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常升起，生活卻已改變。

經歷過前期的恐懼和慌亂之后，我們終于發現從此之后，人類將不得不和病毒長期共存。后疫情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和消費方式都已發生巨大變化。

新冠疫情讓現代人類和國際社會第一次經歷了大規模的隔離、分裂和碎片化。

傳統的地震、海嘯、饑荒等天災人禍會讓人類團結一致，新冠病毒卻讓大家各自為戰。疫情使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興起，所有國家都面臨著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的問題，但生活要繼續，經濟要發展。如果我們換個角度，除了看到新冠疫情，也能看到“新生活”的變化，也許我們的心態會更加積極；不管是被動或主動，我們就能更好地習慣與疫情共存的生活，適應被疫情改變的時代。

新冠疫情帶來的是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應順應變化，與時俱進，抓住疫后新經濟的機會，實現轉型突破和財富增長。

新生活方式

以前我們熱愛社交，喜歡交際；疫情之下，不得不重回個體洞穴式的獨居生活，隨時保持社交距離。在家宅久了，會發現原來很多無效社交是可有可無的，生活可以轉向網上與云端服務，體驗虛擬經濟的快樂將是我們未來新生活方式的常態。與之對應的是不同企業的此消彼長，奈飛（Netflix）市值直逼迪士尼，全球百強企業排名62的人工智能公司英偉達（Nvidia）超越第23名的英特爾（Intel），排名76的貝寶（PayPal），則超越市值從16名滑落到31名的傳統金融機構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后疫情時代，居家辦公成為新常態。臉書（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將允許一部分員工申請永久遠程工作，同時今后將加大對遠程員工的招聘力度，并為現有員工開辟長期的遠程工作崗位。隨著企業和員工距離和關系的逐步變化，未來員工和企業的關系也將繼續弱化。在這個基礎上，家所承擔的功能將不再是單純的生活部分，需要具備更大的空間，更多的功能。

新生產方式

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商業社會的活力，但也催生商業模式的變革；小眾品牌崛起、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商業、隔離經濟與無接觸商業大行其道，金字塔式的層級社會和管理模式迎來挑戰。企業要學會柔性生產與柔性管理，進行數字化轉型，從上至下，所有業務的流程都要進行數字化變革，布局全面的線上運營系統，在后疫情時代領先一步。新冠疫情沖擊的不僅僅是各國的公共衛生安全與經濟發展，更改變全球產業與企業的格局。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全球企業的市值總額排行榜發生了自2008年美國投行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洗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IT企業Sea有著“東南亞騰訊”之稱，公司股票市值總額已經超過6萬億日元，超越印尼中亞銀行，成為東南亞市值第一高的企業；在扮演數字化轉型主角的企業中，提供電子交易平臺的加拿大Shopify公司從去年底的第306位躍升至第83位，殼牌石油則從幾年前的前10名以內滑落到目前的75名。在中國，美團點評也成為新的IT類成長股。

新消費方式

疫情之下，孤獨成為常態，深夜影響著人類的消費習慣。從眾歡到自嗨，人們已習慣于網購與個人隱私的讓渡，東南亞的新馬泰游難以實現，轉向北京市內的“新馬太”（新街口、馬甸、北太平莊）本地化生存也會成為常態，我們可以探索的新市場依舊廣闊。

正如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預訂平臺Airbnb（愛彼迎）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布萊恩?切斯基所指出的：我們所認知的旅行概念結束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旅行玩完了，但旅行已不是我們曾經認識的那個樣子。過去人口在全世界流動，只去熱門旅游城市旅行，擠爆旅游景點；未來人們的旅行目的地會重新分配，他們會去成千上萬的當地社區進行周邊游。針對本地居民的新文旅項目會層出不窮。

新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正開啟內循環方式，自給自足的同時，民族自信心倍增，中國本土原創品牌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2020恰逢大變革之年，很多百年老店扛不住疫情打擊；但也有初創不久的企業初生牛犢不怕虎，逆勢增長。

特斯拉的市值已超過老牌汽車品牌豐田，特斯拉上市十年股價漲了44倍，馬斯克的身價也超過馬云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2位。持有拼多多股份43.3%的創始人黃崢因股票大漲，身價一度高達454億美元，紙面財富超過中國首富馬云。而貴州茅臺則成為中國本土奢侈品品牌的領頭羊，從2019年12月開始，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市值超越可口可樂，直逼全球最大飲料商雀巢（Nestle）。在2020年7月2日股價收于每股1544元，甚至超過茅臺飛天的出廠價格，同時五糧液、古井貢酒、汾酒等眾多酒股紛紛大漲，讓人感嘆疫情之下買酒不如買酒股。

平價品牌也將再次走上歷史舞臺，疫情期間，高端化妝品、高檔餐廳等的消費大幅下滑，奢侈品袪魅而“平替”一詞頻頻出現，更廉價又不算差的各類商品、半成品和方便食品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主流。

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在注重內循環發展的同時，必須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發展數字經濟和線上經濟，避免重返勞動密集型自然經濟的“內卷化”。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最早發現了體制內卷化（involution）：當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陷入“內卷化”的經濟，只能低水平自我重復，無法實現高質量跨躍式增長。

何以破局？

唯有以變圖存，變則通，通則久：加快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兼顧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才能化危為機，更上層樓。

（作者李光斗為品牌戰略專家、中央電視臺品牌顧問，本文節選自其最新著作《疫后經濟學：反周期與逆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