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葉靈鳳（1905—1975），以特立的美術實踐的方式，放手“剝脫”下比亞茲萊的一副重要“面孔”，借其骸骨，取其情韻，創出一種玄奇而瑰麗的書籍裝幀和插畫藝術風格，并非沒有他自己的影響——哪怕留過罵名，有過教訓。他的后半生，汲汲于比氏藝術主題書物的搜求和研究，投注和耗費了不少的精力。他對比氏藝術的領略和借鑒，也許沒有魯迅那樣深遠，但探求藝術的執著精神，還是令人記取的——畢竟，他“已經盡力了”。

《薩伏伊》刊封 比亞茲萊

（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葉靈鳳在他主編的文藝刊物《戈壁》（一九二八年五月）和《現代小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發表了譏刺和貶損魯迅的漫畫和小說——兩人的緊張關系，自此惡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魯迅數度痛批葉靈鳳模仿英國頹廢文藝家比亞茲萊畫風的拙劣，始終沒有“寬恕”，而后者幾乎無法招架，“隱名受罵”（葉語）而已。不過，葉靈鳳對自己攻擊魯迅的孟浪行為，后來多有悔意，對“生吞”、“活剝”外國畫家的風格，也有過自我批評，感到“臉紅”。魯迅去世前不久，他發表了《獻給魯迅先生》一文（原載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論語》第九十六期），回顧與魯迅結怨的本末，立誓要“化干戈為玉帛”，編一部體現比氏藝術“真面目”的畫集（按：關于比氏的中譯名，魯迅作“比亞茲萊”，后來成為通譯，葉靈鳳先曾從之，后另譯“比亞斯萊”），呈現給“冤家”（葉語）：

我當年做“東方琵亞詞侶”的時候，誠如魯迅先生所說，只有一本近代叢書本的畫集，但近年陸續搜買，卻也買齊了英國出版的比氏早期作品集，晚期作品集，未收遺作集，都是八開本的巨冊，此外更買了好幾部傳記，我希望率性讓我生一場小病（魯迅先生不是在病中又編好珂勒微支的版畫集嗎？），閉門兩月，給比亞茲萊寫一部評傳，選他百十幅巨葉大畫（三閑書屋肯代印當然更好），印幾十部，印得漂漂亮亮。

葉靈鳳（1905—1975）

一九三八年一月，葉靈鳳離開了“孤島”上海，赴廣州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同年十月，定居香港，直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逝。伴隨著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他始終沒有停止對比亞茲萊藝術專題書物的收集、閱讀和研究，也沒有放棄編寫一部帶傳記的比氏畫冊的愿望——盡管最終還是壯志未酬。這些行跡，在新近出版的《葉靈鳳日記（一九四三——一九六七）》（盧瑋鑾策劃／箋、張詠梅注釋，香港三聯書店，二0二0年五月初版）（以下簡稱《葉靈鳳日記》或《日記》）中，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記載和線索。

《葉靈鳳日記》（上冊）香港三聯出版社版

《葉靈鳳日記》記事，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其間，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全付闕如），有記事的年份，則詳略不一，更不一定整年完備，但在整體上，已覆蓋了葉氏后半生的大部分歲月。正如《日記》的特約編輯和參訂者許迪鏗所說，這部“大書”，“記事相對簡單，相信也有一些事情有意隱略”，但“已經有足夠的訊息讓我們可以從中探索作者之為文人、知識分子、編輯、藏書家、藝術鑒賞家……等各方面的社會意義”，檢索《日記》內容，更見其作者，分明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比亞茲萊藝術的追隨者、解說者、宣揚者。

比亞茲萊

根據葉靈鳳的自述，當年他在上海收藏的新、舊圖書已逾萬冊，以西書為主，這在新文學作家中是不多見的。出走之際，他隨身只從中帶走了幾冊“關于書的書”。據《葉靈鳳日記》所載，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他還盼望“上海的存書果然一冊不失”，而五月十九日，接到友人施蟄存的來信，告以曾在舊書攤上，發現其英文藏書流出，他開始擔心“上海的書雖然未喪失，至少已非完璧了”。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有記：“（沈）頌芳轉來（周）君尚來信，并附一信介紹托人調查滬上存書。此事日內當托（戴）望舒一辦。”——后續尋訪的情形和結果，他的《日記》未見端倪，文章倒是有交待的：一九五七年，他曾重返上海，逛過靜安寺附近一家專賣外文的舊書店，觸景生情，“想到自己存在上海失散得無影無蹤的那一批藏書，滿懷希望的急急走進去，在架上仔細搜尋了一遍，仍是空手走了出來”（葉靈鳳《晚晴雜記·書店街之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他撰文追述牽掛自家藏書的心路：“在抗戰期中，也曾時時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這一批藏書，準備戰事結束后就要趕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來得到消息，說在淪陷期間就已經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連回去看看的興致都設有了。”（《晚晴雜記·我的藏書的長成》）——“希望”漸漸渺茫，終而破滅了。

葉靈鳳自制藏書票

葉靈鳳曾在他的日記中感嘆：“自‘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以至香港的‘十二月八日’，我的一生最好的日子，都是消磨在日本侵略戰爭的陰影下。”（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抗戰結束后，他在香港的生活，趨于穩定。從一九四七年六月起，他長期擔任《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香港史地》編輯，大量撰寫讀書隨筆、文史掌故，并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養家糊口之余，以節省下來的稿費，逐步重建自己的圖書專藏，主要涉及中外藝術、西洋文學、中土古籍、文物史志、風土民俗等領域。尋訪和訂購西書的店鋪，則包括港九的別發書局、哈里（利）斯書店、智源書店、辰沖書店、實用書局（《日記》箋者，疑為香港圖書公司）、南天書店、三聯書店、基督教書店等。《日記》中，屢見他拿到薪水，轉手就付出書款，或在這些書店賒購書物，又常為之入不敷出的記述。三十多年下來，據他自己估計，最終的藏書數量，接近萬冊（據羅孚《葉靈鳳的后半生》），已復舊觀。無疑，這些藏品，陪伴葉靈鳳度過了后半個“為書籍的一生”，為他的閱讀、筆耕生活提供了豐沛的知識儲備和資訊支持。

（二）

搜求有關比氏藝術主題的書物、資料（對此主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下文關于《葉靈鳳日記》中的書物摘引，主要限于狹義范圍——即比氏本人及直接以其為研究、批評、敘述對象的作品），當是葉靈鳳藝術收藏的一個重點，也是他研閱、編創比氏作品集的基本前提。

《舞女的報酬》比亞茲萊

這方面最早的一條日記，見諸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項下：“逛書店，見有新出版之《黃面志》選集，封面開本皆仿原式，擬購之”。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赴報館取稿費，路過別發書店。前訂之西蒙斯的《比亞斯萊小論》已來”，稱其“內容與現代叢書本之序文相仿佛”。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向馮(沛鎏）先生訂購“比亞斯萊畫冊”。這個馮先生，是智源書局的主事者，為葉靈鳳采辦過不少進口書物。據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補記，八月十九日，葉氏曾“訂購重印的Beardsley畫集兩卷”。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訂購“一部新的《比亞斯萊評傳》，是大型的，有三百余頁，插圖五百余幅”。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往實用書局，“無意中見有一冊比亞斯萊的Under the Hill(按：葉譯作《在山下》），這是他的小說斷片。以前曾在邵洵美處見過，自己一直想買一冊。今日所發現的一冊，是巴黎印的一種版本，限定三千冊，每冊有號碼，附有原來比亞斯萊為此書所作的插畫，紙質印刷裝幀皆甚好，大喜過望，立即買了下來”，這是一種比較珍貴的私印限定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記稱，“前訂購的兩冊比亞斯萊畫集，已由馮先生送來”。當晚展閱，發現很多內容以前從未見過，稱“從前本有原印的大版一冊(全共三冊），在邵洵美處也見過兩冊。這些書現在都早已失散了。現在能購到這樣的重印本（按：開本比原印本書縮小了約三分之一），已感到很滿足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三十一日，均記有關在書店訂購比亞斯萊傳之事。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買《比亞斯萊的色情世界》[Stanford, D（1967） Aubrey  BeardsIey‘s  Erotic  Universe．London：Four Square  Books．］一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往書店取所訂雜志”，“訂購書數種，包括《比亞斯萊傳》，季爾木刻作品等”。據《日記》注，比傳，即Weintraub,S．（1968）Beardsley．London：W．H．Allen．］。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經實用書店取書”，其中有前訂“魏氏的比亞斯萊傳”，并記，“據書評介紹，新材料很多，頗注重他的私生活”。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實用書局關于所訂《比亞斯萊》（倫敦比亞斯萊展覽會特刊）缺貨事的來信。一月二十九日，實用書局通知所訂《比亞斯萊》［ Read，B．（1967）Aubrey Beardsley．New York：Bonaza  Books．］到貨，取回，“系一畫冊，文字部分甚少，共選了作品五百余幅，印得很好，內容甚精，許多以前未見過的作品都選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實用書店通知，告以前述比亞斯萊展覽會特刊重印本［Edited by Reade，B．and  Dickinson，F．（1966）Aubrey Beardsley：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到貨，“因著中輝（葉靈鳳之子）去取了來”。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記載，關于購藏的比亞斯萊畫冊，“幾種較重要者可說都已齊備”。

（三）

前文臚列的只是《葉靈鳳日記》中有關比氏主題書物的搜求、訂購的情形，雖然比較零散，但還是能看出，他對照目標，一以貫之，孜孜訪求的線索。《日記》中，另有一些他翻閱、賞鑒和評論這類書物，觀察歐洲國家相關研究動向的記錄，則體現了他構思、醞釀品評文章的編創過程，都值得關注。他曾在日記中，摘錄過清人的一段聯語——“書似青山常亂疊”（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以“藏而能讀”自得，卻常發讀不勝讀的感概。他還寫過一篇《今年的讀書愿望》（見《晚晴雜記》），鼓勵自己“要少寫多讀，或者多寫多讀”，不能“只寫不讀”。

《醇酒與婦人》葉靈鳳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有記：“枕上又讀《一八九0》（即《一八九0年的英國文壇史話》，作者為Jackson，G．H．），這是關于世紀末的英國文壇記載，如王爾德和《黃面志》的一群人物。”八月中、下旬，又有六、七天，有閱讀此書的記錄，并稱：“不知怎樣，對于比亞斯萊的畫，我始終覺得很喜歡”，而這本書里有關王爾德和比亞斯萊的兩章“寫得最生動”。不過，在八月二十八日讀完這本書后，他卻因沒有看到《黃面志》一派人物的逸話，感到“大失所望”。

葉靈鳳所著《北窗讀書錄》（按：據葉氏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記錄，該書由香港書局當年十一月初版，羅、陳所編葉氏讀書隨筆合集，以次年的再版本為底本），收入一組總題為——《郁達夫先生的〈黃面志〉和比亞斯萊》的書話文章，一共四篇，先前曾連續發表于《新晚報·下午茶座》副刊的《霜紅室隨筆》專欄。葉靈鳳在日記中，有作文動因、過程的簡記：據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所記，他讀到《生活》畫報有關英美藝壇再興比亞茲萊之風的報道，心有戚戚焉，遂以《比亞斯萊的再流行》為題撰文，次日發表，簡析“這是一個新的頹廢時代的開始，一個已經到了爛熟期的文化行準崩潰的預兆”，并對其影響表示樂觀。隔日，又記云：“《純文學》第一期有一篇評論郁達夫的（按：《日記》編注，指張秀亞《關于郁達夫》），說他是頹廢派，并引易君左之言，今早寫一短文，引郁氏介紹《黃面志》及王爾德、比亞斯萊事，指出如此未必一定是頹廢派。”所稱“短文”，即《郁達夫先生與〈黃面志〉》，特別提示“早年的我國新文藝愛好者能夠有機會知道這個刊物和王爾德、比亞斯萊等人，乃是由于郁達夫先生的一篇介紹（按：指郁達夫發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三十日《創造周報》上的《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且為郁因此“被人說成是浪漫頹廢派作家”之不妥。其后的四月十日、十一日兩天，則記讀英國B．B．C．電臺周刊《聽眾》所刊讀者評論，并撰《王爾德與〈黃面志〉》一文，介紹王爾德與比氏等《黃面志》同人瓜葛原委的經過。四月十三日，則有關于“閱Studio（《畫室》）月刊”報道比氏作品展覽遭遇的記載，他因此寫了《又是比亞斯萊》一文，入集的時候，文題已改為《再談比亞斯萊》了。

《黃書》刊封 比亞茲萊

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下旬，十月中、下旬，《葉靈鳳日記》中，又都有一些比較密集的閱讀比氏藝術主題書物的記載。八月二十、二十一日，連著兩個雨夜，在燈下讀一九五五年英國出版的一本比亞斯萊的短篇評傳(Kenelm   Foss：His Best 5O Drawings．London：Unicorn．），并在日記中摘記有關內容。二十三日，又讀同一出版社一九四九年重印的，曾與比氏同編《薩伏伊》（Savay）的“西蒙斯（按：Symons）寫的一篇評傳”，他覺得比Foss的那本要好，但對其“敘事成份”不多，似不滿足。十月十七、十八日，“讀Walker所選的《比亞斯萊作品選》（按：The Best of Beardsley．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1948）”，因系紀念比氏去世五十周年，且以當年《黃面志》原版印制插圖，版本精美，似當心目中理想的畫集，為此叫好。據《日記》，十月十九日起，始讀麥克法爾氏（Haldane  Macfall）所著《比亞斯萊評傳》（Aubery Beardsley，the Man and His Work．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這本書出版于一九二七年，葉氏三十年代在上海購下，后攜至香港。一直到當月底，幾乎每天都有讀這本書的記錄，二十四日，且記摘譯其中“關于《黃面志》部分”內容。他在那幾天的日記中，附和麥氏的一些觀點，如比氏因《莎樂美》和《黃面志》插圖成名，而對他所持有關“Savay上那一類風格的作品”較《莎樂美》插畫，更能代表比氏藝術水平的說法，保留不同意見。對照此書有關比亞茲萊與王爾德關系，葉靈鳳又找出后者的幾種傳記參考，并在《星島日報》上發表《王爾德與比亞斯萊》一文，“談他們兩人不和的經過”。此文，目前未及查考，推測其內容與他早幾年所撰《比亞斯萊與王爾德》（收入一九六三年十月香港南苑書屋初版）一文大同小異，屬于“炒冷飯”。此外，葉靈鳳在讀《比亞斯萊評傳》期間，還曾翻閱過《魯迅日記》，查考比氏畫集的線索。十月二十九日，記稱：“讀完這部評傳，總算對比亞斯萊的生活有了一點眉目。自己如果也要為他寫一篇傳記，在題材的取舍方面已經能有把握了。”據《葉靈鳳日記》，十一月初，他又起意翻閱比氏的《在山下》，但因“文字寫得瑣碎而又猥褻”，興趣不大，很快放下，轉而“開始看Hesketh Pearson的《王爾德傳》”，既“可充《星座》的稿件，又可以為自己想寫的比亞斯萊傳作一點準備工作”。十一月十四日，他考慮“抽暇選一批他（按：指比氏）的作品（約七八十幅已夠）”，以備畫冊之用，提醒自己“有便當與上海書局一談”。十二月二十五日，記：“以比亞斯萊作品選集一冊，制版供書店作插畫用，共制了十幅。”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期，香港的“文革”鬧得比較兇，街頭經常有人扔炸彈，而葉靈鳳還能靜下心來研讀比亞茲萊，實屬難得。《日記》中，頻頻見到“燈下”“夜讀”的記載，對他來講，“這種心境澄澈的享受，在白晝是很難獲得到的”（葉語，《晚晴雜記·寫文章的習慣和時間》），尤其是讀比亞茲萊的時候。

《希求與崇拜》葉靈鳳，原載《洪水》第一卷第五號

進入一九六九年，葉靈鳳的健康狀況明顯退化，糖尿病復發，“身體疲弱不堪，視力好像愈來愈差”（六月三十日記語；年中日記，數處有房事“不振”的隱語）。一月二十九日，記：新購得的比氏作品集，因“比亞斯萊為《亞述[瑟]王之死》所作的四百幅插畫，過去只選過兩三幅，本書卻選了一百多幅，又為希臘喜劇《呂斯特拉麗亞》所作的八幅插畫，十分猥褻，以前從未曾見過。本書也全部收進了”，大喜過望，通宵展閱。二月四日，“在燈下閱新買的比亞斯萊畫冊，甚有滋味”。四月十二日，葉靈鳳取到新購的一冊英國比氏展覽紀念畫冊，過了一天，為《新晚報·茶座》寫了《讀書偶記》稿件，“系有關比亞斯萊者”。五月三十日，記：為《星島日報·星座》“寫有關比亞斯萊短文一則（按：文題為《未見過的比亞斯萊作品》，筆名‘臨風’）”。這年十一月，葉靈鳳的隨筆集《北窗讀書錄》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但上述兩篇有關比氏的短文，他沒有收進去，屬于佚文。葉靈鳳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日記》的內容也有所反映——他的精力漸趨衰頹，“歲月催老，真不容情”，雖然雜書看得仍然不少——一九七0年還集中編訂了《晚晴雜記》、《香港方物志》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三本自著——文章卻作得不多了，比氏畫冊的編寫計劃，更無法付諸實施了。

（四）

葉靈鳳晚年曾經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有些愿望，至今仍是一個未能完成的愿望；有一些夢，至今仍在我的憧憬之中；只是有些年輕時代的眼淚和歡笑，現在已經給歲月的塵埃所掩蓋，若不是特地去撥弄一下，一時就不再那么容易打動我的心了。”（《晚晴雜記·舊作》）他在魯迅去世前不久立下的那個誓言，正是他始終縈繞于懷的未了之愿，也是他揮之不去的未圓之夢。翻看他的《日記》和“舊文”，常常見到他提醒著自己，不由自主地去“撥弄”一下心中的那個痛點——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得知他的舊編《讀書隨筆》已由“上海雜志公司的老朋友張靜廬先生”主持新刊，念及下落不明的舊藏，祈愿計劃中的《比亞斯萊及其作品》（葉自擬名），“應該早遲使其實現，這一來完成多年的希望，一來聊伸對魯迅的一口氣”。

《可詛咒的一幕》葉靈鳳，《夢里的微笑》插圖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在日記里念叨：“不知怎樣，對于比亞斯萊的畫，我始終覺得很喜歡。久想寫一篇長一點的評傳介紹文，至今未能如愿。人事匆匆，這意念已經十幾年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針對英美舉辦盛大的比亞茲萊遺作展覽，有感而發，記云：“想為比亞斯萊寫一本傳記，至今未果，若是他又流行起來，現在倒是個好機會”——這還是在給他自己“打氣”。八月二十日，夜讀英人所撰比氏的短篇評傳，又在日記中，自稱“想為比亞斯萊編一部作品選，附一篇評傳，此念蓄之已幾十年了，念念不忘，必欲發奮成之！”云云。時隔不久，九月六日，撿出張望所編《比亞斯萊畫選》（沈陽遼寧畫報社，一九五六年版）和Macfall的比氏評傳，記稱,“翻閱一過，盡使我想編選一部比亞斯萊畫選的決心。”他又在《比亞斯萊的畫》一文中說：“這個志愿，正像我的許多其他寫作志愿一樣，一拖一年又一年，一直就擱了下來”，多有愧意。與此同時，他正校閱自己的書話集《北窗讀書錄》，還在該書的《后記》宣稱，“我久有要選印一本比亞斯萊畫冊、為他寫一篇評傳的計劃。這是蓄之已久的一個心愿”，“在這里披露出來，作為對自己的一種鞭策”。

《苦悶的追尋》 葉靈鳳

一九六九年，葉靈鳳在《關于比亞斯萊》一文中說：“為了想了卻年輕時候的一項心愿，近來在擠出一些時間來閱讀比亞斯萊的傳記資料和有關他的作品評論文字，以便編寫一部附有他的作品的評傳。”“重要的有關比亞斯萊的新書，可說都買全了。看來要了卻這一心愿，剩下來的只是時間問題了。”

一九七O年四月九日，葉靈鳳在日記中稱：“燈下看比亞斯萊畫集，此一項心愿——為他編寫一部選集，總想一償為快。”仍舊是自我激勵、自我期許。

（五）

魯迅說過：“(比亞茲萊）生命雖然如此短促，卻沒有一個藝術家，作黑白畫的藝術家，獲得比他更為普遍的名譽；也沒有一個藝術家影響現代藝術如他這樣的廣闊。”（《<比亞茲萊畫選>小引》）葉靈鳳晚年也說：“比亞斯萊，這短短的活了二十幾歲的畫苑鬼才，在書籍插畫和裝飾趣味上留下的影響極大”（《比亞斯萊書信集》），“作為純粹的裝飾畫家，比亞斯萊是無匹的。他的黑白畫，給與現代藝術影響之深，真使人吃驚”（《比亞斯萊的畫》）——老調重彈，并不令人“吃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比亞茲萊藝術對中國現代文化產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拿來”的過程上：以魯迅、田漢、郁達夫、徐志摩、張聞天、葉靈鳳、邵洵美、滕固、馮至、張競生等為代表的文藝先鋒們，總體上講，多是以一種比較粗泛甚至淺薄的方式，紹介、品鑒和模仿比氏作品，對其蘊含的頹廢人生情調和唯美藝術風格，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某種推崇、迷戀乃至膜拜，當然也不乏理智的批評。葉靈鳳對比氏藝術書物搜求和研究活動，仍是這段文化接受史、引入史的后續個案。

《凄然望著溪水》葉靈鳳，《夢里的微笑》插圖

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對葉靈鳳模仿之作的不屑，撇開文藝派別論戰的因素不談，“對于比亞斯萊畫作的理解看，這里還包含著對比氏藝術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接受方式，這其實正體現了比氏作品在中國的兩副不同的面孔”，“他們（按：分指葉、魯）各自為中國讀者勾勒了一副比亞茲萊的面孔，一個是強烈的裝飾趣味和黑白對照、怪異華麗又帶有一點色情的頹廢意味；一個雖也有惡魔般的美麗，但又有對罪惡的自覺，并在自覺中顯示出強烈的理智和對現實的諷刺性”，葉靈鳳忽視了“西方現代頹廢藝術對現實的反抗性”，“并沒有完全體會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蘊”（宋炳輝《比亞茲萊的兩副中國面孔》，載陳子善編《比亞茲萊在中國》）。

《洪水》周年增刊題圖 葉靈鳳

如果不那么苛求的話，早年的葉靈鳳，畢竟以特立的美術實踐的方式，放手“剝脫”下比亞茲萊的一副重要“面孔”，借其骸骨，取其情韻，創出一種玄奇而瑰麗的書籍裝幀和插畫藝術風格（當時，模仿比亞茲萊的畫家還有：葉鼎洛、張令濤、馬國亮、萬籟鳴、萬古蟾、葉永蓁等），成就了一個“中國的比亞茲萊”藝術名頭，并非沒有他自己的影響——哪怕留過罵名，有過教訓。他的后半生，汲汲于比氏藝術主題書物的搜求和研究，投注和耗費了不少的精力，赍志以歿。最終，他對比氏藝術的領略和借鑒，也許沒有魯迅那樣深遠，于比亞茲萊的另外一副“面孔”，似乎“望道而未之見也”，但探求藝術的執著精神，還是令人記取的——畢竟，他“已經盡力了”。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完稿于金陵心遠齋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