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武漢封城，人們在遭遇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之時，迎來了一個最不平凡的新年。大年三十晚上，跟隨著各地援鄂醫療隊奔赴前線的，還有一群扛著攝像機的紀錄片人。他們或穿上防護服與醫護人員在救治一線共同經歷生死搏斗；或敲開身處“風暴”中心的武漢普通市民家門，記錄下他們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或是帶上手機和無人機，走出家門，在武漢的街頭來一場邊走邊拍的記錄；更有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的外國人，決定用自己的鏡頭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武漢……

今天，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的當下，這些紀錄片人放下手中的攝像機，一同走進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電影論壇，與大家分享他們在抗疫前線的所見所感。

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

時間：2020年7月28日

地點：上海

主持人：呂新雨 | 學者、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嘉賓：（以姓氏首字母英文排序）

范儉 | 紀錄片導演

范士廣 | 紀錄片導演、上海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工作室負責人

林晨 | 短視頻創作者、短片導演

秦曉宇 | 導演、詩人、文藝評論家、大象紀錄創始人

竹內亮 | 紀錄片導演

主持人：我現在對每一位導演會問一個問題。我們先從范儉導演開始，疫情期間拍攝武漢社區故事，澎湃新聞出品的《被遺忘的春天》。我目睹了這部紀錄片成長的過程。范導之前拍過汶川地震的片子，我看到你說這次的片子會和汶川地震的片子不一樣，是因為你希望采取一個稍微抽離的方式對待災難性的題材。因為在汶川地震的時候，包括你之前拍汶川地震的《活著》《人間》，很多自我投入比較深入，深入到很難拔出來。

所以你在這次的片子里決定不再采用這種方式，而是采用相對比較克制和理性的觀察方式來處理這個題材。我們也看到這個片子在質感上比較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種克制的態度或者說一種克制的美學。

這樣社區的問題在疫情中也是非常受大家關注的，你采取的觀察式的方式需要大量的和人采取近距離的交往模式來拍攝。這個片子你肯定會碰到很多的問題，因為在這樣特殊的疫情期間怎么和你被拍攝的對象采取能夠彼此信任，能夠完成你的拍攝，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又不被對方的故事拉到情感的陷阱里邊，還能夠保持客觀的態度。當時碰到的問題和你的想法，以及你自己覺得在片子的完成過程中自己的自我評價是如何的？

范儉：謝謝呂老師，我們確實蠻熟的。提到這個話題就提一下咱們這個論壇的題目叫“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這跟我的心態有關系，我是3月份去武漢，我不是抗疫的，我也沒有打算去前線的感覺。所以“前線”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很多的事情，這個詞我們都可以理解，因為在中國過往幾個月發生的大疫情真的像是一場戰爭，前線就是在武漢。

我作為拍片的人沒有想上戰場的心態，只是想拍一部片子。后來慢慢的我發現你去了武漢，你作為影象工作者拍片好像也具有了某種崇高的背景。其實我并不覺得我做的工作有什么崇高，我只是去拍片。在去之前我也是很害怕的，我和我的團隊都經過了害怕的過程，因為也不知道在那兒還有什么樣的狀況要面對。

正常斗爭了一下心理最后決定我們去拍這個片子，這個片子值得我們去拍，不是多么崇高的行為，就是工作行為。去到那兒我們跟當地人打交道，當地人覺得我們是“逆行者”，我不覺得我是“逆行者”，我覺得只是拍個紀錄片，既不崇高，也沒有不崇高，只是平和的狀態去看待。

范儉

之前我拍過汶川大地震，這次我不在第一現場去拍，我有意的選擇了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所以我從開始就沒有想到去醫院拍，我一開始就想對生活日常展示拍攝。因為在這種疫情之下武漢人的生活日常是什么、人的關系怎樣的被影響，在當時沒有太多的被看到。其實這更不符合紀錄片的觀察態度，而不是新聞視角的觀察，所以我就選擇社區。

我到社區里邊發現基本上沒有拍紀錄片的，反倒我可以施展的更多。在社區拍完《被遺忘的春天》以至于我更加想退兩步，想退更多去看這個城市的狀態。我在那個期間拍了一個短片，其實跟具體人的創傷沒有關系，是整個城市的氣氛，或者城市在那個期間所遭遇的創傷。

簡而言之我選擇的視角確實跟拍汶川地震的時候有新的選擇和變化。遇到的困難主要在于進入到社區里怎么能夠走到人家家里，這是非常難的，被拒絕了很多回。尤其是我們想要進入到有新冠患者的家庭里被拒絕了很多回，我們自己也承擔了很多，后來有一家愿意接受我們拍攝，還算比較幸運。

主持人：范導的片子比較多的沉淀了我們之前討論相對獨立紀錄片導演的傳統，這個傳統能夠走到最底層去，沉到最下面，然后去看日常生活，用一種信任、交往的方式來做。這個片子基本上體現了這個傳統的延續，只是說在疫情期間這套方法，人與人需要隔絕的方式，你需要通過打破這種隔絕來拍片子碰到的挑戰是跟平常不一樣的。

范士廣導演，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就是年夜飯的那一天，我一邊把電視機播放央視春晚的聲音上，同時一直在看手機。因為那天晚上上海醫療隊緊急出發，所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白衣戰士們穿著軍服集結在飛機場前的照片。范士廣導演作為最美逆行者的同行者出發，我們看到的片子《人間世》特別節目的片子也分享了這個視角。

我印象非常深刻，這個片子非常簡練和鋒利，基本上沒有一個廢鏡頭，所有的節奏也是非常鋒利的，內容也是非常鋒利的。同時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特點，延續了我們《人間世》共同的視角就是醫護人員的視角，基本上跟醫護人員的視角是同頻的，通過把這個群體的視角呈現出來，這是這個紀錄片最大的特點。我們也知道這次中國的疫情里邊很重要的主角就是這些醫護人員，他們經歷了什么樣的故事，他們是怎么想的，他們是怎么對待疫情的。這個故事一定是疫情紀錄片里最核心的故事。

我想問范導的是你和這些被拍攝者在片子里已經默契到水乳交融的程度，這是之前建立的關系，還是通過這次拍攝才建立起這種關系，他們非常愿意讓你們把他們的視野、他們的喜怒哀樂通過你們鏡頭的渠道呈現出來的嗎？他們非常支持這個片子，他們也愿意把自己呈現在這個片子里或者開放在這個片子里，這是這個片子最有力量的地方，你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

最后的時候你出現了讓醫護人員直接在鏡頭面前陳述，跟之前的紀實風格稍微有點區別，你這種處理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范士廣：首先我做紀錄片導演之前做了十年的新聞記者，是做深入調查記者，那十幾年的鍛煉給了你本能的反應，就是當疫情發生之后你覺得我本能的要去那個地方。就像這次疫情爆發后非常想去那個地方，我要去新聞的中心，我要去告訴大家那邊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事實上我們去晚了，真正應該去的是大年夜。

很多人會把《人間世》這個片子歸結為醫療紀錄片，因為場所是醫院。我一直在說不僅僅是醫療紀錄片，我們只是把它當做一個載體，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場所而已，從而能夠去表達我們自己對這個事情的認識。

當時對于疫情來講，范儉導演去拍社區，我們去了醫院。對我們來說，那個時候能夠讓我們去，能夠讓我們在那里存活，能夠給我們提供一點點的便利，就竭盡所能的拍。這是我們當時去武漢拍攝的心態。

我們去武漢那邊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說你一定要來拍我們，雖然他們看過我們的紀錄片，因為你到了那個地方之后也是給他們添麻煩的，而且他們還要照顧你，要操心你，出去的時候脫衣服、穿衣服。我今年35歲，這次能夠在武漢過一段非常純粹的日子，無關物質、無關利益的日子還是非常珍貴的。

正是這種無關物質、無關利益的東西給我們呈現了非常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或者守望相助，非常純粹的情感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是非常感動的，而且是非常懷念的。我舉個例子，到那兒前七天人會比較興奮，一旦過了七天之后你會沉浸在非常痛苦的過程中，因為每天在醫院面對的都是非常悲慘的事情，回到酒店賓館又是一個人，長久下來心理是受不了的。那個時候你就會很少聽到音樂，也沒有時間聽音樂。有一天晚上12點鐘我回到酒店，突然之間我們酒店前臺一個人在那兒彈吉他，第一次感覺到音樂那么美妙，能夠撫慰你。我說你為什么這么晚了還在彈，他說我覺得大家都蠻苦的，我想練練琴，到時候等你們走的時候能夠給你們彈彈我學的歌曲。我們是4月1號走的，她真的拿出那把吉他給我們彈一首歌曲。

她只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因為疫情關系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老家，就一直待在武漢，一直在酒店做前臺，打掃衛生，幫我們理東西，幫我們送拖鞋，什么雜活、累活都干，最后還能送我們一首歌曲，我覺得這是非常純粹的。

您剛才說為什么還有一集是口述史？作為一個導演，你去前線之后一定是帶著非常強烈的目的性，我要找一個好的故事，我要發現一個非常好的人物，我要展現一個矛盾沖突的人物故事。當然我們那個時候也是帶著這個人物出去的，因為我們不單純是一個個人的紀錄片拍攝者，我們還是一個工作機構的員工。那個時候我們坐著火車去武漢的時候我說我實在拍一集就夠了，到了武漢就奔著這個目的去了，找人物、找故事。

但是有一天我在紅區里邊隨便跟一個護士聊天，我就拿手機拍著，我問這一個月、兩個月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她說就是前幾天伺候的一個病人去世了，但是他的手機還沒有人領，就鎖在柜子。死亡的那天晚上那個手機就不停地在那兒響，柜子會震動，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值班，我感覺受不了了。我會腦補這個電話到底是父母打來的、孩子打來的還是親朋好友打過來的，我也沒法去接那個電話，因為我不知道該跟他家人說一些什么。說著說著她就哭了，我能看到她的眼淚啪啦啪啦往下掉。

這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心里的想法要修正一下，她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小護士，我也只是非常偶然的在一個過道里邊跟她聊天，但是我就覺得她說的話特別能夠戳動我的心。很小的一件事情她哭了，我也哭了，因為她有同理心，她有人情味。我就覺得我不能夠按照之前的套路拍下去，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你面臨的是非常龐大的、復雜的災難，不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故事。因為故事最大的作用是把這個世界簡單化。

范士廣

我覺得紀錄片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反映現實和時代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呈現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和人的復雜性，這是你的天性要做的一件事情。從那天見到那個護士之后我就開會說必須得做另外一集，我們能不能采訪100個人，每個人一定都有類似的經歷。在特別重大的災難下，我覺得個人化的敘事、經驗和體驗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支撐，而且會讓你看到個體中的經歷。若干年之后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是更為寶貴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展開了100個人的采訪計劃，我們離開武漢前一天還在采訪，我們真的收獲了非常多的個人化的經驗。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里邊很有意思的情節就是有一個醫生跟我們講有個武漢的醫生給他發了一條微信，我們主任說了“你們外面來的醫生、護士來了之后一定要照顧好你們，不能夠讓你們出任何差錯。我們主任也給我們下了死命令所有危險的工作我們自己醫生上，所以埋管的時候你們全部在旁邊，我們自己上。”他說這不是你們武漢一個地方的事情，是整個全中國的事情。我就非常感動。

《人間世》一定不是特別跌宕起伏的情節，我們是拼了命，努力的想把個人的經驗加進去，因為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

主持人：范導給我們分享的一段經歷其實都是普通的人，《人間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醫患關系緊張才會有這個片子出來。但是我們看到命運特別時刻，因為國難奔赴武漢前線，在那個剎那間，在這樣特別的歷史時刻把我們所有人命運連在一起，也使得我們所有人都卷入到這個命運里邊。

所有的普通人，包括拍攝者都進入到一個歷史的風暴點，平時小得小失的事情都退到后面去了，更大命運的鏈接把我們所有人都卷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心無旁鶩的卷入到一場生死決戰里邊的時候，大家的命運共享、同情共感，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獲得了一種升華。

撤離的時候醫護人員覺得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我被這么感激也互相感動，也讓我們反思這樣的場景為什么能夠出現，對于我們回到日常生活之后還意味著什么。我本來以為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但是整個片子看到的是精神的力量，看到醫護人員竭盡全力的搶救，一個80歲的老人一條腿壞了，我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但是最后奇跡就發生了。如果不是因為你的片子我們可能都不會知道這個故事，這些醫護人員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不考慮任何別的東西，生命是最重要的。以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完成了，那些醫護人員拼了命把它送到醫院搶救，你看到邏輯起點很簡單就是救命，不是因為年紀大，而是因為還有一線可能我們就盡百分之百的努力，樸素的理念但是被推到極致，最后手術下臺之后所有醫護人員全部汗濕了。

我在B站看到滿屏的致敬，心里面也很感動。我覺得非常正能量，但是這種正能量不是廉價的正能量，給我們描述了現實的精神，烏托邦是可能的，恰恰是在大災難下才發生的，這個對我來講是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也感謝范導的團隊給我們貢獻了這樣的片子，而且也是因為這些片子才認識了可敬的中國醫護人員。平時在上海醫院里見一次也不容易。剛才聽你說有那么多素材。

范士廣：《人間世》一共有6集，武漢做了4集，還有2集內容是關于上海的抗疫故事，一集是疾控中心，到現在為止很少看到疾控方面的紀錄片。還有一集是關于上海公衛，紀錄了一位武漢護士，媽媽感染了病毒。

主持人：兩位范導一個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不尋常，一個是非尋常看到的日常。第三位導演林晨是B站知名短片創作者，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主持人。疫情期間拍攝《武漢日記》廣泛傳播，獲嗶哩嗶哩歷史最高紀錄播放量。

林晨：現在差不多是2000多萬播放量，但是現在應該不是最高紀錄播放量。

主持人：我們都關心武漢，可是都不能到武漢，所以我們強烈的想知道武漢到底在發生什么。林晨的片子是我們第一時間看到的，當時沒想到做一個紀錄片。我自己感覺恰恰是因為你自己沒有作為紀錄片自我界定或者自我限制，所以我覺得你的片子對我來講特別有意思的幾個點恰恰是自我角色界定的問題。第一集的時候你是想通過這個片子告訴大家怎么防護，同時也鼓勵大家堅持下去。一個武漢的年輕人在城市生了大病自己在想應該做什么，在共同思考這個城市的未來，把這個思考貫徹到自己能做什么的定位上，所以就走出了房門，然后拍攝自己所能夠拍攝到的場景。

還有一個功能，你是想告訴不在武漢的人到底發生了什么。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訴求就是希望大家關心武漢，同時也來幫助武漢。這個訴求也是你作為一個Vlog作者是武漢年輕人行為知行合一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你在那邊拍武漢，而且都是幾個關鍵的時間結點，這些關鍵的時間結點都是外界想知道武漢到底在發生什么。你通過你個人的視角來告訴中國人，甚至告訴世界武漢人民是怎么應對的。

另外一點印象也很深刻，你一直在鼓勵大家不要放棄，我們怎么去應對他，包括同伴的父親生病了你陪伴他到三點鐘。武漢的年輕人怎么成長起來，成為武漢的主人。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你的片子。

很有意思的是你有的時候也會說作為一個媒體人，當你的片子開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時候更多人希望看到，這時候你就會采訪，讓更多的聲音通過你的渠道被外界所知道，所以你也不會過多考慮。你的整個傳播，整個影像生產和傳播全是在新媒體平臺，通過互動的方式促進你的下一個內容的生產，不斷地往下走。完全是新媒體互動平臺上做的。

第三個點是我要問你的一個問題，在你的片子里非常有趣的敘述視角是無人機，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場景是用無人機拍攝的，你很明確的把無人機看成是你個人視角的化身。所以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你在城市行走，三位一體構成了一個主體的視角。我覺得比較新穎一點的是無人機的視角，你當時為什么要用無人機，你覺得無人機的視角對你來講到底意味著什么？這點很好奇，而且也是跟傳統的紀錄片不一樣的地方。

林晨：可能在拍之前我并沒有想得那么多，我也不知道會達成這種效果，您是怎么樣認為它們是同一個視角的？

主持人：從紀錄片的角度來講，每個鏡頭都要看現實可能性，這個鏡頭之所以不是故事片，是一個紀錄片，我們要看鏡頭在現實中是可操作的，是真正植根在現實中的，不是后期做出來的，也不是通過數字化解決出來的。所以我會看鏡頭在現實中的位置，這個時候也是判斷紀錄片和現實關系的視角。

你的片子里對我來講，比較好奇的就是大量的無人機視角，一般意義上是作為客觀視角，但是你的片子里都是你的主觀視角。

林晨：我覺得片子是一個很跨界的東西，因為是我個人視角出發，從開始的講述到后來的東西都是我個人攙雜在其中。加上無人機，我會首先配上自己的旁白，跟我產生關聯，大家會知道這個無人機是何時起飛的，我會把起飛的過程也拍進去，不會說是突然來了空鏡，這兩個東西是沒有關聯的。我自己拍的時候因為我需要向大家展示真實性，我自己從我的視角探索這件事情，大家是能夠看到這個過程的，所以知道無人機是從哪里飛的。都是跟我說的東西有關聯的，所以我覺得能夠組合成一個我自己視角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會把無人機當成一個我能看到的東西，很多東西飛起來看是不一樣的，很多看不到的東西是可以幫我看到的。我拍的時候就這樣想，后來的時候也比較自然的能夠融合起來。

林晨

主持人：所以我覺得林晨這個片子不是紀錄片，但是又是紀錄片，是沒有按照紀錄片的路數拍的，而且自己也沒想到我要拍一個紀錄片。我們恰恰理解為紀錄片在新媒體時代是開放的，您認為可以后面剪出一個片子，但是我們看到林晨的片子真正發揮作用的不是到最后的時候在大屏幕上呈現出來的，而是過程中呈現出來的。

紀錄片的生命打開了一個空間，是不斷地在發生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片子的形象不斷地改變，而且改變本身不斷地進入到片子的生產過程中。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拍攝者和這個世界共同成長的一個記錄，我覺得這個是這個視頻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新媒體時代我們紀錄片理論和實踐之間怎么打開，怎么讓新媒體進入到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我覺得林晨的故事還沒有完，這個故事還是會延續下來的。

現實中延伸的故事和紀錄片文本之間的對話關系使得記錄本身也是一個現實的行為，是一個過程，不僅僅是在文本中的，是一個現實中的行為。也恰恰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對于武漢疫情的事件來講也不是一個靜止的，可以被客觀化的東西，同時也是我們生命過程的一部分，而且這個過程依然在延續。

林晨：一開始我確實沒有想到會做一個紀錄片，因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沒有完整的故事線，我自己在里邊會干擾這個事情，也沒有客觀的記錄性。但是確實基于大家的需求，有一點偏向新聞，因為有實時性，大家會關注。我不是一個新聞媒體人，我沒有辦法獲得更多的許可證，一個人也沒有這個資質，所以我就只能從日常視角出發。

剛才范導說的我體會很深，大家日常的東西是更加真實鮮活的。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我的經驗當中這些東西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有了這個鏡頭就有了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下大家日常的生活就被升華了，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普通人，但是為什么我成為英雄。在這樣背景下很開心的瞬間就會變成很有力量的東西，確實我的片子沒有一個特別完整的故事線，但最后呈現出來整個精神和背景又是一致的。

所以最后是基于大家的需求做特別實時的反饋。您說的比較貫穿的精神確實是我身在這個城市中還有我身邊的人能夠感覺到的，大家雖然很絕望，但是我跟朋友聊他一直在給自己打勁，一直在給他的父親加油，是抱有希望的。我們自己生活中經歷特別瑣碎的事情，我們能夠正常的吃到菜，能夠讓我們覺得很有力量，可以堅持下來，加上全國各地的網友做的事情會讓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很有希望。不是刻意想要說很正能量，確實是每個人能夠感受到的東西。

主持人：本來不想拍紀錄片，恰恰是年輕人內部的視角敘述了城市在疫情發生過程中年輕人是怎么經歷和怎么體會的。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我們怎么記錄紀錄片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問題。也非常感謝林晨做的這些努力，以不是紀錄片的方式成就了紀錄片要完成的任務，就是以內部真實的第一人稱的視角告訴我們武漢的故事，疫情的故事。

這個話題還是延續下來，因為秦導計劃的《余生一日》不算最新，之前民國時期《良友》雜志也曾經征集文稿編一本書，展現多視角。今天這個新媒體時代秦導通過征集新媒體時代的創作來構成的，林晨是從自己非常清楚的視角出發，但是秦導想做的是比較宏大的工程就像是一個萬花筒，試圖把不同的視角集結起來，打破單一視角的需求，能夠形成一個多視角。這是從秦導的計劃里看到的，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片子，我們也對這樣的嘗試充滿了好奇。

而且不同的是最后需要以大屏幕的方式來呈現，恰恰又是從新媒體的平臺上完成大屏幕的，告訴我們進展情況，您在這個過程中看到了很多內容，對這個片子充滿了信心，你看到的內容打動你的到底是什么樣的內容？

秦曉宇：剛才林晨說得非常好，其實他揭示了全民記錄的時代和全民導演的時代正在來臨。因為我們拍攝的設備非常普及，一個智能手機就能完成高質量的拍攝。全民記錄的意義在我看來非常重大，每個人不僅僅是一個值得被記錄的對象，本身也應該是一個自覺主動的記錄者、創作者。相當于把歷史書寫的權利分散在每個人手中，這樣一種全民記錄的方式有別于我們以往單一視角創作團隊的方式。

今天在討論前線紀錄片人，其實這幾位導演都在武漢拍攝過，我當時組織這個項目的時候是足不出戶的，我們2月5日發動，2月7日的時候大家進了20個微信群，我們在里邊有充分的互動，拍攝當天大家一直在群里邊討論。

我不能夠嚴格意義上算作前線，但是我覺得疫情其實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方式。其實在中國2月9日的那天疫情還在爬坡，其實每個空間都可以說是前線，人心和病毒的恐懼、焦慮每個人都深深地體驗了。我覺得這種前線感在當時是很劇烈的，因為那是一個時間的前線。

我更在意的不是在前線拍攝，而是在深處拍攝。我覺得我更感興趣的是在深處，所謂在深處也許是被遮蔽的，也許不再是環境、社會層面或者公共空間，恰恰是心理情感的比如說拿這次疫情來講分為兩個空間，一個是公共空間，我們能看到的紅區、方艙、接頭，但是還有一個巨大的私人空間，私人空間里是一個可以摘下口罩的地方，是一個我們情感最直接表露的地方，如果要呈現疫情來臨的那一刻真實生活的時候那個空間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喜怒哀樂，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或者最日常每個人的抗疫方式都是在私人空間展開。這個私人空間其實是電影藝術，是文學作品最擅長，最有力表達的地方。

也許很多的新聞報道會去紅區、方艙醫院這些公共空間拍攝，從疫情開始的時候電視機里邊或者網絡上不間斷的能夠看到這些東西。但是恰恰另外一部分巨大的私人空間，千家萬戶里頭的內容我們是看不到的，因為你可能只能去拍攝某一兩個人家，沒辦法到千家萬戶拍攝。這種全民記錄的方式其實可以讓你深入的走進千家萬戶，他們自己在記錄自己的生活，你能看到生活里的一切信息。

這幾點構成的作品也不是我們的原創，我認為是一種方法論，因為有強烈疫情的背景。《浮生一日》是生活的萬花筒，《余生一日》恰恰是生活的聚光燈，能夠承載著啟蒙的意義。大家突然覺得原來我記錄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它就是歷史本身，原來我就是一個歷史的書寫者。當明白這一點的時候一下子打開了一個世界，這個就是我們整個作品比較重要的意義。

當然作為創作者我們希望這部作品即使有主動自覺的記錄者一起完成的，同時能夠呈現在大熒幕上的影象藝術作品。比如說明年的武漢解封日所有人坐在影院里看過往一年如此牽腸掛肚的一段生活，我們那個時候會百感交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同時要構成一個作品。

秦曉宇

其實林晨沒有覺得自己拍的是紀錄片，因為我之前是一個《我的詩篇》的書寫者，我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一個規范的紀錄片，我從來都不介意這一點。我也跟很多人有過很多的討論，我真正在意的是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是不是一個出色的作品，四不像也無妨，真正的創作就是打破邊界，而不是劃地為牢。林晨的創作發生于Vlog時代，證明全民記錄的時代已然來臨了。

我們第一次全民記錄計劃只是一次嘗試，以后這種方式會成為一種常態化。比如說遇到值得記錄的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就會用全民記錄的方式來記錄。疫情這樣的事情涉及到整個中國，范儉導演只有一支團隊，只能到武漢，但是如果一個歷史事件當時已經波及到中國的方方面面，我們怎么樣在第一時間能夠記錄下最珍貴的東西，只能是發動群眾來完成。

主持人：秦曉宇導演是詩人、文藝評論家，執導的紀錄片《我的詩篇》獲得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金爵獎，擔任監制和制片人的故事片《第一次的離別》獲得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單元評審團大獎，策劃、執導疫情下的全民記錄計劃《余生一日》。其實在我的朋友圈轉發了對這個紀錄片的介紹，我自己特別期待看到這個片子。剛才秦導說到《余生一日》的理念是特別有意思的理念就是私人空間的問題，因為從專業做紀錄片的角度來講對私人空間這個問題比較敏感，如果我們拍攝私人空間有一個非常強烈紀錄片倫理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一個職業紀錄片導演怎么處置別人的私人空間，這是紀錄片經典的命題就是倫理的問題。

但是在今天全民記錄的時代，林晨自己記錄自己的生活只要自我授權就可以了。所以我們看到林晨把自己的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打通來拍自己的故事。所以拍的是武漢的故事，同時也是他自己的故事，以正在進行時的方式來做的。秦導先發動群眾，動員大家有一個自我意識，我可以來記錄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可以進入到歷史里邊的，那是因為我們都卷入了前線，即便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是前線，整個中國都是前線。

每一個故事，每個人的生活其實都是革命性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要關在家里，都處在革命性的變革中。也許革命性的變革會是世界革命性變革的一個部分。怎么在革命性的變革的過程中把普通人在歷史的主體性能夠呈現出來，我覺得秦導想在這個方面做嘗試。

因為在疫情期間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封閉在私人空間的情況下，這個私人空間同時就具有公共意義。在導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們通過動員、啟發、發動，或者讓這些普通人愿意亮出自己的私人生活，把它變成一個公共生活。最后我們把這樣的讓渡儀式化，正是在這樣儀式化的過程，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通過秦導的編排方式能夠呈現出一個主體性，這是一個人們的主體性，普通的老百姓和人民是怎么以一種集體的精神，但是是以個體的方式來進入到歷史的。我覺得這是我對您片子的期待，期待明年的國際電影節能夠在大屏幕上看到人民自己的故事。謝謝秦導。

最后一位竹內亮導演，是日本紀錄片導演，作品《南京抗疫現場》《好久不見—武漢》非常具有新媒體時代背景。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不斷地在用中文和日語兩種語言來進行第一人稱的敘述。你預設的影片的觀眾不僅僅是中國的觀眾，其實還包括了日本的觀眾。你既是中國的女婿，又是一個日本人，你在外國人中既把自己和中國人區分開來，同時又呈現出和中國人打成一片，這構成了你和其他導演不同的地方，這個視角使你自己變成了主角。你在做片子的時候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主角，你通過自己和南京城市行走的方式又設計了一個行為，這個行為是你自己走到武漢，跟武漢微博上征集來的被拍攝者，你把自己變成了主角的方式來記錄你和疫情的故事。

我的問題是當你覺得在這樣做的時候你自己的自我認同是什么，更多的是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紀錄片導演還是一個普通的外國人在中國，還是中國的女婿。因為我們也知道你在片子里有意無意的在回應國外對中國的批評性意見，比如說中國負面的報道。你自己給自己的一個定位到底是什么？

竹內亮：我自己的定位還是外國人、日本人，還是紀錄片的導演，兩個都有。

雖然拍了同一個內容，但是外國人更愿意聽像我這樣外國人說的話，完全是同一個內容，但是外國人愿意相信外國人說的內容。我覺得這個不可思議，但是這是一個現實。所以利用我的身份來介紹真實的中國，這是我的一個定位。因為我喜歡中國，我覺得中國很好玩，所以利用我的身份介紹中國好玩的地方，漂亮的地方。

竹內亮

第二個定位肯定是紀錄片導演，我拍紀錄片差不多20年了，我自己琢磨怎么拍更真實，最后我自己琢磨出來的結論是自己出境。比如說采訪秦老師的時候我在鏡頭后面，秦老師你給我哭一下，你哭的話比較感動，在鏡頭后面這樣說完全是假的。但是我在鏡頭面前說秦老師你可以哭一下，我自己以為這樣比較真實。所以我選擇了在鏡頭面前做故事，每個導演有不同的風格，我的風格就是特意出境，在鏡頭面前做故事。

*本篇內容和圖片來自上海國際電影節

原標題：《那些奔赴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 | 金爵論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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