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讀者而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似乎沒有他的“四大悲劇”與“四大喜劇”那樣廣為人知，然而莎翁的歷史劇在人物塑造、內涵意蘊等方面并不遜色于他著名的悲劇和喜劇。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亞：人的發明》（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中，曾提出過一個極為大膽的觀點：莎士比亞通過福斯塔夫爵士（出現于《亨利四世（上）》等劇中）、哈姆雷特、克里奧佩特拉和羅瑟琳（出現于《皆大歡喜》）創造出了我們在今日依然認同和看重的屬于人類的個性，換言之，這些角色成為了自莎士比亞以來“人”的內涵的一部分。

在英國，《亨利四世（上）》自1598年首次出版以來就廣受歡迎，從再版次數來看，這部劇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是最受歡迎的莎劇之一（引自Emma Smith教授）。筆者認為，《亨利四世（上）》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其核心人物哈爾王子和福斯塔夫爵士，這兩個人物極富深度，并且他們的種種特質往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觸碰到讀者內心的隱秘角落。這篇文章將圍繞哈爾王子和福斯塔夫爵士展開，希望能向讀者展現這兩個角色所包含的巨大張力。

《亨利四世（上）》（莎士比亞全集·中文重譯本），張順赴/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哈爾王子：宮廷與底層

《亨利四世（上）》的故事發生于英王亨利·博林布魯克（1367-1413）的統治期間。博林布魯克原本是理查國王的堂兄弟，卻被理查剝奪了應屬他繼承的爵位、放逐出英格蘭。他打著尋回應得的爵位的旗號重新回到英格蘭，得到了若干貴族的支持，最終奪取了王位。

登基（1399）之后的博林布魯克，有兩大心病，一是王位得來的名不正言不順，曾經出于自身利益支持他的貴族們，對他的政策有所不滿，生了反叛之心；二是王位繼承人哈爾王子游手好閑，出沒于倫敦東市區（Eastcheap）的酒館之中，與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幫強盜為伍，令他頗感失望。在第一幕第一場，博林布魯克表示，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家的亨利·潘西（因脾氣火爆而人稱“霍茨波”Hotspur，與哈爾王子一樣，大名都叫“亨利”）驍勇善戰，頗有勇武的聲名，要是能發現霍茨波和哈爾王子在出生之后被人調了包，霍茨波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那該多好。之后霍茨波與博林布魯克產生摩擦，別的貴族煽風點火，霍茨波對博林布魯克的不滿轉變成了反叛的決心。

表面上，哈爾王子在劇情開頭（第一幕第二場）就頗有政治智慧，自導自演了一出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戲碼，先是擺出一副放蕩不羈的做派，與福斯塔夫等難登大雅之堂的人物在倫敦的底層區域鬼混，而后卻在什魯斯伯里戰場上一舉擊敗了驍勇善戰的叛軍首領霍茨波，為自己贏得了盛譽。實際上，哈爾王子的形象并不僅限于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頗有手腕的政治家，他與福斯塔夫之間的關系亦父亦友，從劇中亦能看到他作為一個成長中的青年人如何處理生命中的種種矛盾沖突，如何理解自己要面對的各種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責任的重負，并在重負下成為自己。

BBC2012年翻拍的《空王冠》系列之《亨利四世（上）》劇照，亨利四世（左一）與哈爾王子

哈爾王子串起了劇情發生的兩條線索、兩組人物：一邊是亨利四世的宮廷，亨利四世一方面對理查二世的死有愧疚感，另一方面與霍茨波等貴族之間火藥味愈來愈濃；另一邊是倫敦的底層，以福斯塔夫為首的強盜們策劃搶劫、即興表演，熱鬧而富有生氣。要想理解哈爾王子，我們需要先弄明白為什么他會出現在倫敦底層。根據第一幕第二場哈爾王子的獨白，他聲稱自己很明白跟自己打交道的這幫人既懶惰又輕浮，這是他計劃的一部分。他將自己比作沖破烏云的太陽，一旦他甩脫散漫的行徑，抵補上他從未保證過要兌現的“債務”——身為王子對國家的責任，他將做得比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從而穩固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他的悔過自新，在浪蕩的過去的襯托下將顯得更為突出，并吸引更多的目光。

這卻不是故事的全部。福斯塔夫等人并不僅僅是哈爾改過自新的襯托，他們為他的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哈爾作為福斯塔夫的追隨者，能學到他身處宮廷、扮演王子的角色未必能學會的東西。劇情前半段，發生在底層的主要情節是福斯塔夫等人去打劫一幫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而哈爾和波因斯則“黃雀在后”，打劫了福斯塔夫，以此來捉弄他，嘲諷他的懦弱，戳穿他被打劫之后編的許多謊話。這段情節引出了哈爾與福斯塔夫的種種機敏對話，身處底層的哈爾似乎完全掌握了福斯塔夫的語言藝術，并將那嬉笑怒罵的藝術運用于針對福斯塔夫；同時也承接了之后兩人的即興表演，為哈爾最終放逐福斯塔夫埋下伏筆。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哈爾和波因斯捉弄了酒店的一個小伙計，哈爾假意與小伙計攀談，裝作有意讓他去自己的宅院工作，而波因斯則在另一處不停地喊小伙計的名字，于是小伙計不斷地尖聲喊著“馬上，馬上，先生！”，如學舌的鸚鵡一般重復不停。哈爾說：“這家伙會說的話比鸚鵡還少，而居然也是女人所養之子！他的活兒就是跑樓上樓下，他的口才就是算賬報賬”。感嘆完小伙計語言的貧乏、生活的單調，他緊接著說他跟霍茨波·潘西不是一路人。他幾句話勾勒出霍茨波的形象：一頓早飯的工夫就殺了六到七打蘇格蘭人，洗洗手，對他夫人說：“呸，這日子太平靜了，我需要干活。”“啊，我親愛的哈利，”他的妻子說，“你今天殺了多少人啦？”“給我的雜色馬喂點水，”他說完再答道，“殺了大概十四個吧。”過一個小時，又說：“寥寥無幾，寥寥無幾。”哈爾強調自己與霍茨波不同，也并不想成為另一個霍茨波，后者正如18世紀著名的評論家約翰遜博士所言，認為只要不在打仗殺人就是在浪費時間，不在意得體與禮貌，只有一個粗魯士兵干巴巴的言語。

對霍茨波的評論緊接著捉弄小伙計的插曲，看似突兀，卻很有可能在向讀者暗示小伙計與霍茨波的相似之處：小伙計的語言匱乏到不像活生生的人，讓人想起只知道戰斗與殺人的霍茨波，這二人單一維度的生活令哈爾不屑一顧。他的父親眼中的霍茨波是種種榮耀戰功的主角，哈爾卻并不欣賞一個只知道打仗的貴族。在劇中，哈爾演繹的霍茨波雖然經過夸張，卻是對霍茨波性格可信的展現：劇中的霍茨波脾氣急躁易怒，夸大了亨利國王對他的敵意，只想著通過戰爭獲得榮耀，對戰爭帶來的流血犧牲、生靈涂炭置之不顧，既嗜血又無謀略。

我們可以想象，哈爾即使遠離福斯塔夫，成為國王，也不可能成為霍茨波那樣只有戰斗、榮譽的單一維度的人，也不會成為他父親的翻版。他的一面是有謀略的政治家，另一面是福斯塔夫式的智者，能看到盛行價值體系的荒謬。或許正是在底層生活的經歷，使得哈爾王子不受貴族視角及其價值體系的局限，而能看到上層人物以及他們所推崇的戰功榮耀的荒誕性。也有可能哈爾王子選擇追隨福斯塔夫正是因為他感受到上層世界的單調與荒誕。福斯塔夫以及他所代表的底層世界，有著勃勃生機、靈活現實的智慧，與敢于反對普遍價值觀的思想自由，這或許是底層世界對哈爾的吸引力所在。

福斯塔夫：顛覆普遍價值的力量

來自底層世界的生機與智慧在福斯塔夫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BBC《亨利四世（上）》劇照，哈爾王子與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的形象更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他以盜賊為業，卻與王子交接；時常表現得懦弱膽小，卻因為極度精明而讓人不知他是真膽小還是早有盤算；他行事全為自己考慮，卻又自私得坦坦蕩蕩，無半點虛偽之處。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肥胖和懦弱，而這兩點都引來評論家各種不同的解讀。莎翁的成功之處，或許就在于他塑造的人物抗拒簡單化、類型化的概括，而具有極大的闡釋空間。

說福斯塔夫屬于底層或許也不那么恰當，他的歸屬有一定模糊性：他畢竟受封“爵士”，雖然一直窮到連酒錢都付不起，還以搶劫為業。他不屬于上層，卻又不是要繳納租稅的生產者，社會身份的模糊使得他可以置種種社會規范于不顧。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與哈爾生活中的其他人物，比如霍茨波和他的父親亨利國王不屬于一個世界。而這部歷史劇的一大藝術魅力，就是在歷史人物生活的世界之外，還開辟出了一個本質上不為歷史進程所左右的世界（與宮廷相比，姑且可以稱作是底層世界），創造出了不死的福斯塔夫，在讀者眼里，他常常比劇中其他人物更真實，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觀眾心里都知道，哈爾王子最終成為了一代帝王，他的改過自新必然包括與福斯塔夫斷絕關系，但福斯塔夫的喜劇色彩與睿智的洞察力卻使得他成為劇情的一大看點，也使得掌權之后再也不見福斯塔夫的哈爾王子顯得冷酷無情。《亨利四世（下）》中，登基后的哈爾王子否認自己認識福斯塔夫，并且禁止福斯塔夫來到與他的宮廷距離十英里之內的地方；在《亨利五世》中，福斯塔夫死于汗熱病（或者是死于對哈爾的背叛的傷心），見證他的死的酒館老板娘說，福斯塔夫去了亞瑟王的懷抱。哈羅德·布魯姆將福斯塔夫與哈爾的關系類比為蘇格拉底與其學生，當我們想起福斯塔夫永恒的智慧、語言的藝術、對待哈爾真誠的感情，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

哈羅德·布魯姆《莎士比亞：人的發明》

福斯塔夫時時挑戰著對他進行道德判斷的人。他是極現實的人，且思想不受任何主流價值觀所拘束，因而時時有驚人的言行和洞穿世事的驚人之語。若為情勢所迫，福斯塔夫也能去征兵，帶領一班人馬上戰場。福斯塔夫受命征兵，合適的兵源若是掏得出錢，就紛紛賄賂他以求免除被征。于是福斯塔夫收了賄賂，拉起一支衣衫襤褸的軍隊，參軍者都是窮困潦倒的人。福斯塔夫就把這幫人帶上了戰場，領著他們去戰火最猛烈的地方，于是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成了炮灰。根據牛津版的注釋，因此他可以得到一筆給戰死士兵的補償款。在戰役開始之前，哈爾和另一個貴族嫌他的士兵們顯得太落魄不堪，福斯塔夫就說，這些人送去當炮灰、填一座亂墳已經足夠好了，“人吶，終有一死”。這一段最挑戰筆者對福斯塔夫的觀感，他送士兵去填戰壕，自私又無情。但筆者也不得不同意布魯姆所說的，劇里找不出比福斯塔夫更有道德的人。哈爾戰勝霍茨波，為的是奪走霍茨波身上所披的榮譽。況且本質上，這場戰爭發生于一個曾經是反賊的國王，和他統治之下的反賊之間，核心是兩方的利益沖突。福斯塔夫帶領觀眾看到了上層“成王敗寇”的概括之外，普通人的悲哀。

在什魯斯伯里戰場上，當福斯塔夫所帶領的士兵大多成為了炮灰之后，哈爾對他說，許多貴族都死于敵手，他們的死尚未被復仇，為什么他卻干站在那里。哈爾讓福斯塔夫把劍借給他，福斯塔夫讓他去拿自己的槍。于是哈爾取槍，卻取出來一瓶薩克酒。哈爾說：“現在是開玩笑的時候嗎？”他把酒瓶扔給福斯塔夫，繼續打仗去了。福斯塔夫說，他可不要戰死的華特爵士得到的那種榮譽，“給我生命，這我可以好好珍惜。若是丟了性命，榮譽不請自來，也是個結局。”“給我生命”可以成為福斯塔夫角色的一個注腳，他自始至終把個體生命置于其他價值之上。戰斗開始前，福斯塔夫曾發問什么是榮譽的本質：榮譽能激勵人勇往直前，但若身死于戰場，榮譽卻不能挽回生命。得到榮譽的死人感知不到榮譽，誹謗又會使得榮譽與生者不能共存。

“榮譽是個什么東西？一個詞兒。‘榮譽’一詞是什么？空氣。算計得真妙！誰得到榮譽？禮拜三死去的人。他感覺到榮譽嗎？沒有。他聽到榮譽嗎？沒有。那么榮譽是不可感知的？對，對于死人是不可感知的。可是榮譽會與生者共存嗎？不。為什么？誹謗與榮譽勢不兩立。所以我不要什么榮譽。榮譽不過是一塊飾有紋章的銘牌罷了：就這樣我的教理問答完了。”（第五幕第一場）

福斯塔夫用愛惜生命的邏輯顛覆了當時的貴族習以為常的榮譽價值觀，令人想起垂釣于濮水的莊子所作的“曳尾于涂”之喻。楚王派人請莊子出山管理國事，莊子說，楚地有神龜，死了三千年，骸骨被楚王珍藏在廟堂之上，這龜是愿意死后留下骸骨、為人所珍視，還是活著、在污泥中搖著尾巴呢？楚王派來的人說，寧可活著，在污泥之中。于是莊子說：“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在戰亂頻仍的亂世，莊子和福斯塔夫都看到生命最本質的追求不是榮譽和地位，而是活著。因此他們能超脫這世上對地位、強權的普遍追求。那些哈爾和其他貴族嚴肅對待的事物，對福斯塔夫而言是可以拿來開開玩笑的。

牛津大學的Emma Smith教授將福斯塔夫的肥胖形象與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所提出的中世紀文化中的 “怪誕身體”（The Grotesque Body）聯系起來，這類形象往往縱情吃喝，注重身體欲望的滿足，享受自我生命，挑戰著正統文化對“得體”的要求，也挑戰頭腦、靈魂支配身體的預設，在節日和慶典的狂歡文化中常用于表現對注重精神與靈魂的正統文化的顛覆。在一年中屬于狂歡的節日里，此類形象所代表的顛覆正統文化的力量能夠得到短暫的釋放。這樣看來，福斯塔夫形象的出現和廣受歡迎并不是偶然的，他屬于中世紀文化的一股力量，這種力量在民間的節日和表演里不曾缺席。對普通讀者而言，閱讀哈爾王子和福斯塔夫，最大的樂趣或許就是聽他們開各種玩笑；漸漸地，或許會發現福斯塔夫的玩笑話逐漸帶上了哲學意味，福斯塔夫的白發和胖身材看著竟有些像哲人了；若有心的話，甚至能在福斯塔夫的形象里觸摸到歷史的一股暗流——顛覆正統價值的、來自民間文化的力量。

參考資料

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IV Part I, edited by David Bevington, Oxford UP, 1987

牛津大學英語文學教授Emma Smith的“Approaching Shakespeare”系列Podcast

本文的莎士比亞原文引自《亨利四世（上）》（莎士比亞全集·中文重譯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版，張順赴/譯，幾處翻譯稍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