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時任湖南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的陽紅光做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決定：他走進時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李微微的辦公室，鄭重地遞交了一份申請報告——提前卸職，回公安廳退休。這天離他滿60周歲還差半年。

兩年之后，陽紅光令人刮目相看：老陽的退休生活原來也如此光彩奪目。

作為一個有著28年警齡、身居高位的“老公安”，稱之為公安專家，早已順理成章；而如今，他闖入攝影界，而且搞出了不小的“動靜”，不僅跨界，還實現了公安題材與攝影藝術的結合。

2018年9月，一場記錄40年湖南公安英雄事跡的攝影展，在長沙首展，之后在湖南多個城市巡展。第二年，另一批記錄70年來長沙因公犧牲、傷殘公安民警的紀實攝影作品展出，并在今年7月續(xù)展。

這兩部題為《共和國不會忘記》的系列作品，用電影般濃縮的場景刻畫、沉默無聲的情感渲染，展示了現實中幾乎被淡出的悲壯現實，令人掩卷嘆息。攝影界專業(yè)人士認為，作品背后，有一個“毫不矯情、以吶喊般姿態(tài)警醒人類”的老公安形象。

《共和國不會忘記》攝影展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本文圖除標注外，均為陽紅光圖）

這些作品的拍攝者便是陽紅光。

“決定性瞬間”

女子跳樓墜落的瞬間，在場警察一個箭步沖上去，用雙手接住；

夜黑風高夜，吸毒男子持刀追逐群眾，民警撲上去制服，被尖刀通刺的身體，血如泉涌；

中年男子腰捆炸藥、手持打火機挾持人質的現場，公安局長近距離勸導，眼球及全身200多處被炸傷……

這些電影大片似的場景，是真實發(fā)生在湖南公安系統(tǒng)的故事。

2018年9月，19幅還原湖南公安民警執(zhí)法瞬間的攝影作品在長沙展出。作品里的故事，有的曾因媒體報道而被市民熟悉，有的年代久遠且不為人知。

攝影展取得的轟動效應，伴隨著的是感動、流淚、震撼等等發(fā)自內心的反饋。

讀者郭貝貝留言，“在我看來，公安系統(tǒng)似乎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權力機關，嚴肅、強硬、有力、不近人情。這次的展覽居然一改往日的面貌，走起了溫情路線，用含情脈脈的手法，去滲透和打動人心。看得我在現場幾次熱淚盈眶，真想沖上去抱抱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

不僅普通百姓，公安隊伍的親朋也頗受震動。

“19位英模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常丹，我從不知道他有這樣的經歷和事跡，他也沒提起過，直到看了影展，我才知道我身邊原來有這么一位英雄。”讀者阿諾說。

據湖南省公安廳統(tǒng)計，改革開放40年來，全省公安機關共有593名公安民警犧牲，1.4萬人因公受傷，75人榮獲全國公安一級英模和二級英模稱號。

常丹的故事，發(fā)生在1998年10月15日，當時他34歲，作為長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朝陽街派出所的副所長，他在長沙化工廠宿舍區(qū)抓捕一名負案在逃的嫌犯時，頭部、身上多處被捅傷、冒血，在此情況下，他仍與犯罪嫌疑人殊死搏斗20分鐘，直至增援警力趕到。

民警常丹與犯罪嫌疑人搏斗 

婁底市公安局治安支隊政委李貝也是被拍攝的主角，她曾經趕到離地50米高的樓頂，不顧自身安危，成功營救一名意欲輕生的女子。她說，“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基層民警每天都可能遇到的事情，會被用這樣一種方式定格成永恒。”

在攝影史上，有一個經典的名詞：決定性瞬間。這是享譽世界的法國攝影家卡蒂埃·布列松攝影美學理論的核心。1952年，布列松以“決定性瞬間”為書名出版了他的攝影作品選集，“決定性瞬間”隨之成為世界現實主義攝影家共同遵循的金科玉律與攝影美學經典。

攝影師陽紅光則從全省眾多傷殘民警中，選出19人作為拍攝對象，用鏡頭還原了他們最英勇的那個“決定性瞬間”。包括導演、燈光、化妝、攝像等20人的拍攝團隊，從2017年7月22日拍至2018年8月16日，歷時380天。

陽紅光從一位擔任廳級職務17年、走到哪兒都受人尊敬的“老公安”，成功破圈，成為攝影師陽紅光。

2018年10月，長沙市公安局局長唐向陽提出請他拍攝一個長沙公安70年的專題，陽紅光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半年后，2019年7月1日，以20名長沙犧牲、傷殘民警及其家屬為主題的紀實攝影開展。

“決定性瞬間”延伸至“決定性氣氛”。

在這個系列中，其中有張照片，房間的家具和陳設是上世紀90年代的，畫面中央坐著一個長發(fā)及腳踝的女子。女子的旁邊擺著一張年輕警察的遺像，這位年輕的警察是她的丈夫。為了相片里的男人，女子一直留著他生前喜歡的長發(fā)，寄托她29年來未間斷過的綿綿思念。影片取名《長發(fā)為君留》。

另一張圖片，則是一個10歲的女孩，坐在小板凳上，眼含淚水畫她父親的模樣，她的母親在一旁為她拭淚。父親去世時她才一歲。

民警胡明在女兒1歲時殉職，10歲學繪畫的女兒畫父親的模樣。

這些令人不忍直視的圖片，代表著長沙70年來6000余名犧牲、傷殘民輔警家庭的不可承受之痛。

被拍攝的長沙負傷民警譚燦江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其實早在讀警校時，他就明白這個職業(yè)很“高危”。“我們寢室10個人，現在有3個負傷。在學校就知道，有個婁底師兄，抓殺人犯時被捅了27刀。”

但警察保護人民的信念根植于心，剛畢業(yè)入警半年，災禍就來臨了。2005年1月16日零時，譚燦江和5位同事駕微型警車追捕盜竊名貴花木的逃犯，出了車禍。經過搶救，5人均脫離生命危險，但譚燦江因頸椎多處骨折，高位截癱，胸部以下無活動能力。經民政部門評定為一級傷殘。那年，他才24歲。

為了不被“遺忘”

在陽紅光看來，還原歷史和記錄當下，均是攝影對抗遺忘的方式。

作為湖南省公安廳首任宣傳處長，在擔任公安宣傳工作時，陽紅光就把攝影這一工作需要的技能，發(fā)展成一項重要的業(yè)余愛好，并在隨后的15年公安廳副廳長任上一直保持。在他拍攝公安英雄系列之前，他利用業(yè)務時間，拍攝過家鄉(xiāng)湖南平江縣的失散老紅軍系列肖像。

該肖像展曾于2013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其中兩幅作品還被該館永久收藏。

湖南平江縣是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中國紅軍的搖籃之一。2012年前后，有人告訴陽紅光，“家鄉(xiāng)的失散老紅軍尚存的不多了。”

陽紅光心頭一顫。他出生于1956年，父母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參加工作的土改干部。他從小接受紅色教育，被紅軍和革命烈士的故事所激勵。

當年的紅軍隊伍中有一群“紅小鬼”，有偵察兵、通信兵、敢死隊員、傷兵護理員……他們在戰(zhàn)斗中負傷，突圍時被敵人打散，有的被俘虜、折磨，有的重病寄養(yǎng)在百姓家，與部隊失去聯系。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家中，躲在山里，直到解放才下山。種田、織布、生兒育女，有的成為基層骨干。他們從未將這段經歷視作資本，而是在大山深處平靜生活，安然老去。

1983年民政部門統(tǒng)計，湖南全省這樣的失散老紅軍有3886人，其中平江有808人。而到2012年8月，平江縣僅存24人。到陽紅光準備拍攝時，又有4名老紅軍去世。

他決定“搶救性”拍攝老紅軍的肖像，并且采用等身高拍攝，給失散老紅軍們“英雄般的視覺待遇”，“聚焦他們被時光之刃刻下的滿臉皺紋、因勞作和歲月而佝僂的身軀，感受他們的堅忍與執(zhí)著，忠誠與純粹。”

失散老紅軍鐘耕深

這些作品以《共和國不會忘記——湖南省平江縣失散老紅軍肖像攝影》在北京展出后，著名策展人顧錚說，“陽紅光以肖像攝影的方式將失散老紅軍們重新召喚在一起，給予了他們新的身份認同。”

肖像展的儀式感，極大地撫慰了這些曾被遺忘的老人的心。一位老紅軍在遺書中寫道，這是“很高榮譽”，“我們感到政府好，政策好……我死后如果開追悼會，要請陽廳長講話。”

老紅軍肖像展獲得的成功，也鼓舞了陽紅光。

2016年，陽紅光偶然看電影《血戰(zhàn)鋼鋸嶺》，頓時來了靈感。電影里聲光電突顯出的人物形象，讓他想起自己身處戰(zhàn)斗的場面，以及身邊的警察故事。這才有了湖南公安英模壯舉攝影再現和長沙因公犧牲、傷殘公安民警紀實攝影兩個專題，并成為《共和國不會忘記》系列的第二、三部曲。

盡管，完成這些電影大片般的攝影作品并不容易。

每一幅作品均由英雄本人親自出演，所有拍攝地點都在英雄故事發(fā)生的現場（現場不在的以類似現場代替），每一個行為都是當年動作的再現。而且，每一張作品，均通過前期“復盤”，畫出草圖，再按“圖”拍攝。

參加拍攝的知名新銳攝影師楊抒懷說，“在40多度的高溫夏季，有時我們在高樓上一拍就是三四個小時，我們年輕人都快虛脫了，但他（陽紅光）還不知疲倦，跟我們一起操作器材、解決拍攝中碰到的問題。”

為了確保場景真實，陽紅光走遍長沙的大街小巷，只為尋找一處與幾十年前案發(fā)現場相同的筒子樓。

“陽紅光營造的真實之美，使作品同時具備了紀實攝影與觀念攝影的力量，他希望用攝影來還原一個現場，還原一個時代。”湖南攝影家協(xié)會顧問、當代藝術家舒勇說。

知名攝影師嚴志剛說，“這些閱后令人掩卷嘆息的影像，展示了現實中幾乎被淡出的殘酷現實，也展示了攝影師不動聲色的鐵骨柔情，更以吶喊般姿態(tài)，時刻警醒人類。”

嚴志剛還說，他在圖片背后看到了一個“毫不矯情、充滿理性作風，控制能力強大，情感不輕易外露，對證據和文獻苛求的老公安形象……不僅僅為了體現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抒發(fā)一個老警察真正發(fā)自內心的個人感受。”

“鏡”由心生

陽紅光毫無疑問是一名真正的“老公安”。

他在政法系統(tǒng)工作長達38年之久，其中在公安機關長達28年，擔任公安廳副廳長15年。

他分管交通管理工作7年，和1萬多名交警以遏制交通安全事故為己任，看到大街小巷、車輛行人井然有序，內心是滿滿的“職業(yè)神圣感”；分管刑偵工作7年，率4000多名刑警竭盡全力打擊犯罪，看到犯罪分子得到懲處，滿是“職業(yè)成就感”；分管治安工作逾10年，會同近3萬治安警察，看到城市鄉(xiāng)村、小區(qū)屋場處處安寧，充滿“職業(yè)自豪感”……

同時，近30年的公安生涯，他親歷過太多令人難忘的場面和瞬間。

2004年12月9日晚，長沙市黑石鋪危險物品倉庫的爆炸起火事故，致21人受傷，1人死亡。作為省公安廳值班領導，他趕到現場，盛滿液化氣的槽車仍在泄漏燃燒，如果二次爆炸，周圍5公里都會夷為平地。他戴著頭盔，走向戰(zhàn)場，做好隨時犧牲的準備。但他命令時年25歲的司機章渭平離開，“你這么年輕，婚都冇結，不能就此‘光榮’了！”次日，大火終于撲滅。他拿起話筒向總指揮部報告時，激動得聲音都有些哽咽了。

2011年底，抓捕湖南當年涉案毒品數最多的跨國毒販，在制毒窩點，子彈從陽紅光身旁飛過。危險的還有常發(fā)生于警察群體的車禍。最難忘一次，發(fā)生在2013年隆冬。陽紅光和時任省公安廳刑偵副總隊長敖平洋等同事，驅車前往湖南祁東縣指揮破獲特大搶劫金店案。途中因冰凍路滑，吉普車在下坡時直接撞上懸崖邊的大樹。陽紅光僥幸逃生，而另外兩名同事身受重傷。

時至今日，陽紅光依然記得，敖平洋的妻子去醫(yī)院看望丈夫時的情景，“推開病房，整個床被厚厚的被子蓋著，看不見人，她撩開被子，發(fā)現他的頭部、臉部都被紗布纏繞，她把頭伸進去，聽聽他的心跳，發(fā)現他還活著；隔著被子，摸他兩只手，還在；順著摸下來，兩只腳，還在，這才放下心來，激動地說：他還活著，手腳健全……”

持續(xù)5年、跨省作案11起的特大持槍搶劫團伙最終覆滅，公安部發(fā)來賀電，群眾近億元損失得到挽回。而人們不會知道，這個案子背后敖平洋及其妻子的故事。

在拍攝犧牲、傷殘民警時，陽紅光無數次被類似的場景觸動。

市民觀看長沙犧牲、傷殘民警攝影展。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比如，在1998年抗洪中犧牲的長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隊執(zhí)勤科長戴乾輝。在多次采訪戴乾輝的妻子李建安后，陽紅光發(fā)現，這位已經殉職二十多年的警察，實際從未離開過他的家庭。他的妻子沒有改嫁，家里依然保存著他的遺物。有幾次，在深夜拍攝李建安時，房間里就只出現了兩種聲音，陽紅光壓抑的抽泣和相機的“咔嚓”聲。

陽紅光的拍攝手記中記錄了一次他陪李建安去革命陵園憑吊戴乾輝的經過：“我看到她用手輕撫遺像，低聲叨念與丈夫訴說心里話，眼角含著淚水。想著她和他是兩個世界的人，想著她的凄苦，想著她對丈夫感情的篤守，我的淚水竟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這真是料得年年腸斷處，藍天下，墓碑旁！”

雖身處高位，卻心系基層。陽紅光看到，一方面，“和平年代，犧牲最多、奉獻最大的是公安隊伍”。新中國成立以來，湖南全省公安系統(tǒng)因公犧牲1000多人，受傷2萬余人。另一方面，200多萬人的人民警察隊伍，身處社會矛盾的最前沿，其執(zhí)法工作容易被誤解，小瑕疵容易被放大，2018年元旦前后，全國一共發(fā)生了8起襲警案件。

“良好的警民溝通是必要的，但目前警察形象的正面宣傳還是十分不夠的。”陽紅光說。老公安宣傳的社會責任，英雄主義的情愫，以及他對犧牲和奉獻民警的深情，促使他完成了這個宏大的影像專題。

令他欣慰的是，在英雄壯舉系列拍攝過程中，他發(fā)現，一些案件現場，很多當年的目擊老百姓，仍然清晰記得警察們真刀真槍與犯罪分子搏斗的瞬間，并深受教育。而在對犧牲、傷殘民警的拍攝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警察故事，都沉重得令人窒息。

比如，24歲高位截癱的負傷民警譚燦江，在他31歲時，一名欽慕警察的女子走進了他的生活。從此，她替下他的父母，每天照顧他穿衣、洗漱、吃飯，甚至還經常開車帶他去旅行。由于譚燦江每一次上下輪椅，都需要妻子抱。這位可愛的警嫂還對陽紅光說，“別人都說我們好幸福呢，每天至少要抱在一起5次。”

一級傷殘民警譚燦江和妻子在攝影展現場。 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1976年生的刑警彭念波，在執(zhí)行抓捕任務時，從高處墜落致全身10處粉碎性骨折。在醫(yī)院康復治療時，1988年生的女醫(yī)生被這位“硬漢”的堅毅打動。兩人相戀結婚。

“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仍然保留著喜歡英雄、愛慕英雄的傳統(tǒng)美德。”陽紅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