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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葉刀》（The Lancet）7月14日發表一項最新分析，預測了涵蓋全球195個國家的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的人口數量、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遷移情況。研究顯示，世界人口預計在2064年達到頂峰，約為97億，到本世紀末將降至88億，其中23個國家的人口預計縮減50%以上，對全球經濟有一定影響。作者提示，在應對人口減少時一定不能損害人類在爭取女性自由和生育權利方面的進展。同時，本刊編輯還采訪了該研究的作者，討論了這一人口預測模型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本研究預測的結果有何重要的影響。

數據概覽

世界人口可能在本世紀中葉后減少，預測全球人口和經濟實力將發生重大轉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一項最新分析，預測了涵蓋全球195個國家的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的人口數量、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遷移情況。

到2024年，中國人口預計將達到峰值，約為14.3億，高于2017年的14.1億，隨后到2100年下降49%，降至7.32億左右，成為世界第三人口大國。這一人口轉變將對經濟和財政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每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預計將從2017年的1.53稍降至2030年前后的1.42，此后緩慢上升，預計到2100年升至1.47；遠低于在沒有外來移民的情況下維持人口數量所需的最低出生率（2.1）。

預計中國將在2035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最高的國家，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大幅下降，從2017年的9.5億左右降至2100年的3.57億，這有可能限制經濟增長，美國可能在2098年前重回GDP排名榜首（圖8）。

在2017年或2100年人口最多的10個國家中，預計在2100年擁有最高預期壽命的國家是中國，為84.2歲，高于2017年的77.2歲（附錄2，第3部分）。預測中國將在2100年成為全球凈移民人口數量第三的國家，2100年移民至中國的人數估計比移居國外的多33萬人（附錄2，第4部分）。

到2100年，如果沒有自由的移民政策，預計在195個國家中會有183個國家的生育率不足以維持目前的人口。

世界人口預計在2064年達到頂峰，約為97億，到本世紀末將降至88億，其中23個國家的人口預計縮減50%以上，包括日本、泰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預測印度和中國等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大幅減少，這將影響經濟增長并可能導致全球強國地位的變化。

即使生育率下降，自由的移民政策也可能有助于維持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

作者提示，在應對人口減少時一定不能損害人類在爭取女性自由和生育權利方面的進展。

《柳葉刀》（The Lancet）于7月14日發表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由于現代避孕方法的普及以及女童和婦女受教育情況的普遍改善，生育率正在普遍而持續地下降，世界人口很可能在2064年達到峰值，約為97億，隨后到2100年降至88億左右，比既往研究估計的世界人口數量少20億左右[1]。

該模型研究使用來自2017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數據，預測未來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的人口數量。基于全新的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遷移情況預測方法，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HME）的研究人員估計，到2100年，在195個國家中有183個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將低于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更替水平。總和生育率是每名女性在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數量。這意味著，除非外來移民可以彌補生育率的不足，否則這些國家的人口將會減少。

與聯合國人口司的“全球持續增長”（continuing global growth）預測[1] 不同，該研究發布的全新人口預測凸顯了：勞動力的不斷縮減給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巨大挑戰、人口老齡化給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帶來的沉重負擔，以及世界人口轉變對全球強國地位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還預測了全球年齡結構的巨大變化。預計到2100年，全球65歲以上的人口數量為23.7億，而20歲以下的人口數量為17億，這強調了在勞動年齡人口顯著減少的國家中實行自由移民政策的必要性。

IHME主任Dr. Christopher Murray領導了本項研究，他表示：“在本世紀，全球人口的持續增長不再是世界人口最有可能的發展軌跡。本研究為各國政府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各國重新思考其有關移民、勞動力和經濟發展的政策，以應對人口變化帶來的挑戰。”[2]

該論文的第一作者、來自IHME的Stein Emil Vollset教授繼續說：“我們的預測對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具有巨大影響。特別是，本研究發現，僅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就會降低GDP增長率，這可能導致到本世紀末全球經濟實力發生重大變化。在許多國家，采取措施應對人口減少可能會成為首要的政策關切，但這些舉措決不能損害為增進女性生殖健康或維護女性權利進步而付出的努力。”

《柳葉刀》（THE LANCET）總編Dr Richard Horton補充說：“這項重要的研究繪制了一個我們亟需規劃的未來藍圖。它為地緣政治力量的根本性轉變提供了一個預測，挑戰了有關移民的迷思，強調了保護和加強女性的性權利和生育權利的重要性。21世紀將見證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革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而歐洲和亞洲的影響力將減弱。到本世紀末，世界將是多極化的，印度、尼日利亞、中國和美國會成為主導力量。這將是一個真正的新世界，一個我們今天就應該為其做好準備的新世界。” [2]

全球生育率加速下降

預計全球總和生育率將穩步下降，從2017年的2.37降至2100年的1.66，遠低于維持人口數量（replacement level 生育更替水平， 編者注：評估一個區域人口自然更替率的重要指標）所需的最低比率（2.1），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總和生育率將降至1.2左右，波蘭則低至1.17。

在總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國家，即使是非常微小的總和生育率變化都將導致巨大的人口規模差異——總和生育率每升高0.1（即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數量增加0.1個），2100年地球上就會增加約5億人口。

預計生育率下降主要出現在高生育率國家，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預計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從2017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4.6個孩子，降至2100年的1.7個。2017年，尼日爾的生育率為世界最高，平均每位女性生育7個孩子，而預計到2100年其總和生育率將降至1.8左右。

然而，隨著死亡率的下降，且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育齡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口預計將在本世紀增加兩倍，從2017年的10.3億增至2100年的30.7億。北非和中東預計成為2100年人口（9.78億）比2017年（6億）增加的唯一地區。

亞洲、中歐和東歐的許多國家將出現人口迅速減少。預計23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將減少一半以上，包括日本（人口將從2017年的約1.28億降至2100年的6000萬）、泰國（7100萬降至3500萬）、西班牙（4600萬降至2300萬）、意大利（6100萬降至3100萬）、葡萄牙（1100萬降至500萬）和韓國（5300萬降至2700萬）。預計還有34個國家的人口會下降25%至50%，其中包括中國（從2017年的14億降至2100年的7.32億；見論文原文中的數據表格）。

全球人口年齡結構發生巨大變化——80歲以上人口與5歲以下人口的比例為2比1

隨著全球生育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增加，5歲以下兒童的數量預計下降41%，從2017年的6.81億降至2100年的4.01億；而80歲以上的人口數量預計增長六倍，從1.41億增至8.66億。類似地，在人口數量減少超過25%的國家中，全球80歲以上人口與15歲及以下人口的比例預計將從2017年的0.16升至2100年的1.50。

此外，2017年全球非勞動成年人口與勞動人口的比例約為0.8，但如果參與勞動的人口性別和年齡比例不變，預計到2100年該比率將升至1.16。

Vollset說：“雖然人口數量的下降對于減少碳排放和減輕糧食系統壓力可能是一個好消息，但隨著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和年輕人數量的減少，社會需要基于更少的勞動人口和納稅人數艱難地發展，經濟挑戰也會隨之而來，各國為老年人提供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所需資金的財富創造能力也會減弱。” [2]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可能會導致經濟規模發生重大轉變

該研究還分析了2017年所有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對經濟產生的影響。雖然中國將在2035年取代美國成為GDP最高的國家，但從2050年起，其人口數量的快速下降將會限制經濟增長。因此，如果移民繼續維持美國勞動力，美國有望在2098年重回GDP榜首（圖9）。

盡管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從2017年的7.62億降至2100年的5.78億左右，但其有望成為亞洲地區在本世紀內能夠維持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少數主要力量之一（如果有國家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話）。預計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將從2017年的9.5億降至2100年的3.57億，所以估計到2020年代中期，印度的勞動人口將超過中國，其GDP排名將從第7位提升至第3位（圖8）。

隨著人口的增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很可能會成為地緣政治舞臺上一個日益強大的大陸。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個國家中，預計尼日利亞將是唯一一個見證其勞動年齡人口在本世紀內增長的國家——其數量將從2017年的8600萬增至2100年的4.58億，為其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其全球 GDP排名從2017年的第23位上升至2100年的第9位（圖8）。

預計在世紀之交時，英國、德國和法國將在全球GDP排名中保持前十的位置，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由于受到較大幅度人口減少的影響，其排名將會下降，前者將從2017年的第9位降至2100年的第25位，后者將從第13位降至第28位（圖9）。

自由移民政策可能有助于維持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

研究還表明，人口減少可能會被外來移民所抵消，即使面對著生育率的下降，推行自由移民政策的國家也能夠更好地維持人口規模并支持經濟增長。

該模型預測，某些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國家，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可能會通過凈移民維持其勞動年齡人口（見附錄2，第4部分）。盡管作者指出，這些未來趨勢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對于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高收入國家來說，維持當前人口水平、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安全的最佳解決方案是開放的移民政策和支持家庭生育他們希望擁有的子女數量的社會政策，”Murray表示，“但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實是，為應對人口減少，某些國家可能會考慮采取限制生殖健康服務可及性的政策，這可能造成毀滅性后果。至關重要的是，女性的自由與權利應當置于各國政府發展議程的首要地位。” [2]

作者指出了該研究一些重要的局限性，例如，雖然該研究使用了現有可獲得的最佳數據，但這些預測受限于既往數據的質與量。他們還指出，過去的趨勢并不一定可以預測未來會發生什么，而且模型中未包括的一些因素可能會改變生育率、死亡率或人口遷移的趨勢。例如，COVID-19大流行影響了全球地方和國家層面的醫療衛生系統，造成了超過50萬人死亡。然而，作者也表示，大流行造成的額外死亡不太可能顯著改變全球人口的長期預測趨勢。

柳葉刀移民委員會（Lancet Migration Commission）主席、來自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Ibrahim Abubakar教授（未參與此研究）[3]在相關評論中寫道：“移民可能是勞動年齡人口預期短缺的潛在解決方案。盡管人口學家會繼續爭論人口遷移作為總和生育率降低補救措施的長期影響，但要使其成功，我們需要徹底地重新思考全球政治。更廣的多邊主義和新的全球領導體系應同時惠及移民輸出國和輸入國，并保障個人權利。各國需要在我們迄今為止無法實現的水平上進行合作，為移民輸出國中過剩技能型人力資本的發展提供戰略和資金支持。促使全球移民政策的公平性改變，需要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共同發聲。國家經濟規模的預期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力量變化，可能會迫使人們進行這些討論。”

他補充說：“最終，如果Murray及其同事的預測甚至只有50%的準確性，移民也將成為所有國家必須實行的措施，而不是一種選擇。移民對健康和經濟的積極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我們面臨的是，選擇通過允許有計劃的人口流動來改善健康并促進經濟發展，還是選擇最終形成一個由外來勞動力組成的底層階級和不穩定的社會。人類世（Anthropocene）帶來了許多挑戰，如氣候變化和范圍更廣的全球移民。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將對人類的興衰發展至關重要。”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study was in part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1] The latest (2019) UN Population Division report estimates that world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reach 10.88 billion by 2100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Volume-I_Comprehensive-Tables.pd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GBD projections and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can largely be explained by the unprecedented pace of fertility decline predicted in sub-Saharan Africa (resulting in 702 million fewer people by 2100 than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and sustained declines in fertility lower than th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level (2.1 births per woman) in many countries—resulting in estimates of 584 million fewer people in south Asia and 447 million less in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Oceania by the century’s end than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Population forecasts from UN Population Division use just past time trends as the determinant of future trajectories for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Such an approach does not allow for alternative scenarios linked to policies or other drivers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new study by IHME, researchers developed a statistical modelling strategy that use past and forecasted trends in drivers of fertility (education and met need for modern contraceptives), mortality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more than 70 risk factors for disease) and migration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deaths due to conflict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rates). Also, their model incorporates uncertainty about migration and accounts for women delaying childbirth as they become more educated. They used the model to develop a reference scenario and four alternative scenarios to show the demographic implications of policies which impact the scale-up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on universal access to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contraception by 2030 are met (figure 2). They also assessed potential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this century.

[2] Quotes direct from authors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3] Lancet Migration is a glob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Lancet and researchers, implementers, and others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that aims to address evidence gaps and drive policy change building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CL-Lancet Commission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18. www.migrationandhealth.org

Copyright ? 2020 Tom Pilston/Panos pictures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內容以新聞稿英文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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