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早先致力魏晉南北朝史，目前側重秦漢史與出土文書簡牘。最近他出版了新書《什么是日常統治史》，在書中，他再思歷史、史學、日常、事、事件、制度與人，復建其歷史內涵。提出立足關系思維，圍繞歷史上的“日常統治”開展研究，重返人/事關系的歷史世界。他認為：國家產生之后，圍繞統治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維持而展開的事務，由這些事務所牽連的各色人等的活動與思考。由事見人，由人觀事，會拓寬視野，發現被遮蔽的過去。就這一研究思路的背景與意義，侯旭東教授接受了《上海書評》的采訪。

《什么是日常統治史》，侯旭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7月版，356頁，56.00元

您給出了日常統治研究的定義，并舉了研究道光帝的例子。但您也承認中國“常事不書”的史學傳統，如果不是根據皇帝的起居注，日常和統治的勾連似乎比較難？

侯旭東：書名叫作“什么是日常統治史”是遵循叢書的要求，像斷代史或專題史那樣邊界清晰或比較清晰的、作為研究對象的“日常統治史”并不存在，它彌散在國家成立之后的歷史中，甚至可以說就等于國家產生之后的“文明史”，有的只是“歷史上的日常統治研究”。研究是研究者的研究，主要思考的是“史學該如何思考”，史學認識的演變成為關注的重點。倡導這一研究，是源于對既有研究的反思、哲學社會科學的啟發、資料的饋贈與生活的感悟。

研究歷史上的日常統治，將研究者的目光從關注“變”引導到關注“常”，以及在“常”中認識“變”。名為“日常”，側重的是“常”，而非“日”，致力于探討按一定周期反復發生的活動及其意義。“統治”聚焦于秩序的形成與維系，而非僅僅是事件與制度，是處于不同位置的人如何做事，形成穩定的關系，并賦予各種意義，這些關系如何變動。這種研究上的轉向，跨越了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傳統分工，希望能補充新的視角，發現被遮蔽的過去，激活史學想象。

關于兩者的勾連，其實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關鍵看是否能從認識層面突破那些未加思考就接受的宏大敘事，同時突破不自覺中基于這些敘事來觀察過去的做法，希望返回具體而鮮活的時人活動的現場。在思考研究什么之前，要先去思考如何去研究。小書的核心是對史學如何思考的思考。落腳點是研究者自身，而非研究對象。

如果有此意愿，并努力思考自己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僅僅將“日常統治研究”停留在一種新的旗號或時髦，便不會花費心力去討論自己的研究對象是否屬于“日常統治”這類學究式的問題，而會引導研究者去仔細梳理，乃至發現史料，從中捕捉時人活動的痕跡。換言之，如果研究者能夠理解“日常統治研究”核心是提出若干研究者用來觀察過去的視角，而不是劃定什么研究領域，首要的問題是這些視角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道理，能幫助我們開拓視野，發現被遮蔽的歷史世界，關鍵便是如何將它們轉化為自己看待過去的眼光。一旦內化為自己觀察問題的眼光，就完全不用考慮什么是日常統治，什么不是了。不斷發現，甚至“開辟”歷史上“日常統治”的新現場自然不是難事。

思考什么是日常統治或不是，日常與統治如何勾連，如何才是，還是糾結于研究對象和領域，需要走出這種主/客體兩分的對象化思維。 

翻了一下自己的論文目錄，只有2008年第1期《中國史研究》發表的一篇，標題中出現了“日常統治”，此后的論文，盡管大多都貫穿了相關的思路，卻都是根據內容來確定題目，并非簡單地貼標簽。

您能具體談談發現并開辟“日常統治”的新現場時，是怎么貫穿這一思路的嗎？

侯旭東：書中涉及的道光帝，是最近為撰寫此書，方便讀者理解而選取的例子，涉足“鴉片戰爭”更是意外的收獲。我所進行的日常統治研究，幾乎都是圍繞秦漢時代展開的。彼時并無起居注保留下來，最多存留下來的是墓葬中發現的個別墓主某年的“日記”，如曾利用過的師饒的《元延二年（前11年）日記》，這些都是在某年的歷譜上簡單記錄了主人的行蹤，亦非逐日都有記錄。

西漢《元延二年日記》竹簡，1993年連云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漢墓6號墓出土

這涉及如何理解“日常”。“日常”雖然是一個詞，我理解，日與常兩字并非平列，關鍵是“常”，而非“日”。從來源上看，是出于“日日常”+動詞，一般的使用中，不限于逐日進行的活動，亦包括了按照一定時間周期反復進行的活動，即“常”。小書的289頁說“‘日常統治’并非真的僅限于每天發生的事務，只要是重復進行的事務，即便每年一次，亦無妨放在日常統治的視野中去分析”。日常統治研究關注的核心是歷史中反復發生的事務，換個角度講，是例行化的事務或現象。

現在除了明清兩代資料豐富，可以對皇帝的統治有如此詳盡的記錄外，其他時期都難以做到，但保留下的例行化事務的零星記錄，卻相當不少。這主要包括各種類型的官府文書或檔案，甲骨文可稱得上最早的檔案，金文也帶有這方面的性質，戰國到西晉的簡牘中有大量的官府文書，敦煌吐魯番文書以及黑水城文書中也有一些，明清至民國時期，這方面的資料就更豐富。遺留下來的盡管只是冰山一角，管中窺豹，自這些反復發生的事務，事務所牽連的人與人、人與事、與物、與制度的關系中，可以幫助我們重建部分場景。

回到道光，他每天的活動其實亦是不同周期性活動的組合：幾乎每天都要做的是批閱奏折，差不多兩天進行一次的是引見，每個季度第一個月進行一次的是返回紫禁城祭祀祖先，年度性的，在九月進行的還有審決死刑犯（秋決），不那么固定的是檢閱八旗軍隊。另外，他還隔幾天要去向母親請安。從反復進行的例行化活動看，這些都可以算是“日常”。

我做的研究中，很多利用了秦漢三國時期出土簡牘，特別是文書簡牘，這些正是當時例行化事務的載體，體現了官-民之間如何往來、官府如何維持與運轉，官府之間如何打交道，朝廷如何管理郡縣與邊地，等等。如西漢時戍邊的隧卒巡視烽燧周邊的天田，就要每天進行，且記錄；通往各地的漫長郵路上的亭卒、郵卒傳遞官府文書，遍布全境要地的關津上的關吏把守關口，檢查過往人員，并登記人員的證件，都是逐日進行的。而編制各種簿籍，則是每個月都要進行，統計上報，則據簿籍性質，按要求逐月、三個月（一時）或年度性上報。這些反復進行的工作疊加，構成了官吏們的日常世界。不止秦漢三國的官吏如此，官僚制國家出現之后，依靠文書統御天下，都離不開這種運作方式。我們能夠得到的只是零碎的資料，按照適當的方式加以歸納和研究，一枝一葉也能看到樹木的梗概，而且還是有人有事，充滿了細節的。對照文獻中的王朝史，相互補充，獲得立體多元、豐富生動的認識。秦漢如此，其他朝代亦然。前后朝代相互參照，如果擺脫了簡單的進化論，辯證理解歷史演進中的“常”與“變”，也能互相啟發。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航拍照片

以往關注重大事件的思路，則會輕視這些散落的殘枝敗葉，這和研究者背后的史觀有關。正像書中對“鴉片戰爭”何以成為“事件”的分析所揭示的，這種以事件或事件序列為對象的分析，是基于時人未見得知曉的歷史結果而建構起來的，成為歷史目的論的表達。

我所理解的“統治”，并非僅僅是圍繞重大事件與帝王將相而來的歷史，更根本的是政治秩序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探索的是參與其中的各方人士如何發揮作用，發揮了什么作用。

您所說的日常統治史的核心目標是回到政治史嗎？這種回歸的政治史與近年較熱的新文化史、“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有怎樣的不同？

侯旭東：其實不能算是。目標是帶著新的眼光（復數的，這一點必須要反復強調。因為中文里抽象名詞表達復數很困難，這是中文表達上的一個缺點，如眼光、認識、思想、看法、意見等等，表達復數必須用量詞“×種”或“一些”“幾點”等來修飾，這會讓讀者或研究者默認是單數，而忽略多元性），去重新觀察國家產生之后數千年的“過去”，而不僅僅是通常所說的“政治史”，或許稱為“國家史”“文明史”更準確些。吳思先生有本書，名叫《我想重新解釋歷史》，長遠來看，這也是我的追求。當然，要實現這一目標，此生未必夠用，個人能力亦很有限，能做到多少，很難講，更多的只是體現了一種愿望。更現實一點的追求，如在本書結論標題所言，是重新界定史學的研究對象：“重返人/事關系的歷史世界”，而不再依托現在的分類框架。為此，書中花費了大量篇幅來分析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既有以案例形式出場的對日常與事件關系的揭示（對“鴉片戰爭”的分析），以及對“事”與“事件史”內涵的對比，“制度”與“制度史”含義的比較，幫助讀者了解這些通行分類框架與分析思路的見與不見。

結論中所說的“重返人/事關系的歷史世界”，是經過概念追根溯源，對研究對象的重新概括。這里所說的人與事，在書中進行了歷時性梳理，盡可能返回了古代中國歷史語境，將原本更豐富的內涵重新展現出來，均與常識的理解不同。很多意涵今人已遺忘，從這些含義更加飽滿的人-事關系的研究中，或許可為將來的研究開辟更寬廣的空間。稱為“日常統治研究”更側重于揭示研究視角，而“人/事關系的歷史世界”則偏重研究對象的表述，兩種說法只是重點上的不同。

政治史與制度史正是現行分類框架的一部分。按我自己的梳理，兩者與其他各種專題史，如社會史、經濟史、哲學史、文化史……是二十世紀以降的產物，和斷代史與通史一道成為二十世紀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分類框架，深受近代西方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帶有很強的實體思維的印記，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有得有失。今天不妨在其外增加一些新的分類方式，以便發現更豐富的過去。 

鄧老師倡導的“活的制度史”及其引領下產生的眾多成果，給我的研究很多啟示。若說不同，可能是側重點的不同。“活的制度史”是補充了人的制度史，根基還在制度史，或許可以概括為制度與人的關系的研究。我設想的研究是人與制度關系（按照唐人杜佑的說法，甚至也可以歸入“事”，所以在“結論”中只提到“人/事關系”）的研究。關注的均是兩者的關系，但前后次序與輕重有別。恐怕鄧老師和我對兩者在歷史中作用的認識上略有差異。

新文化史乃是美國1980年代興起的研究思路，作為社會史的批評者而登場，深受文化人類學與語言轉向的影響。在借助文化人類學的思路上，在對人及其文化符號的關注上（如格爾茨的影響），可以說與新文化史有共同之處。不過，新文化史整體上對于國家關注并不夠，共享了二戰以來新史學此前對政治史的排斥，這一點上，彼此還是頗有距離的。

您強調國家視角重新介入，那么在“眼光向下”的研究中，如何體現國家/皇帝的在場？

侯旭東：如果采用對象化的思路，眼光向下的研究將目光聚焦在普通人、在鄉村……很容易將研究對象切割下來加以研究，可能會造成國家或皇帝的消失。如果在關系視角下開展類似研究，明確注意到雙方共生乃是常態，也會留心雙方的互動，會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捕捉到國家的影子。

明清時代頗為常見的“契約”中有所謂的“白契”，即沒有經過官府認定的民間交易，看似脫離了官府，其實“白契”的存在，乃百姓巧法的一種體現，是與官府周旋而謀求自身利益的方式之一，恰恰是以強大官府存在為背景的，而契約的書寫，更是模仿了正式契約。可以說“無”中體現了“有”。官府與國家的不在場正是以其在場為背景。我們不能孤立地就資料論資料，需要將其放在語境中，最重要的語境就是官府與國家的存在。

石倉契約

您舉了漢代傳舍的研究，將其視為一個使用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下，能超越人/事/制度的區分，但是可能很多“小事件”并不具備使用場景式的關系思維的切入，那要怎樣進入日常統治史的研究視野？

侯旭東：人自告別孩提，懂事之后就在做事、想事中存在，不然就被自己或他人認為是無所事事，總之，都離不開“事”。只是因分工的存在，不同的人所做的事的不盡相同。任何事（也可以稱為小事件）背后都站著人。都是因為人，人的活動與思考，才會成為事或事件。就如同考古學的目標是“透物見人”一樣，任何人造物中均加入了人的活動與思考，即便是舊石器時代的先人們制作的打制石器，看起來不過是些有棱角的礫石，也是如此。從如何選材、如何打制、從石器上使用的痕跡，均可以窺見先人們的生活印記，加上生活空間的位置、古環境的重建，推知先人的做法乃至想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陳勝前教授的著作《人之追問》中有不少精彩的介紹。方法恰當，石器也能說話，更不用說歷史時期的器物、圖像與文字材料了。

實際上，即便是自然界的現象，那也無法脫離人，因人的觀察而成為人們利用、研究與思考的對象而成為人化的自然。馬克思、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中批評費爾巴哈時說的“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哪怕它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世界，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人民出版社，1988年，21-22頁），正是強調了人及其實踐（做事）的核心作用。借助存留至今的痕跡，無論是實物，還是文字，或圖像，都可以從參與者與事件的關系角度去觀察與發掘，只是要看研究者的立場與預設，決定究竟選取哪些小事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日常統治研究，更偏重于國家產生之后，圍繞統治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維持而展開的事（主要體現為“事務”），由這些事務所牽連的各色人等的活動與思考。由事見人，由人觀事。

讀者如果了解學術史，便不難發現，我研究的問題，除了三國吳簡，都不是處女地。很多問題，前人耕耘已久，有的甚至引起史家關注已逾千年。日常統治研究的價值，與其說在于開拓新領域，不如說在于提供一些新角度來觀察問題，特別是老問題。不必移步，略微轉變一下角度，就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類似的體驗，研究上亦然。別開生面也是一種創新。至于哪些問題，全看研究者的思考了。如果能夠將這些視角內化為自己觀察過去與現實的自覺與實踐，根據我的經驗，似乎沒有什么問題不可以從這些角度去研究。因為我們處理的文明史，不就是國家出現以后的歷史嗎。國家的身影處處可見，國家與百姓的關系，正是當時的現實，研究不過是將這種關系的不同側面揭示出來。

您強調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比如傳舍，是建立在有新的大量出土文獻、簡牘的基礎上的，這些史料本身就具有“日常”的意味，那么，借助常見史料，能否進行這樣的研究呢？

侯旭東：如前所說，“日常”并非真的只是分析那些逐日進行的活動，而是關注那些按照不同周期反復進行的例行化活動，因此，即便是常見史料，同樣包含了很多這類記載。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寫過一本《天空の玉座》（柏書房，1996年），其中一篇關于元會的構造，有中文翻譯，另外還有關于貢納的分析，這些都是基于傳世文獻的研究，且研究的主題多半是年度性的，即每年進行一次，同樣是周期性反復開展的，也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小書中提到的關于兩漢的上計，也是年度性的活動，主要依據的也是傳世文獻。東漢時各郡國的計吏也參加元會活動，同樣可以告訴我們很多統治的秘密。宋代以后，傳世文獻更豐富多元，資料上的空間更大。說的極端一些，開展日常統治研究，根本在于研究者的思考，不在于史料。

除了元會，還有很多儀式、祭祀均是按照一定的周期反復進行的，這些活動在統治中的意義，今天生活在去魅時代的學者與百姓，已不易體會，這些亦是值得從日常統治角度加以分析的，即從時人與這些儀式、祭祀的關系角度去分析，而不僅僅是將其抽離出來作為制度或學問來處理，便可以收獲新的洞見。這方面的資料主體是傳世文獻，完全不存在資料問題，需要思考的是今人如何分析它們，從什么角度提問。需要調整的只是研究者看待這些資料的角度與眼光。日常統治研究所追求和倡導的，正是一些新的視角來豐富既有的研究，通過“解蔽”將以往研究所遮蔽的盲區重新呈現出來。

除了儀式、祭祀活動，值得去開掘的方向還有很多，需要未來研究者們的思考，這是一個需要更多研究者參與、創造的舞臺。

漢代傳舍畫像磚

嚴格說來，“傳舍的使用”的研究，并非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因為使用傳舍的，包括不少從朝廷出差的官吏，他們的介紹信（當時稱為“傳”或“傳信”），需要由皇帝或御史大夫來簽發，我在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各類介紹信的分類研究中，要揭示的恰恰是皇帝、御史大夫、郡國長吏以及縣級長吏在簽發上的職責邊界，以及介紹信簽發與使用上呈現的皇帝作用的多樣性，還有律令在其中的作用，皇帝與律令的關系。傳舍的使用涵蓋了朝廷與郡縣、內地與邊塞，是一個絕好的透視漢王朝上下、朝廷與四方的窗口，同時，涉及的又是反復發生的事務，而幾乎看不到什么大事件。《皇帝的無奈》一文，則討論的是在傳舍小吏的作用下，皇帝的焦慮與無力，亦是上下勾連的分析。單純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均有不少盲區，當時也是存在不同角度的體驗與觀察，需要的是兩者的并置合觀，甚至補充更多的觀察視角。

日常統治研究的視角，因為是關系性的，所以并不限于一種，無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以及兩者的結合，這些都是當時人的主位觀察，還有后人與今人的客位觀察，都會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而靈活采用，以獲得更為平衡、既切近現場又出乎其外的認識。

出土簡牘，對我而言，一方面是研究對象，因而圍繞它們開展了不少研究，另一方面，基于簡牘所揭示的世界，又成為觀察朝廷與國家的一種視角，從朝廷以外的郡縣、邊塞的障塞的人與事務中觀察王朝，觀察官員如何與官府打交道，獲得超越傳世文獻之外的新立足點。這亦是當時實存的狀態與視角，能幫助我們突破傳世文獻的束縛，看到更豐富的世界。傳世文獻提供了很多“事實”，但局限性亦頗大，小書中略有涉及（152-156頁），仔細分析，還可以發現更多。

不同時代，幾乎都有類似的資料，從甲骨金文、到宋代以降的各類文書檔案，以及大量的考古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對照文獻，超越文獻。只要我們不是將這些孤立地加以研究，而是置入各個時代的恰當位置，把握各自的獨特價值，互為中心，相互映照，發現其間現實的關聯，而不是簡單地以出土資料補充或證實傳世文獻，就能將更立體而豐富的歷史呈現出來。

您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范式，并且做了這方面的工作，能否談談您對未來進展的期待？讀這本書，能感到您的雄心不止于古代史，那么對于史料存在、研究方法與之差別很大的其他時段、其他方向的史學研究，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侯旭東：其實離范式還遠的很，只能算是一些設想和初步實踐。這些設想的提出，基于自己對史學發展歷程的反思，以及哲學與社會科學思考的學習，加上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而不是簡單的舶來品。

能否產生更廣泛的影響，甚至改變史學研究的走向，構成某種新的趨勢，或范式，還要看未來的史學實踐，更主要的是其他學者的實踐。其中重要的是學者對自身研究、自己如何研究、研究什么、使用什么概念工具、觀察角度等等的高度自覺和反思，某種意義上需要和常識拉開距離，“化熟為生”，思考常識是如何形成的，該如何穿過常識，抵達背后隱藏的幽暗世界？隨著思維的擴充、眼界的開闊，可以跳出當下，反躬自問，探索新天地。經歷了這番洗禮，才能更好地把握當下，走向更好的未來。這一點上史學應該認真地向文化人類學學習，不只是學習個別詞匯、理論、觀察問題的角度，還有他們對待異文化的態度。過去對今人而言，就相當于異文化。

未來還會繼續相關的探索。一項工作，是對祭祀的研究，這也是前人積累甚多的領域，雖然重心會落在東漢，作為朝廷官府一項反復進行的事務來認識，也會上溯到殷商時代，順時而觀，看古人（主要是統治者們）如何從神/人籠罩下掙脫出來，祭祀又如何能持續存在到清末。過去往往將這一研究置于禮制史（制度史的一個分支）或禮學史、經學史的范圍內去研究，我則會將其放在人/事關系下去思考。

另外，正在進行的是對西晉末年劉淵建國過程的分析，爭取能在年內完成，這也是十多年后再次關注魏晉南北朝史。力求回到歷史現場，發掘中原王朝作為“天朝體制”的存在，與試圖建立新政治體的人物之間的關系。延伸開去，思考的是東亞地區國家形成之路。

還有一篇接近完成的論文《政治史與事件史在中國：一個初步反思》，實際是《什么是日常統治史》第五章第二節“‘事’‘事件’與‘事件史’”的擴充，延伸分析二十世紀以來政治史的演變歷程，以及如何與事件史走到一起。算是此書的一個增補。可以對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演進有個更完整的認識，對其局限，亦會了解得更清楚。

此外，還有兩項具體研究，尚在準備，不知何時可以完成。一個是圍繞“主”字的研究，標題或許叫“作主：關系視角下的中國史”，繼承陳寅恪說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希望透過“主”字，突破既有的領域劃分與朝代區隔，從神/人、人/人、人/事（物、制度）關系的角度去重新觀察中國歷史，和通常所說的經濟史、法制史關系比較緊密，但又并非在兩者的框架內展開，也會從殷商開始，一直討論到近現代。

再一項研究，初步定名為“王莽的肉羹：皇帝的生活空間與交往”，是對皇帝的研究。這兩項研究，都是跨越朝代和專題的分析。這兩項研究現在還是想得多，做得少。

秦漢三國簡牘方面，也會再做些研究。上述研究涉及不少領域與問題，超出了既有的知識范圍，對我而言，亦是挑戰。研究與思考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的過程。完成了這些，也就該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