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國共關系史上的標志性事件，歷來受到學者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不勝枚舉。這些成果初步還原了事變的基本過程、發生原因、各方態度及輿論反應等問題，但是對于蔣介石在事變發生后的對蘇策略尚缺乏系統考察。本文擬利用斯坦福大學收藏的《蔣介石日記（手稿）》及臺灣“國史館”收藏的蔣介石檔案等史料，考察皖南事變后蔣介石對蘇應對的全過程，以呈現戰時中蘇關系的特殊性，加深對于抗戰時期中國內政與外交互動關系的理解。

一、強硬處置前的閃躲與回避

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的對蘇心態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希望獲得蘇聯在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防范其對日妥協及干涉中國內政。同時，他的對蘇心態又是動態的，與蘇聯的對外政策、國際局勢以及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等因素密切相關。到皖南事變前夕，后一種心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蔣介石對蘇聯以及中共的猜疑是皖南事變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前，蘇聯力圖與英法等國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侵略，并且大力支持中國抗戰。這一時期，中蘇關系及國共關系總體上處于良好狀態。但是在蘇聯與德國簽訂條約以及展開對波蘭、芬蘭等國的軍事行動后，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政府高層對蘇聯充滿疑懼，總是擔心其與日本妥協。《蘇日諾門坎停戰協定》的簽訂更是加深了蔣介石的疑慮。他認為，蘇聯的政策重歐輕亞，“已實行大俄羅斯主義”，“其主義與信義以及國際之道德已破敗無余，能不寒心？”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蘇俄外交方針漸顯，其褊袒侵略國，與反對英、美，而且誘引倭寇，使加入其集團。于是左倭右德，以佐其稱霸歐亞兩洲之勢。至其所謂扶助民族獨立之口號，乃全放棄而不提矣。”蔣介石認為，蘇聯并不樂見中國抗戰獲勝。“俄之所恃者，為中共在我國內以制我，慫恿倭寇向南發展以困我。彼以為此時不惟無助我之必要，而以為如我勝利，于彼有害矣。”他還認為，蘇聯企圖使中國脫離英美陣線，完全倒向自己。“如此或能得其一時之協助，然而中國將永受其支配，此與倭寇對華之野心有何差異？豈革命政府所能忍受乎？”

蔣介石慣于綜合考慮中蘇關系和國共關系，他的對蘇心態自然會影響其對中共的認識與政策。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迅猛發展，更使他忌憚不已，決定“抗倭”與“剿共”雙管齊下。后來，蔣介石甚至錯誤地認為中共的危害甚于日本侵略者。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以共匪猖獗坐大，謀害黨國，而且其憑借俄國外援，麻醉民眾，消滅民族，其為害甚于倭寇，而決非可以政治與道義感召也。”“倭寇以我三年抗戰乃知中國之不可屈服，則其心理與政策已經改變，而我抗戰之目的已達，且倭寇孤立已無外援，故不患其再來侵略。即使來侵，以我之軍力與西南基礎尚在，亦有恃而無恐也。”只是顧慮到國內外情勢，蔣介石才難以斷然與中共決裂。他表示：“在抗戰未得完全勝利段落以前，決不能對中共及其他反動明白討伐，惟有嚴密準備與防范不測之叛亂而已。”可以說，在皖南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并不主張與中共全面破裂。他在日記中寫道，“對共用兵，此時不宜積極，應以制阻為重”，“一面準備軍事，一面仍主以政治方法解決，而不致全面破裂”。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還批評以白崇禧為代表的強硬派“不識大體與環境”，“對皖南新四軍沖突實違反我意旨”。

蔣介石

既然蔣介石聲稱并不支持與中共決裂，又為何會作出撤銷新四軍番號并將項英、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這樣的強硬決策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蘇聯的態度與此有無關系呢？筆者認為，蘇聯未能公開表示強硬態度是蔣介石作出這一決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皖南事變發生時，恰逢一批蘇聯援華武器到達，從而導致蔣介石產生蘇聯并不關心此事的印象。蔣介石認為，蘇聯為了對德國、日本備戰而需要拉攏國民政府。他在1941年1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新四軍被圍攻受創，而中共只求不加追擊，表示遵命渡江，俄人亦對我表示接近，而無不良之反響。此乃大可注意之事，豈其決與德、倭開戰，故對我表示真誠合作乎？”1月13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俄武官特于此時來通知增我飛機，是其有意為中共無形求饒乎？”1月14日，蔣介石再次寫道：“第三戰區圍攻新四軍后，中共求饒放行，俄國增加我飛機數量，可知俄對德、倭備戰之急也。”

雖然蔣介石判斷蘇聯不會因為皖南事變而向國民政府發難，但是在與蘇方人員實際接觸之前，他并未作出強硬處置的決策。1月15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軍政大員，會商皖南事變的善后對策。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等軍方人員態度強硬，而張治中、賀耀祖等文職人員則態度和緩。徐永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健生主張宣布新四軍不服從命令及其謀竄擾后方等等經過，即取消該軍番號，葉挺交軍法。貴嚴恐與共黨全面破裂，主妥協懷柔，文白相當附合之。余與敬之、為章則同意健生主張。”蔣介石未明確表態，只是表示“再考慮一夜”。從其日記看，蔣介石此時考慮的因素包括蘇聯的態度、日本的態度、英美關系、德日關系等，并“預防決裂后之收拾與利害”。

1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與蔣介石會談。崔可夫在會談中表現出來的態度可能是蔣介石下定決心強硬處置的關鍵。崔可夫沒有采取單刀直入的策略，反而從日軍動向、蘇聯對華援助物資、蘇聯顧問等問題談起，不但未能給蔣介石造成壓力，反而容易使其產生錯覺。皖南事變前，蔣介石就認為：“俄國對華惟一之策略，是在要我完全脫離美英關系，而獨與其合作。”“此時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至使中共叛亂。”崔可夫的態度強化了蔣介石的上述認識。

皖南事變發生后，蘇聯最關心的問題是國共關系是否會因此而全面破裂。所以，崔可夫在會談中只是一再向蔣介石追問事件真相，而未明確表現出反對態度。他反復提出：“不知此事之真相如何，請示知，余擬報告敝國大元帥。”“現在事既發生，情況如何，請委員長簡單示知，以便敝國大元帥問及時提出報告。”崔可夫甚至向蔣介石透露，斯大林在其來華前要求他支持國民政府。面對崔可夫的詢問，蔣介石以“此事真相尚待調查”“俟調查完畢后，再派員與貴武官詳述其經過”“俟余獲得前方報告時，再派員通知貴武官可也”等外交辭令加以搪塞。為了安撫崔可夫，蔣介石向其保證，只要中共領導的軍隊“服從命令”“遵守紀律”，沖突將不會繼續擴大。事實上，1月14日，蔣介石就已收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電報，對沖突詳情基本知曉。所以，他在與崔可夫會談時明顯采取了閃躲與回避的態度。

崔可夫自稱，在會談中表現出對事變毫不知情的樣子是為了留下轉圜余地，避免給中蘇關系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他只是希望委婉地提醒蔣介石，“讓蔣介石懂得，他侵犯共產黨，調軍隊反對人民而不是侵略者，可能對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產生影響”。實際上，在與蔣介石會談前，崔可夫就已經從中共方面獲悉事變基本情況。在與周恩來談話時，他甚至表示，國民黨如繼續內戰，自己有權暫停援華軍火于途中。那么，為什么崔可夫在與蔣介石會談時并未以蘇聯援華武器為工具，直接向蔣介石施壓呢？主要是因為當時蘇德關系日趨緊張，蘇聯需要中國在東方拖住日軍，以免兩面受敵。

此外，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態度和緩，崔可夫則必須與他保持一致，畢竟潘友新才是蘇聯對華外交的主要執行者。1月15日，潘友新對周恩來表示：“我認為，目前中共的主要敵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對國民黨主動展開進攻，這會促使中國內戰擴大，于抗戰不利。必須千方百計保持合作，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們應該自甘受辱，必須繼續進行業已開始的對國民黨的政治進攻，以便為自己伸冤并向廣大群眾指出皖南事變的真正禍首。”因此，雖然同為共產黨人，崔可夫內心深處十分同情中共，但他認為，如果公開表達這種同情，“會使蔣介石疏遠我們”，甚至再次使中蘇關系“出現麻煩”。換言之，對于皖南事變這樣的中國內政問題，蘇聯應該謹慎地表態，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共，防止蔣介石進一步擴大事態，又必須“防止我們的表態被視為干涉盟國的內部事務”。可見，蘇聯方面的指導思想是：外交關系必須以國家利益為第一導向，不能完全被意識形態所左右。

蘇聯的和緩態度當然不可能使蔣介石懸崖勒馬，相反，他因此下定決心，“對此案處置更應嚴速堅決”。他表示，自己“為新四軍事研究頗切”，“然決心甚堅，對此事正應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即使俄械與飛機停運，亦所不惜也”。他認為，必須排除蘇聯對國民政府軍令的干涉。“為國家民族獨立自由計，若處置軍令，而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則以后國權旁落，比抗倭失敗之慘酷更甚，故決心下令嚴處。即使俄已運到邊疆野炮與飛機等多量之武器停止不來，亦所不惜。”

1月17日，蔣介石親擬并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撤銷新四軍番號的通令，聲稱：“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借申軍紀，而利抗戰。”同日，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發表談話稱：“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遭受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

軍事委員會的通令與發言人談話，一方面強硬指責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聽調遣”“擾亂戰局”“破壞抗戰”，另一方面將皖南事變限定為“整飭軍紀問題”，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蔣介石認為，在沖突已然發生的情況下，不能示弱，否則就會被蘇聯及中共看破心理，導致“國權全操在人矣”。對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制裁新四軍問題，此為抗戰成敗最大之關鍵。若無最后決心，則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借俄勢以要脅，而俄械之已允者亦必以此為其容共要求之工具，以后國權全操在人矣。故因俄械將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為俄國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遷就與疑慮。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決不為外人物質之關系而動心也。其來也，吾固如此；其不來也，吾更應如此也。”

蔣介石顯然錯估了國內外情勢。他原本以為，“此事對內對外與對敵國，皆發生有效而自主之良好反響也”，所以才接受軍方的強硬主張，“決定發表撤消新四軍番號與懲治該軍正副軍長案”。然而，這一決定非但沒有“良好反響”，反而招致國內外有識之士猛烈抨擊，其結果只是親痛仇快，“敵對我解決新四軍案表示驚異，且有佩服之意，而其一面甚望此事之擴大與不即了結”。

1月18日，宋慶齡致信蔣介石，指出：“彈壓共產黨則中國有發生內戰之危險，今后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在宋慶齡等看來，共產黨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世界之病態不除，此種勢力組織必存在”，即使可以憑借“武力作一時僥幸之解決”，“仍必復生滋長，決不能以人工加以消滅”。已投降日本的汪偽政府大員周佛海則興高采烈地表示：“國共火并，恐從此開始矣。甚盼從此寧渝兩方國民黨同志能漸趨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當日夜馨香頂祝以求之。”

二、撤銷番號后的解釋與疏通

在全面抗戰之際，對國民政府而言，維持對蘇友好關系意義重大。蔣介石雖然對皖南事變作出強硬處置，卻并不希望中蘇關系破裂。他當然明白，在會見崔可夫后的第二天就作出強硬決策，一定會引起蘇方不滿，因為“此事對俄關系最大”。但他認為：“正可因此以試驗俄國助我抗戰之用意如何也。”

1941年1月17日，蘇聯外交部突然通知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要求取消當晚中國大使館為蘇聯外交、貿易兩部部長及高級人員舉行的晚宴。“這在外交慣例上是沒有的事，對我真是晴天霹靂般的打擊，明知必有重大原因，但無法探知真相。”顯然，這是蘇聯在向國民政府發出不滿的信號。為了緩解蘇聯的不滿情緒，蔣介石分別通過邵力子和潘友新作出解釋，盡量淡化皖南事變的政治意義。

邵力子是國民黨內親蘇的左派代表人物，確實是緩和中蘇關系的絕佳人選。1月17日，蔣介石命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致電邵力子，將皖南事變的責任完全推到新四軍身上。電報稱，新四軍不遵命北渡，主動襲擊第40師，“竄踞蘇南，挾制中央”，“我為自衛，被迫應戰”。蔣介石還在電報中親筆寫下如下內容：“如蘇友來問真相經過，不妨直告之。以后對于新四軍之處置問題，今以軍紀關系，不得不嚴明賞罰，以利抗戰，對于其他政治與黨派問題，絕無關系。”蔣介石將皖南事變限定為“軍紀問題”，而非“政治與黨派問題”，目的就是破除蘇方對于國共關系全面破裂的疑慮。接到電報后，邵力子當即前往蘇聯外交部，根據電報內容向蘇方作出解釋。

1月21日，邵力子回電陳布雷，報告蘇聯的態度，表示蘇聯輿論雖尚未公開評論皖南事變，但毫無疑義，蘇方“十分重視此事”。邵力子在電報中表示：“經多方探查，知其認為不干預事件，而希望不擴大與妥善處理，俾不影響抗戰，此時正作密切之注視，故彼決不正式詢問，而我能有友誼之通知，實為有益。”邵力子認為，當前要務在于防止國共關系全面破裂，希望蔣介石能夠約束黨內強硬派。他指出：“中央雖決定不牽涉其他黨派與政治關系，但或因中共反響過惡，或因各方步驟不一，更相激蕩，終致破裂，此則全賴我委座大仁大勇貫徹國策，各同志一德一心遵從命令。”

就在蔣介石通過邵力子進行疏通之際，國際局勢的變化更強化了改善中蘇關系的必要性：一是蘇日兩國就漁業問題達成初步協定，這預示著蘇聯可能進一步對日妥協；二是美國取消對蘇聯的“道義禁運”，美蘇關系由此獲得很大改善。于是，1月23日，陳布雷再度奉蔣介石之命致電邵力子。電文表示：“軍事如不照此處置，則抗戰局勢萬難持久，情勢危急，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但是，中央的態度一以貫之，即“僅限于維持軍紀與貫徹命令，并不牽涉黨派及政治問題”。唯有如此處置，“方能團結抗戰、增強實力”，“否則民族前途，必致功敗垂成也”。“如友邦有人來問時，可以此意答之。”

僅僅通過邵力子作出解釋，顯然不足以消除蘇聯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爭取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的理解。1月25日，蔣介石與潘友新會談。此前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俄大使求見，不外談武器、橡膠或新四軍事。如其談新四軍，則以內政問題嚴正對之。”但是，他并未這樣做，反而態度相對和緩地對蘇方關切的問題作了詳盡說明。首先，針對潘友新擔憂此次沖突會引起國共內戰，進而損害中國抗戰力量的問題，蔣介石作出四點解釋。其一，根本否認中國存在內戰，因為在法理上，中國所有軍隊都是國民革命軍，“新四軍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根本上無中央軍與新四軍之分，亦無所謂沖突或斗爭，更無內戰可言”。其二，此次事件性質單純，“處置新四軍之問題，純為一軍紀問題，而絕非政治問題，更非黨派問題”。其三，此次解散新四軍不僅不會有損中國抗戰力量，反而會增強抗戰力量，因為整飭軍紀可以使軍隊令行禁止，“正足以增加我全部軍隊團結抗戰之力量”，進而給日本侵略者以精神上的打擊。其四，從反面立論，聲稱“一旦軍紀廢弛，命令無效”，“必無以抗戰，更無以答復友邦援華抗戰之盛意”，因此中國為達抗戰勝利之目的，“必不容軍隊中有違背紀律、反抗命令之事”。其次，潘友新作為蘇聯大使，不便對中國內政過度干涉，也很難反駁蔣介石的上述原則性說法，因而便回歸到皖南事變的事實層面，即雙方誰主動挑起沖突。針對潘友新的這一問題，蔣介石采取模糊焦點的策略，未正面回應。他一方面表示，新四軍的種種宣傳“純為謠言”，“絕不可信”；另一方面聲稱，新四軍違抗命令、傷害友軍及妨礙抗戰，如不斷然處置，“以后無法指揮全國數百萬軍隊，而國家亦因此必致滅亡也”。再次，潘友新詢問今后局勢如何，包含國共關系是否會繼續惡化、中國抗戰是否會中途停止。這是蘇聯當局十分關注的問題。對此，蔣介石爽快地保證：“大局絕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變動，中國當繼續抗戰，直至最后之勝利為止。”復次，潘友新詢問將如何處置江北的新四軍。蔣介石一方面表示，新四軍番號已經取消，今后“再無新四軍問題可言”；另一方面表示，此次事件不涉及第十八集團軍，只要中共領導的軍隊服從命令，“中央仍以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待之，自當一視同仁”。最后，蔣介石在談話即將結束時，向潘友新重申：“此次解散新四軍，毫無政治或黨派問題，更無損及抗戰力量之顧慮。”隨后，蔣介石還將談話的詳細內容電告邵力子。

蔣介石雖然在會談中對潘友新態度和緩，但是內心深處相當不滿，以至于多次在日記中表示，今后盡量不親自接見蘇聯使節。1月25日的日記云：“以后如無斯大林函電，不再親見俄使。”1月26日的日記再云：“對俄使與武官決不親自接見。”蔣介石認為，潘友新的態度乃是“正式質問”及“變相之壓迫與恫嚇”。與此同時，他也很慶幸蘇聯對華外交“尚無突然變化”。“凡所覺察者，皆在意料之中也。”這反映出蔣介石“友蘇而不親蘇”的立場。其在日記中曾寫下對蘇聯及中共的方針：“甲、以革命精神、獨立自主立場與之應對；乙、以甲項之精神與立場對俄盡量周旋，不使其喪失體面；丙、對中共朱彭以有限度之制裁，使之就范；丁、準備俄態之惡化；戊、抱定堅強之決心，決不姑息養奸，亦不過求既往，如此而已。”這種立場的形成是客觀形勢造成的，陶希圣即主張：“吾人之親友蘇聯，為事勢所需，但決不可以親蘇者忠蘇。忠蘇之心近于宗教，迷惑吾人，莫甚于此。”一方面，中蘇兩國存在意識形態分歧以及國家利益沖突。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抗擊日本侵略、解決邊疆問題以及其他國內政治問題上都需要蘇聯支持。所以，蔣介石謹慎地維護中蘇關系，以使其不至于徹底惡化。他對蘇聯的舉動十分敏感，例如對于崔可夫取代福爾根成為軍事總顧問這一蘇方正常人事調動，蔣介石認為是“對新四軍案表示之又一姿態也”。實際上，崔可夫來華繼任軍事總顧問是蘇聯在1940年12月就已決定的事。

除了通過雙方外交人員進行解釋與疏通外，蔣介石還通過國內輿論及公開談話表達自己的立場，降低蘇聯的敵意。1941年1月2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聯名發布經過蔣介石許可的皖南事變宣傳要點代電。電文特別強調，此次制裁新四軍“乃純粹軍紀問題”，“絕不含政治的或黨派斗爭的意義”，“各言論機關如有評述應以新四軍為范圍，予以評述，對中共及十八集團軍可勿涉及”。實際上，在該命令發布前，國民黨主要宣傳機關的基調就是如此。1月18日，《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這不但與政治問題無關，而且與其他部隊也風馬牛不相及，責任完全在葉挺、項英幾個人身上。”總之，就是要把問題盡可能“單純化”，避免牽動整個抗戰大局。

鑒于皖南事變余波未息，而蔣介石自詡“每當危急之秋，必有一種真實之分析為軍民告誠，而且所言必行，無愧于心，此種精神力量，比之任何武力所不能及也”，因此，在1月27日的“總理紀念周”上，蔣介石發表演講，對皖南事變公開作出詳細解釋。首先，蔣介石將許多不利于國民政府的言論斥為“敵人的謠言”。他說：“這種種的謠言大別之可分二項：一則說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后，我們國家從此發生內亂，重召分裂；一則說國際上同情并援助我國抗戰的友邦將因此而轉變其對我國的態度。”蔣介石稱，敵人制造謠言的目的是“恣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略中國的迷夢”。其次，蔣介石試圖為事變定性，稱其“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他辯解道，“抗戰中的中國，就只有執行紀律與服從軍令的問題，絕對沒有什么分裂，更沒有內亂可言”。再次，蔣介石稱，國際上的友邦都希望中國軍隊紀律森嚴，增強戰斗力，“而決沒有任何友邦因為我們整飭軍紀，制裁少數違法抗命的軍人和部隊而表示疑慮或猶豫的；反之，他們只有關懷與欣慰而已”。最后，蔣介石表示，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有兩點積極意義：其一，“打擊敵人妄冀我軍紀破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其二，“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有所警惕而振奮自愛，為國效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

蔣介石明顯低估了蘇聯的反對程度。就在他發表演說的同一天，蘇聯各報發表題為《中國之內部軍事沖突》的塔斯社消息，指出：“此事件頗引起中國愛國各界尤其勞動大眾甚大不安，彼等多認為此不僅為取消新四軍且為取消八路軍大規模軍事行動之開端。倘果如此，則中國或將展開內戰，而內戰則只能減弱中國之力量。”蔣介石認為，自己的演說可以打消蘇聯的疑慮。他在日記中寫道：“俄各報廿七日登載新四軍消息，其字句雖為共黨張目，然尚無過甚之詞。其外交部對邵大使談話，亦不為敵人所笑之言相勸，其用意仍在使我知止。若彼見我講稿，自當了然耳。”實際上，蔣介石那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根本不符合事實，也不可能說服中共及蘇聯。針對蔣介石的這一演講，毛澤東在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蔣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講話，說皖南事變只是所謂軍紀問題、局部問題，我們必須說明是政治問題、全局問題、外交問題，是日寇與親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

蔣介石之所以寧愿冒得罪蘇聯的風險也要強硬處置皖南事變，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1940年《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后，蔣介石成為英美蘇等國爭相拉攏的對象。“此同盟徒促成英美之合作，使英美對于中囯抗戰一心皈命而尊重之，中國抗戰因而與歐戰漸趨聯系，此乃中國前途至為樂觀者。”“無論美俄，今日決不能缺乏或離棄我國抗倭之局勢。”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中也表示：“德意日三國締結同盟后，日美之間斗爭加劇了。英國、美國和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蔣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進行反共，現已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其二，蔣介石對于中共的意圖作了充滿惡意的揣測。他認為：“中共對我中央之心理：甲、以為中央在抗戰中決不敢制裁中共朱、彭、葉、項；乙、以為蘇俄最近接濟中央之武器已到新疆而未繳付之時，更不敢制裁中共，因此有恃無恐，為所欲為，更放肆無忌矣。此種匪心奸謀，如不以革命精神臨之，整個國家幾乎為其所賣矣。余今以斷然處置，殊出其意料之外也。”蔣介石性格敏感多疑，對中共充滿猜忌，因此頗為此次“斷然處置”而沾沾自喜。他在日記中寫道：“解決新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此為抗戰歷史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于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廣州發難救黨之運動也。自驗決心堅強，不為物質所誘，不為謠諑所動。經此一舉，威信樹立，而內外形勢必更好轉矣。”

三、事變結束后的示好與緩和

皖南事變后，“內外形勢”并未如蔣介石預想的那樣“更好轉”。相反，他陷入了左支右絀的境地。第一，事變發生后，中共實行“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應對策略，贏得社會各界普遍尊重。中共在國內外的威信更加高漲，而國民黨政府則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第二，日本乘國共嫌隙之際，向駐守河南的湯恩伯部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喪師失地。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豫南敵軍集中三個師團以上兵力，專攻湯恩伯集團軍，以期殲滅我野戰軍。余為政治、外交及新四軍問題所擾，不克專心研究部署，而僅示其敵情與其作戰目標及注意要點，未及詳定部署，所以不能制敵死命，乃反遭受若干損失，殊為可痛。”第三，被蔣介石寄予厚望的美國非但不支持，反而強烈批評他的對共舉措。駐美大使胡適指出，“新四軍事件，美國人士頗多疑慮”，“左傾者則公然批評我政府”。

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曾多次致電宋子文，請其向美方解釋，但是美方不為所動。1941年1月18日，蔣介石在給宋子文的電報中表示：“新四軍抗命謀叛，茲已將其全部解決，明令撤消其名義番號，故江南共軍已經肅清，以后可無后顧之憂。共黨因無實力，故只有擴大宣傳，搖撼國際視聽，一面以內戰不利于中央名義，使中央對其不敢制裁。其實中央抗日之外，確能控制國內一切，決無他慮也。此外人不明底細，易為共黨謠惑，請詳告各友放心為盼。”宋子文雖然積極向美方解釋，但是美方并不“放心”。2月8日，美國總統特使居里帶來了羅斯福的口信，希望國共團結抗敵。羅斯福在口信中表示：“予自萬里外觀察中國之共產黨員，似與我等所稱之社會黨員，無甚差別。彼等對于農民、婦女以及日本之態度，足值吾人之贊許。故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其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而加緊團結。雙方之距離，如為二與八之比，殊少融合之望，如其距離為四與六之比，則接近易矣！”

蔣介石雖然將美國的態度歸咎于中共的宣傳，認為“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受共黨宣傳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但是客觀效果已然顯現。在無法獲得美國強力支持的情況下，蔣介石無力得罪蘇聯，因此不得不進一步對蘇示好，以改善中蘇關系。皖南事變發生后，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曾致信斯大林，表示“在蘇聯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并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在此情勢下，緩和中蘇關系有助于減少國際社會對國民政府的批評，因而成為蔣介石的必然選擇。另外，此前蘇聯就對國民政府在國聯會議討論開除蘇聯會籍時棄權而深感不滿。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對中國駐蘇大使楊杰表示：“蘇聯對華政策仍是一貫，但國聯開除蘇聯會員籍時，如中國代表反對，決不致有此結果。此次中國出席國聯代表之舉動，無異幫助英法打擊蘇聯，是何用意，令人難解。”蘇聯甚至懷疑中方此舉是西方國家指使的。“豈英法美等國以反對蘇聯，而允許援助中國抗戰，向中國出席代表活動之結果？”蔣介石如再不采取對蘇友好措施，則中蘇關系必將陷入更嚴重的僵局。

首先，親自致信斯大林表達親善之意。蔣介石希望通過元首外交改善雙邊關系。2月3日，他親擬致斯大林的信函，請即將離華返國的原軍事總顧問福爾根轉達。在信中，蔣介石感謝蘇聯自抗戰以來對中國的援助，希望中蘇繼續合作。他寫道：“兩國為革命國家，無論現在或將來，必為完成世界和平之共同使命而相攜奮斗也。”他向斯大林表達了中國抗戰的信心和決心，表示要“努力加強我軍隊之實力，以期對日作戰早日獲得勝利”。此外，蔣介石還分析了遠東國際格局的變化，認為美國對日政策漸趨強硬，故日本的失敗更可預期。最后一點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可以從美國獲得更多援助，對蘇聯的依賴程度不會如前之甚，故國民政府不會因為蘇聯的壓力而對中共妥協。

應該說，蔣介石透過蘇聯所傳遞的關于淡化皖南事變影響的信息，在國共關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將相關信息通報給毛澤東。電報指出：“蔣介石請莫斯科將最近的事件視為地方上的軍事事件，不要賦予它政治意義并廣泛宣揚。他保證，這個事件不會影響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和它們今后在對日斗爭中的合作。新四軍的高級軍官將被釋放。”1月29日，毛澤東回電表示，“新四軍事件不影響國共合作”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其目的是“試圖用欺騙手段從英美那里獲取資金，而從蘇聯取得武器裝備”，因此中共“必須準備全面抗擊蔣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讓步，要么是同他徹底決裂”。針對中共方面的強硬態度，2月4日，季米特洛夫再度致電毛澤東，要求避免內戰爆發。電報稱：“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們不應把方針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張維護統一戰線的民眾，竭盡共產黨和我們軍隊的一切努力來避免內戰的爆發。”

其次，在外交禮儀中表示對蘇聯特別尊重。2月23日，即蘇聯紅軍創立23周年紀念日，為了對蘇示好，蔣介石改變以往不主動到各國大使館的慣例，親自到蘇聯使館祝賀，“以示隆情”，“亦所以補其往年特邀而謝絕之遺憾耳”。蔣介石認為，這一舉動有助于改善中蘇關系。“俄國對我武器與飛機之接濟，不以中共之背叛而改變其態度，余親赴其使館，祝賀其紅軍紀念日，未始無關。”在美國相繼通過《租借法案》和羅斯福發表援華聲明后，為了防止蘇聯產生國民政府將疏遠自己而徹底倒向美國的疑慮，3月22日，蔣介石特意約蘇聯駐華使館人員到重慶黃山野餐，并向他們表示：“美雖對我聲援，而我仍重視俄交。”

再次，尊重蘇聯軍事顧問，繼續維持中蘇秘密軍事合作。蔣介石多次與崔可夫會談，征詢這位蘇聯軍事總顧問的專業意見。3月16日，他還特意致電顧祝同、胡宗南、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要求加強與蘇聯軍事顧問的合作。電報指出：“應切實與之聯絡，并加以優待，對其工作須有詳細規定。”“凡部隊之訓練、教育以及作戰等事，皆應使其參加貢獻意見，并希轉飭所屬各軍師長與之合作，切勿冷淡或歧視為要！”

最后，對蘇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隱而不發，忍而不語”。國民黨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盛世才主政的新疆缺乏實質影響力，而盛世才本人當時又以親蘇自居，默許蘇聯在新疆擴張勢力。比如，蘇聯在未經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在迪化設立飛機制造廠，在哈密駐兵，“置我主權于不理”。然而，面對所謂“新疆已成為東北”的狀況，蔣介石認為“當忍之”。

蔣介石采取的上述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皖南事變后的中蘇關系，但隨著歷史的演進，中蘇關系再也沒有回到抗戰初期的狀態。尤其是同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后，兩國關系更趨惡化。

總之，蔣介石在皖南事變后采取的對蘇策略，鮮明地反映出他“友蘇而不親蘇”的心態。其對蘇應對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沒有下定決心強硬處置前，針對蘇方詢問，采取搪塞與回避的策略；在決定撤銷新四軍番號后，極力向蘇方解釋，將事變定性為整飭軍紀，稱其無關政治與黨派；在事變結束后，采取若干措施對蘇示好，試圖緩和中蘇關系。應該說，蔣介石的對蘇策略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蘇聯和共產國際都要求中共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要使之破裂，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國共關系趨向緩和。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原題《皖南事變后蔣介石的對蘇策略》，作者何飛彪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