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旅行指南中的地圖，可以了解很多關于這座城市運行方式的假設。熱門景點或提供特定服務的點比那些只具有常規功能的點被標記得更明顯，其他的地點則沒有標記甚至是一片空白。這類城市地圖是針對特定讀者的。以歷史上的英文上海指南為例，你會發現旅館和總會被標識得很清楚，但在某一兩張地圖，城墻內的老縣城是一片空白。例如，1904年的一份指南就認為沒有必要向訪滬的外國游客提供任何關于老縣城（the Chinese city）的指引。為什么要去那里呢，可能學到什么？目標讀者因此對這個區域一無所知，諷刺或偏見遂填補了這塊空白：街道狹窄、空氣污濁、危險陰暗是幾個常見的偏見。早期用英語寫的上海史對老縣城的描寫同樣是一片空白。縣城西北方再過去幾個街區是另一個在城市地圖上非常顯眼的地方，它不僅與老縣城的形狀相呼應，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基本上呈空白狀，那就是上海跑馬廳。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盡管上海跑馬廳在旅游指南上被標出，并且有相關條目，被放在有組織的休閑和運動項下，但是它在我們的歷史著作中往往是空白的，或者被留給諷刺或偏見。在這本書中，張寧非常清楚且有力地解釋了為什么我們不該讓它保持空白，以及通過考察上海跑馬廳和其他類似地點的運作與變化，如何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國近代史和城市史的認識。

1884年上海賽馬第三日跳浜賽。吳友如主編《點石齋畫報》，戊10，第74頁。

19世紀下半葉，從上海登岸的歐美人士是來工作的。我們知道這些人買了什么、賣了什么、建造了什么、拆毀了什么、寫了什么——我們認為自己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是誰、他們如何生活，最后如何離開世間的。我們有關于上海洋行的歷史、外交史、正常的傳記和美化了的傳記；我們有關于公共租界及工部局、法租界、上海建筑、醫療和公共衛生、傳教士活動、捕房、教育、銀行、證券交易等方面的史作。相關著作極多，不僅僅是因為外國企業、傳教士和外國勢力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檔案和印刷品。但是，當我們認真研究上海的商業、外交、沖突、宗教（不過我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仔細研究了傳教士，對19世紀在華外國男女實際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其實了解有限）、醫療、暴力和性時，我們很少注意有組織的休閑活動。

可是休閑空間是外人初來乍到時最先留意的地方。在劃定租界時，外國領事和居民不僅為領事館、公墓、宗教場所留出了土地，他們還往往會開辟一條賽馬道。這些地點都很重要。他們在這些地方祈禱、休閑、死亡——在領事館，他們的死亡被正式記錄在案，遺產也得到管理。檔案館和旅行指南中的平面圖和地圖非常清楚地顯示了跑馬場，也顯示了隨著租界的擴張，跑馬場是如何一再遷徙的，今天我們仍可從上海街道的形狀看出這些印記。值得注意的是，休閑很快從業余的活動演變為成熟的商業。到這里工作的外人，他們努力工作，辛勤賺錢，以便能在積累到一定財富后退休回家，這大約是兩萬英鎊。艱苦的工作意味著積累貨物準備出口，不停地更新貿易通告以便隨船寄出，瘋狂地競價搜購茶葉或棉花，不斷地向船運公司爭取艙位。當然，他們也有閑暇時間。他們留下的日記和書信表明，他們會走出租界，到鄰近鄉間散步，他們打草地滾球、唱歌、作曲、跳舞，他們劃船，后來又參加團隊運動，建造起高爾夫球場和網球場，而且他們騎馬。考慮到外國女性很少（因此男性與男性共舞），他們盡可能多地把家鄉的生活轉移到上海、福州、鎮江等通商口岸，最初很少通過社會團體傳播。

這些活動的特性最后發展成張寧這本書探索的重點——跑馬。新來的外人來自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馬在日常生活乃至有組織或私人性質的休閑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跑馬被移植到中國通商口岸，在休閑世界中扮演關鍵角色，就像它在英國那樣。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從家里寄來的報紙《運動生活》（Sporting Life），及他們有輕松讀物，如瑟蒂斯（R. S.Surtees）的狩獵故事《喬洛克的旅行與歡樂》（Jorrocks’ Jaunts and Jollities）。這種充滿社會喜劇意味的競獵充斥《笨拙》（Punch）等流行雜志的版面，因此在上海，外人高興地閱讀約翰·利奇（John Leech）的漫畫，漫畫中的社交攀爬者努力爬上馬背（或從馬背上摔下來）。在華外人騎馬為了鍛煉身體，也為了比賽，更為了表明自己的地位。1876年春，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資深合伙人約翰·施懷雅（John Samuel Swire）從倫敦寫信給他在上海的合伙人威廉·蘭格（William Lang）說：“我很高興你喜歡那些馬。……你覺得它們在模樣和奔跑方面與倫敦的頂級馬相比如何？它們是現在中國最好的馬嗎？它們的繁殖力可是一流的。”約翰·施懷雅先前通過澳大利亞合伙人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爵士在墨爾本購買了兩匹小馬，將之運到上海。這項安排所費不貲，對馬匹來說也可能有些風險。書信中的這些話既是一種姿態，也顯示了這位資深合伙人的個人特質，他在信中關注的是威廉·蘭格對馬的品質的印象。我們可以看到馬在約翰·施懷雅的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與他的商業生活是如何重疊的。他向來熱衷狩獵，年輕時就加入利物浦南部柴郡一項聲望很高的地區狩獵活動，晚年又參加羅斯柴爾德男爵在倫敦北部艾爾斯伯里谷（Vale of Aylesbury）組織的動見觀瞻的狩獵賽。墨爾本的報紙保存了他1854~1858年淘金熱期間在那里活動的少數記錄，其中包括他加入墨爾本狩獵俱樂部，以及他在其中一次障礙賽取得了優異成績。約翰·施懷雅的書信簿中有很多他與訓練師、馬夫的商業往來信件，狩獵和騎馬也是他與友朋書信中常見的主題。很難想象，1866年11月，他第一次抵滬為太古洋行開設辦事處時會沒有參加當地的獵紙賽，在上海附近堅硬、寒冷的土地上奔馳。約翰·施懷雅花很多時間騎馬，并且志在必得，就像他總是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力求公平競賽與勝出一樣。這位騎術精湛的利物浦商人在馬背上與他人建立了聯系，也在俱樂部或協會里建立人脈。他的兒子是獵狐賽的會長，并曾向英國觀眾引介法國的馬術。他的孫子施約克（John Kidston Swire）一戰前第一次逗留香港，從我們僅有的一張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到他正跨坐馬上。

1921年上海跑馬總會會員徽章。畢可思提供。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私人和社交休閑活動逐漸發展成利潤豐厚的生意。男人騎馬是為了鍛煉身體，在獵紙賽的季節里馳騁鄉野，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為了勝利而騎。上海獵紙總會出版的官方歷史主要是一份份的狩獵記錄和獲勝者名單（所附的地圖也畫出比賽行經的鄉野，仿佛可以據此聲稱擁有這些地區）。在跑馬總會，馬主或親自上場，與他人一決雌雄，或者另雇年輕人擔任騎師為他們出賽。在這個過程中，一項復雜的生意漸漸成形，如張寧書中所示，包括有組織地將蒙古馬從華北運到上海，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和慣例，培養職業騎師，以及每年一個比賽周期，當然還有博彩。約翰·施懷雅當年安排北運上海的澳大利亞馬逐漸淡出了有組織的賽馬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人們競購從關外運來個頭較小的蒙古馬。這樣一來，至少從理論上講，有錢并沒有太多的優勢。不過，賽馬場還是一個展示的場所，可以給人留下約翰·施懷雅希望的那種“頂級”“一流”的印象。事實上，正因為如此，太古洋行后來禁止員工出任馬主或騎師，以避免在馬匹上花費過多而導致負債（但仍繼續鼓勵為健身而騎馬）。能獲選為賽馬總會的董事，有能力經營一個馬房，當然還有本事在大賽中勝出，絕對能帶來崇高的社會聲望。

香賓票，上為正面，下為背面。王啟元提供。

我們可能會只關注馬匹，但張寧正確且收獲豐富地進一步追蹤金錢，比賽有獎金，賭博也成為這種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一直是旅居生活的特點，只是記錄不多。在茶葉貿易的鼎盛時期，人們會下巨額賭注，賭哪艘從福州出發的快船先抵達倫敦。在1860年代早期上海繁榮時期，炫耀性消費和炫耀性賭博是租界生活的一大特點。一年兩次的跑馬比賽提供了下注、致富的機會，當然對大多數人來說更可能是輸錢的機會。正如這本書將要顯示的那樣，這一系列文化和社會實踐與金錢交叉，逐漸成為一門生意，并在不同文化之間轉譯。它在上海催生了英商以外且互相競爭的馬會和賽馬場。這是中國城市文化商業化和轉型的一個具體面向，時間從19世紀晚期開始直至20世紀初，而且往往是在外國勢力主導的城市中心率先進行的。在教育史、商業史、宗教史上，我們也曾觀察過類似的現象，對學界而言，學者選擇這些主題而非賽馬來分析文化交流和互動似乎有其正當性，不過這也可能是因為馬匹及其所構筑的世界已經基本上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至少在歷史學者的生活中不再見，以致我們無法理解也不知如何講述它以前在社會中的地位。當然，對一些人來說，沒有什么比跑馬及隨之而來的賭博更能象征外國勢力對中國通商口岸的毒害和腐蝕。然而，正如本書作者張寧認為的那樣，這也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故事。在中國一些城市中心發展起來的跑馬是一種跨國性的休閑生意，事實證明這門生意越來越有利可圖，而且廣泛地、瘋狂地受到歡迎。

這種利益和文化移植的匯合，跑馬并非唯一的案例。張寧展現了其他體育項目是如何利用跑馬的經濟成功而引進的，包括跑狗和回力球賽。新的社會實踐由此發展起來了。這涉及中國的傳統精英，正如張寧將要指出的那樣，還涉及新興的職業精英，以及那些文化上塑造了這座城市的小市民。這些是融合的事業，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目的。如果僅想從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尋找一個由皇權、協力、反殖民塑造出的故事，我們就不能完整地理解近代中國。如果我們要了解外國勢力下的中國近代城市轉型，我們還需要超越領事館、教堂、洋行、教會學校、工部局大樓。我們還需要看看這些商業化的休閑場所。在這方面，張寧提供的案例可能比其他的更有說服力，通過這本書，你會發現中國近代城市是多國勢力角力與文化互動的產物。

（本文系《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一書序言，張寧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