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銀行2019年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國大陸2019年度全球營商便利度排名又提升15位，躍居全球第31位。營商環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本文對標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北京等國內外主要城市，根據國內外權威研究報告數據，在更寬領域評價上海營商環境，研究如何持續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上海營商環境的國際競爭力。

一、市場規模與市場潛力

市場環境對企業而言，就是“水”與“魚”的關系。其中，市場規模與市場潛力是構成企業營商的市場環境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也是每個微觀企業在設立或投資之前一定會深入了解的信息。

1.  GDP總量第五、增速第二

圖1：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GDP總量（億美元）和GDP增長得分（1-30） 數據來源：中研網、普華永道

城市的市場規模越大，可以為企業生產經營、創造財富提供更多機會，此外，企業還非常重視城市經濟發展的潛力。與紐約、東京、巴黎相比，上海的GDP總量在國際主要城市中并不算高，GDP總量在8座國際主要城市中位列第五。從市場發展潛力來看，上海的GDP增速較快，遠高于其他的幾個發達市場。

2. 購買力較為落后

購買力是構成市場和影響規模大小的重要因素。與紐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相比，上海的購買力較落后。在瑞銀集團（UBS）2018年對全球77座城市的購買力評價得分中，上海僅得32.4分，還不到紐約（100分）和香港（100.3分）的三分之一。提高購買力會對市場發展潛力有很大的影響，促進市場規模的增長。

圖2：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的購買力（以紐約為100參照進行計算） 數據來源：UBS

圖3：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的交易所資本規模和流向私營領域的銀行信貸規模。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3. 銀行信貸市場成熟，資本市場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既是金融服務機構生存、經營、發展的市場基礎，也影響到企業獲得融資的多元化途徑和便利性。紐約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市場這三大交易所，資本市場相當發達，交易所規模和市值在國際主要城市中遙遙領先。相比較而言，上海的交易所資本規模還不到紐約的八分之一，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外商投資、貿易與金融自由

上海市要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吸引國際知名企業來滬投資設立總部，跨國公司首先關注的就是市場是否對外開放，即市場是否能夠自由進入、在當地是否會被公平對待、資金是否能夠自由流通、人員是否可以自由流動。

1. 外商投資的市場準入仍限制較多

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2019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圖4）數據顯示，上海的投資自由度仍較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2018年外商直接投資限制指數得分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在上海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顯著多于其他幾個國際主要城市（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新加坡和香港）。但是盡管限制較多、自由度仍偏低，根據科尼爾（A.T.Kearney）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外商投資信心指數顯示，外商對投資上海仍有較強信心。

圖4：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投資自由度指數（0-100）數據來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圖5：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外商投資信心指數（0-2.5）與2018年OECD FDI限制指數（0-1）數據來源：OECD、A.T.Kearney

2. 貿易自由度較低，且關稅較高

對比歷史數據，上海在美國傳統基金會《2019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中的貿易自由度指數不斷提升，說明上海在推進貿易自由的工作效果顯著。但目前上海的貿易自由度仍顯著低于其他幾個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等，更與新加坡和香港等貿易自由港存在較大差距。同時，關稅較高、為3.5%，是紐約（1.6%）、倫敦（1.6%）、巴黎（1.6%）和日本（1.4%）的兩倍多，新加坡和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關稅為零。 

圖6：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貿易自由度指數（0-100）數據來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3. 貨幣和金融自由度較低

上海的貨幣自由度及金融自由度均低于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等國際主要城市，尤其是金融自由度僅為20，遠遠低于其他幾個國際主要城市（均超過60）。

與此同時，在上海對標的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等國際主要城市，資本賬戶開放方面的國際排名均為并列第一，但上海則由于資本賬戶的不開放，而僅位列全球第99名。 

圖7：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貨幣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0-100）數據來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三、商務成本

成本控制一直是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問題。尤其是中小企業具有靈活、隨市場而變、對成本敏感、融資困難、人才缺乏等特征。

1. 用工成本較低，但也導致對人才吸引力不足

上海的勞動力成本顯著低于其他對標城市，低廉的用工成本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總成本和資金壓力。但是，較低的工資收入水平也意味著對于人才，尤其是國內外優秀人才的吸引力降低，不利于上海與其他國際大都市的競爭。 

圖8：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0-120）數據來源：UBS

2. 金融市場發展較完善，但資金成本仍相對較高

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倫敦Z/Yen集團發布的2019年《國際金融中心指數（GFCI）》顯示（圖9），上海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較高，排名世界第五，已經超越巴黎及東京，并接近于新加坡與香港。金融市場發展越完備成熟，意味著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獲得資金。

但是企業在上海獲得信貸的資金成本仍較高。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貸款利率數據，上海的貸款利率達到了4.3%，這一數據遠超倫敦（0.5%）及東京（1%），高于紐約（3.9%），略低于新加坡（5.3%）及香港（5%）。較高的資金成本會給企業（尤其是對中小型企業）的經營活動造成沉重負擔。 

圖9：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和倫敦Z/Yen集團《國際金融中心指數（GFCI）》

四、人才流動、吸引人才與人力資源

1. 人力資源總體中等，但缺乏高端人才與技術人員

企業是否能創新發展，關鍵靠人。人力資源，為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提供必要的勞動力。上海的勞動人口數量在國際主要城市排名處于中游，但從層次上看，缺乏高端人才與技術人員。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圖10），上海的高級經理人數量較少，除東京少于上海之外，其他國際主要城市（紐約、香港、新加坡、倫敦、巴黎）均高于上海。

根據圖11顯示，上海的技術工人數量落后于其他國際主要城市。高端人才與技術工人的缺乏與上海的受高等教育人數較為落后有一定關聯，在8座國際主要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 

圖10：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高級經理人數量的得分（0-10）數據來源：IMD

圖11：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技術工人數量的得分（0-10）數據來源：IMD

2. 人才吸引力有限，尤其吸引外籍人才上與新加坡和紐約比有差距

預期收入與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收入上限決定了城市對人才吸引力的上限，成本底線構成了人才進入城市生存的門檻。一般而言，生活成本與吸引力成反比，收入與吸引力成正比。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2019年統計數據，相比于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主要城市，上海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得分接近于紐約的一半（圖12）。但是上海的收入水平得分也只有紐約的五分之一（圖8）。因此，可推斷上海對于人才的吸引力相對有限。

圖13顯示，紐約、新加坡是外籍人才的首選之地。而上海、北京對于外籍人才的吸引力與新加坡和紐約相比有較大差距，僅高于東京（東京的吸引力最低）、略高于巴黎。

圖12：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生活成本的得分（以紐約（100）為參照進行計算）數據來源：Numbeo

圖13：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外籍人才吸引力的得分（0-10）數據來源：IMD

3. 入境限制與外籍人才限制影響人才跨境流動

人才是否能夠自由流動，是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關注的問題。目前，上海在人才國際流動方面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根據敦豪航空貨運公司（DHL）《2018年全球關聯報告》，上海的免簽入境出發地，只有其他主要城市的一半不到，導致外籍人才不能自由地來滬工作或出差，必須事先辦理簽證手續。根據OECD在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外籍關鍵人才限制指標的數據，上海在外籍關鍵人才限制方面顯著多于其他主要城市，從而制約了外商投資的自由和企業的發展。（圖15） 

圖14：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免簽出入境目的和發出地（個）數據來源：DHL

圖15：2018年國際主要城市外籍關鍵人才限制（0-1）數據來源：OECD

五、科技創新資本、機構與人才

對科技創新企業發展而言，關鍵是以科技創新資本、科技創新人才和科技創新機構為主的市場環境。

1. 科技創新資本：風投規模較小、研發投入適中

金融和科技的融合程度，對企業的融資環境具有重要的影響。利用金融創新，高效、可控地服務于初創企業的新金融業態和新產品，例如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PE、公司創投、科技銀行等等因素對初創企業的金融支持。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2019年全球風投數據（圖16），北京的風投規模已經超過了紐約、位列世界第一。而上海的風投僅約為北京的三分之一、紐約一半。在研發投入方面（圖17），中國大陸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國際主要城市中位于中間位置。 

圖16：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風險投資規模（億美元）數據來源：Savills

圖17：2019年各國（地區）的研發投入（% GDP）數據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全球創新指數（GII）》

2. 科技創新人才：數理人才第一，但科研人員和人才儲備不足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科技創新人才對于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發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國在從事科研的人員數量方面處于劣勢，每百萬人口中僅有1234.8人，新加坡比例最高（6729.7/百萬人）。根據普華永道《機遇之都7》，從人才儲備（受高等教育人數）來看，上海得分僅為7分（得分1-30），排在最后一名。而在數學理科人才方面，上海得分為30分、在幾座國際主要城市中排第一，上海更注重理科人才的培養。

圖18：2019年各國（地區）每百萬人口中科研人員數量（人）數據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全球創新指數（GII）》

3. 科技創新機構：實力、成果和商業化均偏低

圖19：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Top500高校數（個）數據來源： QS Top University

圖20：2019年各國（地區）產學研合作的得分（0-100）數據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全球創新指數（GII）》

科技創新機構既培育了科技人才，也不斷研發出科技成果。但目前科技創新機構的實力、成果和商業化均偏低。從Top500高校個數看（圖19），倫敦排名第一、擁有11所Top500高校，上海有4所。

產學研合作是指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之間的合作，反映了促進技術創新所需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和商業化水平。中國大陸得分為56.5分（滿分100分），與第一名美國（80.9分）仍有較大差距。

六、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聯通

基礎設施是城市營商環境的基本硬件組成，也是影響企業日常經營的基本外部環境之一，對企業經營的外部成本和效益影響重大。這一維度主要針對城市交通設施、信息通訊等公共設施進行評價。

1. 城市間交通：港口吞吐發達，鐵路、航空仍需加強

港口貨物吞吐量是港口生產能力的衡量指標之一。從圖21中可以看出，與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香港等國際大城市比較，上海的港口貨運吞吐能力最強，顯示出上海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成效。港口運輸聯通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優化上海營商環境，提升上海的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 

圖21：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港口貨運吞吐（TEU）數據來源：CIA

一個國家的鐵路網絡總長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城市間交通運輸的發達程度。由于鐵路貨運量大的優勢，鐵路網絡總長度越長，國家的交通運輸相對越發達，城市間交通運輸越方便，鐵路貨運越便捷。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截至2018年1月的統計數據，中國鐵路網絡線路總長度排名世界第二。中國雖排名世界第二，遠高于其他幾個發達國家，但是與美國仍相距較遠。上海應不斷完善鐵路運輸設施建設，強化城市樞紐網絡功能，優化城市規劃。

機場的繁忙程度、航線數量等反映了城市與國內外其他城市的聯通性，航空運輸對于企業營商環境的人員流動、物流、貿易等方面均有影響。上海擁有浦東和虹橋兩大國際機場，目前在機場聯通性上處于中等水平，在普華永道《機遇之都7》中排在倫敦、巴黎、紐約之后，北京、東京、新加坡、香港之前。

2. 城市內部交通：通勤效率急需改善

Numbeo的通勤指數反映了城市的平均通勤時間。圖22顯示，與其他國際主要城市相比，上海的通勤時間較長，效率較低。與通勤時間緊密關聯的擁堵情況方面，根據普華永道《機遇之都7》，上海的擁堵指數得分僅為13分（滿分30分），在8座國際主要城市中，位列倒數第三。在市內交通通行上，上海不僅花費時間長、擁堵較多，公共交通的費用也很貴。北京的公共交通費用最為經濟，其次是紐約和新加坡，上海排名倒數第三。因此，上海應提升道路資源和公共設施的使用效率，減少交通擁堵和交通事故，同時降低通勤成本。

圖22：2019年國際主要城市的平均通勤時間（分鐘）數據來源：Numbeo

3. 網絡通訊：無線網絡覆蓋點增加顯著、網速較慢

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是數字經濟、信息技術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以及科技研發的基礎支撐。通訊網絡的發展可為高性能國際互聯網訪問需求的企業、產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逐步成為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內容。根據智能停車系統公司Easypark的2019年智能城市排名，新加坡在被測評的100座城市中上網速度排名第一，而上海的網速較慢，在100座城市中排第78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在Easypark對無線網絡覆蓋點的評價排名上，北京在100座城市中排名第二、東京第三、倫敦第四、香港第七、紐約第八、上海第九。較之2017年的第40名，上海在無線網絡覆蓋點方面進步明顯。

七、總結

綜上，目前上海在更寬領域優化營商環境還存在以下短板：一是市場準入限制較多。 二是企業經營成本較高、負擔重。三是企業存在招工難，缺乏高端人才與技術人員，人才流動限制較多。四是融資渠道單一，且融資成本較高。五是市內交通和網絡基礎設施仍需加強。

對于上述短板，建議從擴大開放、降成本、培育和吸引人才、包容審慎監管、加強通勤交通和網絡建設、完善工作推進機制等方面改革，在更大范圍和更寬領域優化上海營商環境。具體措施包括：（1）進一步縮減現代服務業的負面清單；（2）擴大資本市場開放，健全外企在滬融資規則；（3）進一步完善FT賬戶本外幣一體化功能；（4）提升樓宇容積率，降低用地成本；（5）拓寬企業融資多元化渠道，降低融資成本；（6）優化稅收優惠政策；（7）提高收入水平，降低生活成本，改善落戶與子女教育；（8）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擴大教育產業開放；（9）放寬外籍人才引進；（10）積極探索包容審慎監管，構建激勵相容的監管執法；（11）完善公共交通設施和城市規劃，提升通勤效率；（12）加快5G網絡建設，進一步完善通訊基礎設施。

（作者劉江會系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副院長，鮑曉曄系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本文得到201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重點課題《在更大范圍和更寬領域進一步優化上海營商環境研究》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