漲。

回顧歷史，我們會找到相似的經濟現象背后共同的機理，也會有新的發現。當我們把目光放回到2009年，觀察這十年的變動情況，便會發現自2014年起，我國生豬與能繁母豬的存欄量便開始大幅減少。

從2014年1月到2017年12月，生豬存欄量減少22.04%，能繁母豬存欄量則減少30.24%。而這一時期正是全國各省市出于環保考量清理禁養區和限養區內禽畜養殖場的“環保高壓期”。

環保“緊箍咒”下的生豬養殖治理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這使得土地資源短缺成為生豬養殖的發展過程中的最大阻礙，同時，生豬養殖糞便及污水生產量大，處理成本高，據推測，我國目前生豬糞便的產生量超過6億噸，約占畜牧業糞便總量的三分之一，但總體利用率卻不足一半，生豬養殖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整治生豬養殖業成為環保大鏈條下的重要一環，發展綠色清潔養殖勢在必行。

而隨著“史上最嚴環保法”在2014年出臺，我國的生豬養殖業的緊箍咒也越來越緊。各省市依據國務院與農業農村部的要求劃定禁養區與限養區并進行清理整治，2017年12月31日成為各省市完成清理整治工作的最后期限。以山東省為例，隨著中央督察組入駐及對各省環境質量的考核，2017年7月，山東省政府辦公廳發布《2017年環境保護突出問題綜合整治攻堅方案》，方案指出相關部門將在接下來的5個月的時間內對2.6萬個畜禽養殖場(小區)和專業戶完成關閉和搬遷工作，力度空前。

在農業農村部發布的《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中，經過對環境承載能力、資源稟賦、消費偏好和屠宰加工等因素的綜合考量，為更充分地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全國生豬養殖被劃分為約束發展區、重點發展區、潛力增長區及適度發展區四個區域，這也成為不少省市制定禽畜發展規劃的重要標準。生豬養殖作為污水產生的重要源頭，如何妥善處理生豬養殖的糞便，減少污水產量成為治理工作的重點，地區的水質標準也順勢成為一項重要的考量標準。

約束發展區：水污染治理與產業調整并行，京浙生豬養殖去產能近半

約束發展區主要涉及到大型城市和地處南方水網密集地區的省份，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長江中下游的六省市和珠三角水網區的閩粵。水質基礎較差，生豬養殖已接近或是超出土地承載力，讓這些地區成為環保政策下清理淘汰落后產能的重點區域。

盡管一些省份也加入了強化糞污處理能力等綜合性措施，劃定禁養區、限養區并嚴格關停、搬遷區域內的養殖場還是成為環保壓力下各地最主要的舉措。

通過圖表呈現的生豬養殖規模的變化可以看出，相較于2014年，約束發展區的11省市出欄量均呈下降趨勢，總出欄量下降達10%。其中北京、天津、浙江、上海、福建5省市2018年出欄量降幅超過20%。

南方水網地區在全國性政策下行動最迅速，上述5省市早在2016年就提前完成任務。同時，在環保政策下的去產能力度也最強，這與這些地區產業轉型和養殖集約化的趨勢相順應。北京發布公告禁止新建、擴建規模化養殖場，浙江則早在2013年開始就調減過載區養殖。兩省市的生豬年出欄量降幅近一半。

而對于年出欄量均超過6000萬頭的養殖大省湖南和湖北，環保去產能的步伐則沒有那么大，在優化省內養殖布局的同時仍要穩定生豬產量。

在禁養、限養和淘汰落后產能政策下，江蘇、浙江、天津等地區的水質情況有較顯著的改善。

重點發展區：川渝成為生豬養殖治理的重中之重，水質治理效果明顯提升

重點發展區涵蓋了我國傳統生豬養殖主產區的7大省份，包括河北、山東、河南、重慶、廣西、四川、海南，這些省份的生豬產量占我國總產量的近40%。在環保政策趨緊和各地綜合整治的背景下，這些省份的豬肉產量基本保持穩定，總量在5年內小幅降低4%。

四川省是目前我國生豬產量最大的省份，早在2015年就開始環保綜合治理，限養區內嚴禁新建、擴建，并逐漸淘汰小散戶養殖；重慶也提出了百頭以上規模養殖場糞污綜合利用率達到90%的嚴格要求。

在嚴格整治下，川渝的水質綜合情況的確有較大提升，同時，川渝也成為養殖大省中產量降幅最大的地區，2018年生豬出欄量較2013年分別下降11%、18%。而同樣是養殖大省的山東，產量有小幅上升的同時，水質有小幅下降。

潛力增長區：充分發揮水質資源優勢，建設高標準規模化生豬養殖基地

被劃歸到潛力增長區的包括東北四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和云、貴兩省，這些省市的年出欄量多在1到3千萬頭，在環境承載力較大的情況下，仍有較大發展潛力。根據農業部《發展規劃》，產業化、規模化是該區域生豬養殖的重要方向。

但近年來在環保整治的背景下，該區總出欄量未見增長，甚至遼寧、吉林兩省有明顯降低（-12%、-9%）。

在水質方面，實際上只有云貴地區有良好的基礎。云南近年來依托優勢建立了一批高標準種養結合的養殖基地，產量提高約10%。

適度發展區：水源生態保護與生豬養殖產能難兼得

陜西、山西、新疆、西藏、青海、寧夏、甘肅7省均位于我國西北地區，這些地區的傳統農牧業結合條件較好，但生態承載力有限、水資源相對短缺。承載力內的“適度發展”成為這些地區生豬養殖發展的關鍵詞。

7省生豬年出欄量均在1000萬頭以下，總產量僅占全國的4.6%。2014-2018年，總出欄量小幅降低3%。對這類地區而言，水源生態保護與養殖業產能似乎更難兼得。青海關停了大量位于黃河谷地和湟水流域禁養和限養區的養殖場，水質近年來有較大改善，但同時生豬產量降低了17%，甘肅、陜西也是類似。

從2014年到2018年，在全國范圍內畜禽養殖的環保治理下，能繁母豬被大量淘汰，存欄量降低30%，種豬的存欄數也降低了20%，生豬供給規模的下降逐年顯現。而這些，都還是在非瘟進入中國以前。

豬瘟爆發，市場生豬供給不足，此前產能去化的問題被放大，盡管不少省市提出了相關恢復養殖的政策，但對于京津和江浙滬閔而言，生豬產量在數年間迅速削減，很可能使這些省市在非瘟肆虐后倉促的產能恢復更加有心無力。

豬肉價格飛漲的2019年恰逢十年以來生豬存欄量和能繁母豬存欄量的谷底，“斷崖式”下跌的數據背后摻雜著各方的力量，有2014年以來我國著力依法整改環境生態的堅定決心，也有個別地方政府的“快刀斬亂麻”；有一批對生豬市場喪失信心或被迫搬遷的養殖戶戶，也有懷著“富貴險中求”心態擴大生產的豬農。在2017年以后我國進入生豬產能去化進入平穩期時，非洲豬瘟從天而降，這一不可抗力加速了生豬供給端的收縮，使得豬肉供應急速下降，讓豬的身價在己亥豬年達到了歷史新高，豬年已過，但豬肉價格仍在高位運行。

豬糧安天下，國內生豬產業正逐步走上提高生產效率，擴大集約化生產規模的道路，但在恢復生產期間，價格的高位可能還會繼續維持。

數據來源：

1. 中國農業農村部

2. 重點農產品市場信息平臺

3.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4. 中國政府網

5. 國家統計局

6. 31個省市2013年-2018年的環境狀況公報

作者 | 馬云逸 張燁媛 王雨薇 牟俏寒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數據分析與信息可視化》（本科生）、《數據新聞與可視化》（碩士生）課程專欄

指導老師 | 周葆華、徐笛、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