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還需要人類學博物館么？常被形容為“殖民掠奪倉庫”的民族學博物館，會遭遇哪些博物館倫理和藏品歸屬議題的爭議？最近30年，國際人類學博物館有哪些新動向？近日，上海大學特聘教授、圖書館館長潘守永在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專訪時表示，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為新博物館學的一個策源地。 中國應該有更發達的人類學學科。

潘守永（右）與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Morgan  Perkins討論印第安民俗工藝品

《中國博物館公開課》第三講日前在劉海粟美術館開講，法學（民族學）博士、上海大學特聘教授、圖書館館長潘守永做了題為《人類學家和他們的博物館：一個世紀以來的回顧和瞻望》的講座。

在其后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潘守永教授說，“這些年人類學博物館出現一些變化，人類學博物館定義自己不再是‘遠方文化之謎’的場所了，而是向世界文化主旨轉型，那么它們與大英博物館、盧浮宮這類同屬于殖民時期建立起來的世界主義的博物館區別為何？這又引發新一輪人類學博物館的自我反省。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為新博物館學的策源地。 ”

博物館是文化創新之地

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志時代的產物

澎湃新聞：人類學博物館在博物館體系中處于怎樣的位置？我們如何去界定人類學博物館？

潘守永：粗略地說，國際上有四類博物館形態，第一類以藝術收藏為主，我們叫藝術類博物館或美術館，比如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都是綜合藝術類的博物館；第二類以社會歷史的收藏為主，我們叫歷史博物館；第三類是自然科技類的收藏為主，叫科學博物館，比如自然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天文館、動物園、植物園也是放到科學博物館系統里邊；第四類就是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收藏“遠方文化”為主，也就是歐洲之外的文化實物，它是民族志時代的產物，所謂單一學科指導下的博物館模式。

人類學的發生和發展主要是在歐洲開始起源的，同樣的人類學博物館也在歐洲比較發達。人類學博物館的興起與殖民時代、民族志時代相關，早期主要是關注于自我之外的他者，也就是歐洲之外的世界。我們國家特別像亞洲地區是被殖民的，我們沒有殖民時期，從學科發展來說我們沒有經歷嚴格意義的民族志時代，有民族志時代的都有發達的這類博物館。當然人類學博物館并不總是和殖民主義相伴隨，到了20世紀的30、40年代以后自身有一個轉型和變化。

蓋布朗利博物館展覽現場

早期人類學博物館的核心工作是關注所謂的“遠方文化之謎”，它關注“非我”的部分，就是“other”，我們后來把“other”翻譯成了他者/異文化。民族志時代，人們經常容易犯的兩大錯誤，一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我族中心主義”（egoism）；二是把他者過度浪漫化的“高貴的野蠻人”（the noble savage），認為原始社會未受文明污染，純潔天真，越原始越好，把邊遠的不熟悉的地方和人群過度浪漫化。像瀘沽湖社會特別典型，一度認為是人類女兒國、理想家園。還有像瑪格麗特·米德（Margret Mead）曾對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人們的青春期進行研究，發現薩摩亞人并沒有經歷所謂青春期的“躁動不安與壓力”。她認為青春期問題主要的不是人的生物性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問題。

馬拉甘儀式雕塑  巴布亞新幾內亞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人類學的博物館發展的比較快，在歐洲、美國一直都發展，這也和他們的學科發展有密切關系，人類學、民族學發達的地方，這類博物館一直都比較發達。 

美國黑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外觀）

我在講座里也特別提到，人類學家很自豪的說，我們人類學家有自己的博物館而社會學家就沒有，因為在學科分類里大家覺得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三個都是研究人的行為的學科，那么三個行為學科里邊有相同的部分，有融合的部分，甚至問題意識和方法也越來越相似了，區別到底在哪里？所以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的創始人克虜伯（Kroeber）概括說“我們有自己的博物館，而他們（社會學）沒有”時，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但是這類故事在中國并不被人們所熟悉，因為人類學這個學科在中國不是那么發達，相應的這類博物館的發育不夠成熟。其實，我們雖然也有此類博物館，但主要在大學校園里，如廈門大學的人類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南民族大學的民族學博物館。四川大學的前身華西大學有特別好的人類學博物館，經過了二代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的努力，而且當時的華西大學里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三科是融合在一起的。

澎湃新聞：人類學博物館在收藏、展示、教育等基本職能是如何呈現的，是否還承擔著特殊的職責？

潘守永：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的收藏和其它博物館的邏輯起點并沒有什么區別，只不過它關注的這個部分有兩方面是比較重要：一個是我剛才提到的“遠方文化之謎”，人類學家到一個不是“他者”的地方，所進行的就是“異文化”調查研究。在早期，人類學對于文化的認識還是一個全貌的觀點，它認為人類文化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第一類是人和自然關系的部分，所謂物質文化或者叫技術文化；第二類是人和人關系的部分，即所謂社會或者制度的文化； 第三類是自我關系的部分，體現為心理的文化或精神的文化。其中，代表第一類形態的物質文化部分，就是所謂的代表性的文物實物了，具有文化標本的意義，也就是遠方文化之謎的見證，是必須要收藏的。在這一部分中，它又按照生產和生活做了進一步的一個分類，認為衣、食、住、行是其中最基本的。所以你看人類學博物館里面，收藏最豐富的基本是衣食住行這些部分，然后再加上演化論（進化論）中，將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工具，放在一個很突出重要的地位，按照這些生產工具的加工技術、使用功能等的差異，劃分出不同社會的發展階段和水平，如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等分類，后來廣泛應用到考古學的研究中，換句話說，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在很長時間里其實是在博物館里發生的。此后，才陸陸續續涉及到精神的、制度部分的代表性實物的收藏和展示。英美國家學術傳統中，人類學包括了考古學和民族學，所以人類學或民族學博物館也都包含了考古學的部分，類似耶魯大學的“人類關系區域檔案”（HRAF）就是由民族志和考古學報告兩部分構成的，現在用“世界文化”作為招牌，其實內容還是這兩部分，所謂跨文化比較分析，也逃不出兩個互為表里的研究報告。

 波茨坦小鎮上的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可以在小鎮上）

波茨坦小鎮的博物館展覽介紹

人類學博物館早期的收藏很少是單一區域的，它都是區域性的或者是跨區域性的，比較典型的如相對比較晚期建立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它的藏品涉及世界幾大洲。它當然代表的是世界主義、世界文化的，它收集的重點還是偏重于我們所說的“非主流社會”的這些邊緣族群，比如原住民、土著，這些族群一般都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書寫系統。民族志報告成為這些族群歷史的重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歷史書寫。人類學者從米德時代就是善于使用照片、電影、文字（學術的以及散文的不同文體）等多元手法，因此物品收集實踐，配合照片、電影等，對于博物館展覽來說，是很多元而鮮活的。

關注邊遠的這類族群不僅是人類學博物館，也是人類學學科關注的重點。到了1970年代以后人類學發展出研究自己的社會，就叫家鄉人類學（anthropology at home），而這剛好也是人類學博物館的發展差不多已成定局的時候。 

人類學博物館的展示開始是依據演化論/進化論的邏輯，按照族群分類的框架，來組織收藏品和建立展示體系的，博物館宣稱所展示的是人類文化，是一種通過物品的再組織和再脈絡化，表征（representation）其所代表的歷史和文化，后來發現這個也有很多問題。除了地域文化主題外，還有本國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主題，所收集的日常生活用品作為文本標本，其實過了若干世紀后不僅是歷史的見證物，也具有了審美的意義。所以，這些博物館都面臨一個轉型，一是跨學科，跨領域的，一是思想性的多元文化主義如何面對平等性的問題，于是“遠方文化之謎”逐漸被“世界文化”這樣一個面目取代了。我曾經在蘇格蘭愛丁堡參觀蘇格蘭國家博物館，他們原來就有人類學的部分，現在人類學的部分與展示克隆技術的多利（羊標本）放在同一層展廳里，你明顯感覺到這是一種展覽的并置結構。

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

還有像我講座當中提到的哈佛大學的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它把考古學和民族學作為兩大部分，也是它們藏品的兩個重要體系。展品采取雙線敘事的展示方法，民族志的部分基本等同于我們說的橫切面，考古學部分是區域加縱切面，最多再加一些專題。2006-2007年，這個博物館的學術刊物集中刊登了討論人類學博物館藏品跨界的議題，講到大洋洲的土著樹皮布收藏過去一直被當作是民族志的標本，現在同時被紡織學的纖維結構研究、比較民族志學和藝術學所共同關注，任何單一學科很難解讀這些早期藏品的全面，甚至天然染色技術也是這些藏品的好課題。再比如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它是基本上特別偏重于考古學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是按區域來做展示和研究的。 

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 “遇見美洲土著”展廳

教育也有變化，比如加拿大文明博物館更名為加拿大歷史博物館的例子，早期特別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其教育主旨也是強調多元共存、平等。進入21世紀它們也在逐漸轉型，會覺得說它們早期做的這個部分越來越像歷史，文明一詞也容易發生歧義。因為它們早期關注的這些族群沒有文字，早期人類學家、探險家做的這些現在反而成為他們歷史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教育方面過去除了強調文化的多元，還講文明的平等，這也和人類學自身學術思潮、學術流派的發展變化，和社會主流價值的變化等比較密切的聯系在一起。

從收藏“遠方文化之謎”到“世界文化”主旨的轉型

澎湃新聞：能列舉幾個世界上著名人類學博物館案例么？

潘守永：世界上比較知名的人類學博物館有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加州伯克利大學赫斯特人類學博物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館、德國世界民族博物館、法國人類學博物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

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戰爭藝術”展廳 

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是經美國博物館聯盟認證的世界最古老的考古學和人類學博物館之一，從高聳的印第安人圖騰柱和瑪雅石刻雕像到珍貴的古代文物，是人類文化歷史發現的最好集合。它的藏品都是有依據的，在1804-1806年的時候，這個館已經把路易斯和克拉克遠征的展品集中展出。因為他們是比較早的進入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區做探險的人，而且他們的收藏藏品非常豐富，幾萬件之多，這兩個人的幾次探險就完全可以組建一個博物館。該館還有它最齊全的瑪雅的考古資料，幾乎把中美洲瑪雅所有重要神廟的藏品都“搬來”了，除了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以外，這個館是最豐富的，所以有幾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都是研究瑪雅考古的。

 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展廳

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展廳

還有它是世界十大攝影檔案館之一，人類學博物館除了“遠方文化之謎”的代表性實物，還有大量的影像作品，這個館的影像作品特別多，比如延安時期的圖片這個館收藏就很豐富，另外還有大量書信，它的書信等文獻的收藏也超過20萬種。赫斯特人類學博物館是西海岸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藏品總量達到320萬之多。人類學博物館多以藏品數量巨大而引人關注。

澎湃新聞：人類學博物館的興起與殖民時代、民族志時代相關，早期人類學、民族志博物館常被形容為“殖民掠奪的倉庫”，遭遇博物館倫理和藏品歸屬的爭議，你如何看待人類學博物館的這些困境？

潘守永：這些年人類學博物館也有一些變化，因為學科認識也在變化，也在自我反思與批判成長。原來是按照受殖民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影響而收集這些東西，今天價值和意義到底在哪里？當時可能是配合殖民浪潮，有的直接就是殖民過程的產物，那這些藏品在今天怎么辦？比如博物館里收集到很多人類遺骸，有些明確知道是某一族群祖先的骨骼，還有些是帶有神圣性的，關于信仰的物品，這些所謂的圣物怎么辦？都是博物館倫理當中要考慮的。所以，在1960年代，像北美的這些博物館，掀起過一個文物藏品歸還（repatriation）的運動。其實一直到21世紀，如相當于2001~2003年這個期間，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把他們收藏的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的圖騰柱歸還回去了。他們幫助當地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館。其實這類事情在歐美國家是比較經常發生的。包括最近德國、法國掀起的歸還非洲文物的運動。甚至法國總統馬克龍專門請一位特別代表完成了一份歸還文物的政府政策咨詢報告，討論如何歸還的問題以及是否將圍繞這些藏品形成的博物館學體系一并歸還？所以這類館在博物館的倫理問題上走得特別靠前，這也引發了類似于大英博物館這類世界文化主義的，收藏全世界文物與藝術品的場館面臨著來自中國、墨西哥、埃及、希臘等國家的文物追討問題。所以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在倫理和思想方面，比其它幾類館走得特別遠。 

法國巴黎蓋布朗利博物館展出的貝寧王國時期藝術品

所以整個歐美國家這些年有一些新的思考，這個館發展到今天，它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博物館，以及對博物館藏品的重新認識和定位。比如，過去由單一學科或目的收藏起來的藏品，已經難以限定在今天的學科或領域范疇之內，就引發了一個跨界性議題，最常見的是人類學藏品跨入藝術，從藝術史和美學的視角來審視這些博物館藏品。還有一些人類學博物館定義自己不再是“遠方文化之謎”的場所了，而是世界文化的溝通交流平臺，有的（如美國國家印第安人博物館）直接說自己就是社區博物館。如果人類學博物館將來走向世界文化這樣的主旨，那么像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等這類也是殖民時期建立起來的，以古代文明典藏為主的這類世界主義的博物館，它們與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之間的區別是什么？所以這又引發了新一輪的人類學博物館的自我反省。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為新博物館學的一個策源地。 

 美國國立印第安博物館（正面）

美國國立印第安博物館，土黃色與弧線型外觀打破了歐美建筑典范（非對稱、無中心布局）

人類學博物館的藏品爭議大概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學理上的，第二是倫理上的。這與考古學藏品還不一樣，考古學藏品通常是考古學家在某一區域的地下發掘出來的，土地上的人們與這些地下發掘品之間很難建立一種具有法律意義的關系。對這些物品的意義解讀，考古學家最有發言權。民族學藏品就不同了，任何一件民族志與人類學博物館的藏品，它被清楚的記錄在案，什么時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征集來的，藏品與某一社區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有特別具體或者確切的區域以及人群，也就是它有明確的產地和作者、使用者，他們的后代是可以宣布擁有它們的命名權、解釋權，甚至可以宣布擁有隨時拿回去的權利。

人類學博物館收集展示別的民族祖先的物品，比如美國西雅圖的一家博物館，在做一個關于中國文化的展覽，造了中式的房子，掛了中堂，擱了八仙桌，擺上中國古代男子抽鴉片的鴉片槍，做了一對老年夫婦蠟像，婦女一定是裹小腳的，由這些物件組合來指代中國文化。這個展覽即便被認為是“歷史的還原”，那么它會引起中國人情感上的傷害。 

優烏杖  馬克薩斯群島 19世紀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藏品涉及到別人祖先的圣物，如何處理，非常具有挑戰性。很典型的就是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曾經收集了現在跨境而居的印第安人的腰帶，這個貝殼腰帶就是祖先的圣物，只有在舉行盛大儀式時才拿出來。現在它被擺放在博物館一個普通的展柜里供人參觀、評議，一度引發印第安人的抗議。人類學里邊還有一個叫體質人類學，會收藏人體遺骸，以供學術研究，人體遺骸是極其容易受爭議的。還有關于動物的權利，比如皮草、象牙的雕刻等等藏品也是今天比較敏感的。

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博協就此已經做了很多的討論，各個國家也做了很多討論，有一些博物館改名字就是認識上的變化，前述加拿大文明博物館直接改成加拿大歷史博物館，因為擔心“文明”這個詞也容易發生爭議。 

所以跟其它類型博物館相比較，人類學博物館的議題和課題里面容易引發爭議的領域或內容更突出一些，這也促使這類博物館在其思想性方面有時候略有一點超前，這類博物館更像思想交流的一個媒介和平臺。 

中國應該有更發達的人類學學科

澎湃新聞：中國的人類學博物館發展現狀如何？在中國為數眾多的博物館陣列中，人類學博物館的存在似乎不怎么凸顯？

潘守永：我國的人類學博物館基本上不怎么發達，或者說發育不良。在我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學博物館只有幾座，如廈門大學的人類博物館，它在1950年代達到一個很好的階段，甚至可以說是高峰，因此此后一直就沒怎么發展。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20世紀50年代就積累了2萬多件的藏品，今天的藏品總量也還不足3萬件。這些深藏在大學校園里的博物館，并不為外界所知，對社會沒有太大影響力。 

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

我們的人類學博物館發育不完善，甚至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當然和我們的人類學學科有關系，我們的學科在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原來有這些學科的高校都被兼并或被取消了，從事這些學科的部分學者轉移到民族研究機構，作為機構存在的民族學這個詞到了1983年才開始重新被使用。

人類學、民族學關心的核心問題還是文化問題，不管從考古學的角度，還是語言學的角度，或者是比較民族志的角度，人類學、民族學都應該得到大的發展。格爾茲（Geertz）說：人就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是人和動物的最根本區別。作為學科存在的人類學，更強調文化和生物的一體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應該有更發達的人類學學科。或許因為我們的考古學發展太快，考古學為基礎所建立的博物館也是遍布大地，美國式的人類學在中國反而難以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