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史學家習慣于從平面布局來研究傳統北京城。其結果是，相關討論大多疏忽了北京城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明清的五個半世紀（1368-1911年）中，鐘鼓樓是北京城中軸線上最高的兩座建筑，比紫禁城中的正殿太和殿還要高10來米。但鐘鼓樓和紫禁城中宮殿的真正差別還不在它們的高度，而在其是否能被大眾看見：太和殿深藏于紫禁城的重重圍墻之中，而鐘鼓樓則暴露在公共視野里。事實上，在明清北京的所有皇家建筑中，唯有這兩座塔樓可以稱為“公共紀念碑”（public monuments）。直至現代，它們仍然高聳于周邊的商鋪和民宅之上，也仍然帶給人一種強烈的建筑巨障的印象。

清代北京重要建筑高度示意圖

20世紀初期的北京鐘鼓樓

北京的鐘鼓樓是很多文字作品所描寫的對象，這些作品包括官方文獻、紀念性題刻、政府檔案、游記、回憶錄以及民間傳說，等等。檢讀這些作品，我們發現私人回憶錄和民間故事甚少談及這兩座建筑的宏偉外觀，而往往栩栩如生地傳達出寫作者對其聲響——塔樓上的25面鼓和一方巨鐘的敲擊聲——的高度敏感性。[1]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官方文獻和題刻極少提到這些聲音，而大多關注于兩座塔樓作為宇宙和政治象征的含義。[2]我們不禁疑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分歧？這個分歧又意味著什么？最簡單可能也最可信的答案是：官方文獻是由修建塔樓以控制公共報時的人所書寫，而回憶錄與民間傳說則多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受鐘鼓聲影響的人所撰。前者的陳述通常將修建鐘鼓樓的意圖（intention）與其外觀相連，而后者則通常顯示出對鐘鼓樓報時聲音的接受（reception）。這兩類作品相異的內容和關注點表明了鐘鼓樓含義的兩個反差的方面。

比如說，我所能找到的最為流行的描述鼓聲節奏的文字是北京當地的一句民諺：“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3]另一個著名的北京民間傳說也是從非同尋常的鐘聲得到的靈感。[4]這個故事講的是明永樂皇帝敕令鑄一口新鐘，但鑄匠試鑄多次也未能使之滿意。皇帝龍顏大怒，威脅要懲罰鑄匠。鑄匠的女兒聽說后，為了救父一命，跳入正在澆注金屬溶液的鑄模中，永遠地化作大鐘的一部分。父親雖然在最后一刻極力抓住女兒，但只救出了她的一只鞋子。這次鑄成的大鐘十分完滿，但在北京居民的耳里，每次撞鐘時鐘聲總聽起來像“鞋”的聲音，好似鑄匠的女兒總在尋索著她丟掉的那只鞋。

我對鐘鼓樓的討論從這些記憶和傳說起始，而不是從皇帝的布告或朝廷公文出發，是因為這些非官方的文獻保存了鐘鼓樓消失了的一個方面，亦是它們在相關研究中經常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如今這兩座建筑盡管外觀完好，卻已經完全沉寂。在一個現代觀者的眼里，它們的意義似乎全然寓于形制和裝飾當中。換句話說，當聽覺不復存在，視覺就成為其歷史價值的最主要和明顯的證據。的確，藝術史家或建筑史家似乎可以滿足于對鐘鼓樓的建筑特征進行觀察和分析，或依據其屢次修繕的相關文獻重建其歷史。但這種滿足的危險性在于我們實際上將自己置于鐘鼓樓修建人及設計者的立場上——我們對建筑設計及其預設象征性的強調過于密切地呼應了這些人的立場。而在這種強調中所缺失的是：鐘鼓樓到底如何真正發揮作用？尤其是從其臺閣傳出的聲音引發了怎樣的經驗與想象？

如今無聲無息、死氣沉沉的鐘鼓樓提醒我們注意到這個缺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促使我提出一個雙重的方法論來討論鐘鼓樓。第一，我們不能僅僅依賴鐘鼓樓的物質實體及文獻檔案來理解其歷史上的“紀念碑性”，而必須嘗試著“聆聽”并復蘇鐘鼓樓消失的聲音，并由此想象這些聲音所帶動的社會交流和空間轉換。第二，復蘇這些聲音的唯一方法是激活“歷史上的聽眾”的記憶——那些在私人回憶錄和民間傳說中保存的普通北京人的記憶。實際上，“找回消失的聲音”可能是對“記憶”最好的比喻了。但北京鐘鼓樓傳出的不是一般的聲音，而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紀念碑性”的、在數百年間支配了千百萬民眾日常生活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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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首建的鼓樓已被多次重建和修繕[5]，現存鼓樓的形制和地點大抵保存了明初永樂皇帝于1421年遷都時敕建的風貌：樓高46.7米，占地面積約7000平方米，是一座相當壯觀的木構建筑。綠瓦頂的重檐下飾以彩色裝飾帶，其余部分全部涂以朱漆。由厚磚墻加固的塔樓底層實際上形成整座建筑的高臺基座，將木構的樓體舉起離地30米高。在鼓樓頂層向四方眺望，老北京城盡收眼底。頂層的大通間里原來安置有25面鼓，每面以牛皮繃面，其中的一面大鼓直徑1.5米。如今唯有這面鼓得以幸存，朝廷官員原來用以測定擊鼓時辰的銅刻漏和其他計時器都已遺失。

20世紀初期的北京鼓樓

北京的鐘樓位于鼓樓北面，二者相距很近。這座鐘樓的歷史也可追溯到明初——元世祖時期的鐘樓位置略微偏東，如今已無跡可尋。現存的鐘樓不像鼓樓那樣仍然保持著原來的木構建筑，而是早在1745年就已改建為磚石結構——原來的木結構鐘樓毀于大火，清乾隆皇帝遂做出了這個決定。乾隆還在鐘樓前豎立了一方大石碑，上面所刻的銘記記錄了他希望通過重建鐘樓達到“億萬斯年，揚我人風”的目的。乾隆皇帝對藝術鑒賞涉獵頗深，因而新建鐘樓的設計也很可能含有美學和象征的意義：這座建筑外觀凝重典雅，與富貴華麗的鼓樓既形成鮮明對照又相輔相成。鼓樓龐大而雄偉，鐘樓則纖瘦而雅致。鐘樓通高47.9米，甚至比鼓樓還要高，是修建者刻意追求挺立效果的有力佐證。鼓樓象征著雄性之陽，鐘樓則代表了雌性之陰。與鼓樓一樣，鐘樓也是兩層建筑，底層為其高基。一口高5.5米、重6.3噸的巨鐘懸掛于頂層開放式穹窿內室的中心。室四面不設門，鐘聲的傳揚因而沒有絲毫阻礙。就鼓樓而言，雖然頂層四周設有門窗，但定點擊鼓的時候總是門戶大開，使鼓聲得以傳至都城的各個角落。

20世紀初期的北京鐘樓

永樂大鐘

擊鼓撞鐘的時刻表如下：每日戊時（晚7點）開始敲擊大鼓，銅鐘緊隨其后。鐘、鼓聲富有節奏，以不同的速度分段進行。前文所引的民諺作了很好的概括：每一小節以18聲快速撞擊開始，接著是慢速的18聲，最后以中速的18聲結束。小節重復兩次，共達到108聲。回應鐘鼓聲，駐扎在北京內城九個城門的守衛開始敲打位于城門門樓內的鐘或云牌。[6]內城的九座城門隨之一一關閉，巡查關上“街門”，民居亦閉戶鎖門。次日寅時（早5點），又以同樣的程序撞擊鐘鼓：夜晚正式結束，城市蘇醒的時刻到來。隨著新一輪的敲擊、回應，城門慢慢打開，集市開張，官員上朝。戊時與寅時之間（亦即晚7點至早5點之間），鼓樓保持沉寂，唯有鐘樓鳴夜更。

現代讀者可能會覺得這個時刻表有些奇怪：鐘鼓只在晚間鳴響，而且只在居民應該返家、睡眠的時間里報時。但是一旦理解了這個看似奇特的風俗，我們就能理解鐘鼓樓是怎樣發揮它們的作用的，也就能了解傳統中國公共報時的最主要的系統。在前面一節里我已經概述了這個系統的歷史，通過這里所討論的北京的例子，我們可以總結出這個系統的兩個基本職能。第一，聯合的鐘鼓撞擊通過調動京城城門的開閉來控制城市的空間。這些門不僅包括主要城門，還包括皇城內的各種門。有一類已不復存在的門是1219個“街門”，將城市的交通路線劃分為短暫、可分割的部分。1793年英國馬卡尼（Macartney）外交使團的幾位成員在報告及回憶錄中都提到了這種街門。馬卡尼伯爵本人寫道：“一到晚上，路的兩頭就設以路障，將馬路封鎖住，守衛在中間不停地巡邏。”[7]北京城里各種門、障的統一開閉意味著城市空間結構的規定性的日常轉換：當所有的門呼應傍晚的鐘鼓聲而關上的時候，不僅城墻內的城市與外界被隔離開，而且墻內的空間——包括皇宮、朝廷、集市、寺廟、私宅等等——全都變成了關閉的、互不相連的獨立單位。[8]大小街道被清空，不再將城市的各個部門連成一個活動性的整體。

老北京城因此每日都會經過一次儀式性的休眠，鐘鼓聲聯合起來劃分并強調了休眠期中的各個階段。這種公共報時系統主要起到了提示宵禁起止的作用，同時還有另一種輔助功能，即將每夜分隔為均等的五個夜更——這個角色由鐘樓獨自完成。黃昏時分聯合的鐘鼓敲擊為“定更”，意為“夜更的開始”。接下來每兩個鐘頭一次的鳴鐘分別標志著“初更”“二更”等，直至次日早晨鐘鼓再次合鳴通報“五更”。在“定更”和“五更”（又名“亮更”）之間，市府派出的守夜人手執帶鐵環的長棍，兩三人一組在街上巡邏。[9]

傳統中國的這種鐘樓和鼓樓保證著長夜的平安，而中世紀歐洲公共場合里的大鐘則被認為是“行動的驅動者”和“高效多產勞力的刺激物”。[10]中國鐘鼓樓的特殊功能也引發了對其建筑形象之角色的思考。我在前文提到，明、清時代鐘樓和鼓樓是北京中軸線上最高的兩座建筑。不過，它們引人注目的視覺景觀對增強報時的公共功能幾乎沒有作用。事實上，考慮到鐘鼓樓只在薄暮和夜間鳴響，其聲音和建筑景觀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排斥的：它們在晚間被聽到，而在日間被看到。白日里，鐘鼓樓雄壯但寂靜的存在實現了對時間的政治控制。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鐘樓和鼓樓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控制，是因為它們聚集了公眾的視覺感知，并帶來一種統一化與標準化的效應。

對鐘鼓樓這一特殊的“紀念碑”角色，鐘樓前1747年的御制石碑上乾隆皇帝的題刻有著清晰的表述：

朕惟神京陸海，地大物博，通阛別隧，黎庶阜殷。夫物龐則識紛，非有器齊一之，無以示晨昏之節。器鉅則用廣，非藉樓表式之，無以肅遠近之觀。且二樓相望，為紫禁后護。[11]

北京鐘樓前的乾隆御制碑

這段話中的最后一句指的是鐘鼓樓之于皇城的相對位置。明、清時代北京由好幾個“城”組成，包括外城、內城、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深深套在多重的長方形外墻內，是天子的私人領域。紫禁城外的第二重城——皇城——包括皇家花園、衛隊營、王府、宰相府、太監府等建筑，對紫禁城起著藩護的作用。這兩重處于北京中心的城有著厚厚的城墻及防守森嚴的城門，阻擋了內城三分之二以上的東西交通途徑。一個普通的北京居民若要從城東走到城西，或者從北端的地安門外繞行，或者從內城南端的前門后繞道通過。若選擇第一條路線，就必須穿過鼓樓腳下商鋪云集的街市。

鼓樓（D）在明、清北京城中的位置

這個虛擬的路線有助于闡明鐘鼓樓位置的兩個重要意義，而這兩點意義將更進一步表明這兩座塔樓的社會職能及政治象征性。首先，與北京城里其他的皇家建筑不同，鐘鼓樓位于皇城之外，城里的居民或外地的旅客都可接近。其次，以這兩座塔樓為中心的地區是城里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有關老北京的許多文獻都詳盡地記載了此處的酒家和商鋪。這些文獻也幾乎異口同聲地強調此處吸引了各類職業、各種階層的人士。鐘鼓樓西南方寧靜的人工湖多為文人墨客雅集、消遣之處，而茶館和露天表演則吸引了平民、婦女和兒童。

很重要的一點是，鐘鼓樓作為北京城大眾文化的中心地位已經隱含在城市本身的象征性結構中。京城的設計者將鐘鼓樓置于地安門外，有意將其與“地”相連，而與“天”相對。如前文提到的，地安門為皇城北門，也叫作后門。皇城的南門則是著名的天安門。這兩座城門形成一組遙遙相對的建筑，分別與陰、陽二極呼應：地安門外的區域是臣民所處的公共空間，而天安門則象征著統治萬民的君主。作為北京大眾生活的特定區域，鐘鼓樓既與紫禁城相抗衡，又從屬于紫禁城的統率之下。將鐘鼓樓定位于北京中軸線的北端這一設計最清晰地表明了紫禁城對于鐘鼓樓的統治地位：這條中軸線的象征性中心是紫禁城內的大殿，因此鐘鼓樓可以被看成是皇權從大殿向公共領域的遠程投射。

20世紀50年代從景山上向北遙望地安門和鼓樓

我們由此可以更加完整地理解鐘鼓樓和紫禁城中的皇家計時器之間的關系，也了解這一關系決定了它們不同形式的“紀念碑性”。我在前文中提到，交泰殿里的兩座大鐘（一個傳統刻漏和一個西式機械鐘）位于皇帝寶座兩側。我們也討論過鐘鼓樓和這兩座大鐘之間的對應和聯系。一方面，二者由于不同的地點、可接近性、可視性以及不同的技術含量而有著明顯區別。另一方面，二者屬于同一個象征系統，實際上也共同構成了這個系統。皇帝私人領域里的大鐘象征著皇權對計時的控制，而公共空間的鐘鼓樓則通過它們的音響表征了皇權對報時的控制。由于鐘鼓樓只在晚間鳴響，它們每日都經過一次轉變，從沉寂的建筑性紀念碑變為一種“聲音性紀念碑”。作為“建筑性紀念碑”，鐘鼓樓的政治象征性來自它們與皇城和紫禁城的并列。而作為“聲音性紀念碑”，它們通過無形的聲音信號占據了皇城和紫禁城以外的北京。

西式鐘樓

在幾百年的漫長時間里，鐘鼓樓上發出的聲音指示著北京居民的作息、城門的開合和返家的時間：這個時刻表屬于被城墻緊緊圍起的居民。鐘鼓聲所代表的是永久的重復，而這種重復成為了時間本身的形態，它所紀念的歷史既無事件和場合，也沒有日期和名字。它所喚起的回憶，用皮埃爾·諾哈（Pierre Nora）的話來說，是“一種整體化的記憶——全能、徹底、無意識、與生俱來地作為現在時存在。這種記憶沒有過去，而是將傳統永久地循環”。[12]

當西方的軍事及經濟侵入古老的中國，北京的這種報時和認知時間的傳統方式終于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這種入侵給公共報時帶來了兩個變化。第一，鼓樓終于被迫沉默了：1900年鎮壓義和團運動時，八國聯軍占領了這座建筑，用刺刀將鼓面劃破。[13]中華民國成立以后，鼓樓被更名為“明恥樓”，在底層還建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館。[14]這座建筑因而添加了一重身份，成了外國侵略者惡行和中華民族國恥的見證人。鼓樓意義的這個變化因此與中國從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息息相關。作為這個轉變的一部分，鼓樓與其他類似的建筑遺址一起，激起國人對近在眼前的亡國之災的意識。[15]強加于鼓樓的緘默使之成為了一個“現代”紀念碑：它不僅被用來為當今的政治議程服務，它轉變了的“紀念碑性”還意味著它不再是傳統式的“整體化記憶”的媒介，而成為了以“事件”為核心的歷史陳述的載體。[16]

被八國聯軍毀壞的鼓樓上的大鼓

第二，與此同時，西式公共建筑上的機械鐘開始在北京城報時。[17]這些機械鐘多半安置在銀行、海關、火車站、學校及政府機構的建筑上，成為西方科技、教育、社會和政治系統之先進性的最具體和最有說服力的證明。但是我們不能說這些新型建筑物因此“取代”了鐘鼓樓，因為它們從來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公共報時的實踐系統。對這些鐘樓的地點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并不設在城市居民的居住區，而通常出現在富有象征意義的場所和與政治、經濟權威相關的地點。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城內顯眼的三座鐘樓（一座在前門火車站大樓上，另兩座位于東、西郊民巷的兩座高大建筑上）恰恰位于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南三側。在當時的人看來，這些高聳的鐘樓和上面先進的計時器實在令人驚嘆。它們不僅環繞著傳統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且俯瞰這個場地，顯示出它們的政治威懾力。但是對城市的居民來說，這些公共領域里突出的現代性標志并沒有對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到重要作用。 

天安門廣場南北京火車站鐘樓

天安門廣場西原日本大東銀行鐘樓

可以說這些西式鐘樓本身就是對傳統中國城市的入侵者。作為一個陌生時空系統的有形參照物，它們超越了這座城市的界限，將北京與一個更廣大的殖民網絡相連——這個網絡的標志之一正是分布在倫敦、新加坡、上海、香港的一系列類似的鐘樓。這個社會網絡實現了啟蒙計劃所試圖達到的普遍時空：如果說17世紀中國人最早看到西洋機械鐘和地圖之時，還把它們當作新奇的玩物，20世紀初的中國人則發現自己處于這些西式時鐘、地圖的控制之下——它們以科學的名義，理直氣壯地將這個“中央王國”重新分配為全球時空體系中陌生的一分子。 

19世紀末香港維多利亞灣的鐘樓

因此，將這些新式鐘樓的紀念碑性與傳統鐘鼓樓區別開來的是一種新式的技術性。用羅伯特·M.亞當斯（Robert M.Adams）的話來說，技術性從來就應該被看成是一種社會因素和技術因素聯合的雙重體系：“技術性體系的基礎和支持一部分屬于機構性的，一部分屬于技術性的，一部分根植于物質發展之潛力和可能性，一部分根植于人類社會之聯合、價值及目標。”[18]當公共時鐘似乎可以自己行走、敲響之時，傳統的二元計時-報時系統就被廢除了。當神奇的自動鐘將時間從封建帝國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它也將公共報時的性質改變了：它所發布的不再是一份官方時刻表，而是去呈示“客觀”時間——即“同一”和“普遍”的時間。不過，作為被迫沉寂了的建筑殘存，鼓樓——此時已更名為“明恥樓”——必然質疑這種“科學”和“客觀”的意義：確立這種“普遍”紀念碑性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摧毀“地方”的紀念碑性。

注釋

1.一種說法為鼓樓上的24面小鼓象征一年中的24個節氣。參見羅哲文，《北京鐘樓、鼓樓》，載北京什剎海研究會，《京華勝地什剎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39-149頁。

2.我在后文還會提到，乾隆皇帝所寫的一份公文也提到了鐘聲，但所用的文字華麗而刻板。它并不意在表達一個聽眾的真實經驗，而意在賦予鐘聲某種政治象征性。這段文字刻在乾隆皇帝用以銘記其在位期間重建鐘樓的石碑之上。

3.《北京鐘樓文物雜記》，載《文史資料選編》，第36冊，第213頁。

4.這個故事的出處之一為張江裁所撰《燕京訪古錄》，影印本收于《京津風土叢書》系列，臺北：古亭書屋，1969年，第79頁。這個故事被反復講述，也被加工成現代版的“民間文學”，載金受申，《北京的傳說》，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1957年，第40-44頁。

5.元代滅亡之前，鼓樓毀于大火。明成宗于1297年重建。明初和清初分別有兩次重建，1800年、1894年、1984年又有三次大修。

6.據說，除崇文門門樓內設有鐘，其他的八個城門都使用稱為“點”的云牌。見胡玉遠等，《燕都說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0、75頁。

7.J.L.Cranmer Byng ed.,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ing (1793-1794) (Hamden, Conn. Archon, 1963), p.158.使團的其他成員包括George Staunton、Jone Barrow、Aeneas Anderson等也有類似的記錄。參見Alison Dray-Novey, “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 no.4 (1993), p.894。

8.因宵禁的緣故，清代北京外城的公共戲院只在日間演戲，保證內城的觀眾能在城門等關閉之前回家。

9.見《北京鐘鼓樓文物雜記》，第213頁。對老北京城市警衛及安全設施的詳細研究，參見Dray-Novey, “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

10.David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2000), p.69。

11.此石碑立于北京鐘樓前。碑文見羅哲文，《北京鐘樓、鼓樓》，第142-143頁。

12.Pierre Nora ed.,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3 vols (New York, 1996-1998) , vol.1, p.3。

13.我們并不清楚究竟哪個國家的軍隊應對破壞鼓樓負責。當代中國學者認為或者是俄國，或者是日本。不過由于并沒有提供證據，這些論斷可能只是反映了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關系的變化。

14.這兩項變更于1924年、1925年在當時的北京市市長薛篤弼的倡議下實現。見《北京鐘樓文物雜記》，第214頁。

15.并非巧合，20世紀初，英法聯軍1860年毀壞的圓明園遺址在最終從戰爭廢墟變為國恥紀念物之前，也廣泛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

16.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鼓樓作為戰爭廢墟和國恥紀念碑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的30多年間，鼓樓被用作工人文化宮。20世紀90年代以后鼓樓頂層的重新開放吸引了很多關注。此后，鼓樓建筑經過翻修，還配備了一套新鼓。但這些新鼓只是無聲的復制品，用來展示消亡的歷史，以配合蓬勃發展的旅游業。如今，鼓樓成了北京的一個主要景點，底層是很大的紀念品商場。

17.西式鐘樓最早于18世紀在北京出現，但只是清代皇帝為私人目的所定制的。其中之一位于城外的頤和園，完全沒有公共功能。另一種臨時性的西式鐘樓，為乾隆母后壽辰所制，見故宮博物院所藏描繪壽禮的畫幅。

18.Robert M.Adams, Paths of Fire: An Anthropologist’s Inquiry into Western Technology (Princeton, 1996), p.23。

本文摘自《無形之神——巫鴻美術史文集卷四》（【美】巫鴻/著 鄭巖/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0年7月版）中《時間的紀念碑： 巨型計時器、鼓樓和自鳴鐘樓》一文，有刪減，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