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電影相關合同的名稱較為混亂，缺乏規范性。如在聯合投資、聯合出品、聯合拍攝等名稱下，合同的性質可能與其名稱不符。本文認為，前述名稱下合同性質大體可分為兩類：合作創作合同和投資合同。不管冠以何種名稱，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共享（以按份享有為主）影片版權，共同參與影片創作、拍攝、制作及宣發，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包含此類內容者具有合作創作合同的性質；反之，如果只對影片投資，且主要享有影片投資收益權而不享有影片版權，不參與影片制作及宣發，縱使約定享有署名權，包含此類內容的合同也應為投資合同。合作創作合同與投資合同的性質不同，這從雙方對合同內容的約定也可看出，二者區別很大。一般意義上講，合作創作合同包含著投資內容，囊括了投資合同的關系，但內容遠比投資合同豐富，也更為復雜。

本文來討論典型的合作創作影片合同中的解除事由。假定案情如下:甲與乙簽訂了聯合出品合同，合同內容具有合作創作合同的基本特征，如約定雙方共同投資、共同拍攝制作、共同宣傳發行，按投資比例分享收益。同時還約定雙方享有的署名權及具體署名方式。如果獲獎，榮譽由雙方共享。宣發方案由甲方制定，雙方共同執行。合同履行中，雙方共同將影片拍攝完成，并取得了公映許可證。

但此后，乙方存在如下行為：

第一，剝奪了甲方的宣傳權，作為影片的主投方，乙方單方宣傳影片，拒絕甲方參與；

第二，侵犯了甲方的署名權，在影片宣傳的過程中，未依據約定為甲方署名；

第三，剝奪了甲方的榮譽權，乙方單方將影片送到國外電影節參賽并獲獎，但未給甲方署名，影片榮譽由乙方獨享；

第四，合同本約定包含上映在內的發行權由雙方共同享有，并應由甲方制定方案由雙方共同執行。但乙方獨攬發行事務，拒絕甲方參與，但自身發行能力又不足，導致影片獲得公映許可證后長達三年的時間都未能上映。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乙方前述四個行為是否構成違約，甲方是否可將其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本文不討論合同中存在約定解除權的情形，只討論其是否能作為法定解除權的事由。

法定解除權以當事人根本違約為條件，而根本違約需令合同目的不達方能成就。因此，評述乙方前述行為的性質及影響，應以甲方合同目的之確認為先。本文認為，就電影創作而言，拋開單純為了藝術表達而制作的特殊情形外，電影本身屬于商業性藝術，拍攝及制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取經濟收益，發行以取得收益是其最為重要的合同目的；其次，如筆者所見，在合作創作合同糾紛案件的判例中，有將署名視為合同目的者，如嚴重侵犯署名權且該種侵犯不可逆，無法挽回，則當事人合同目的喪失。本文也持此種觀點。署名代表著投資者、創作者與影片之間的投資、創作關系，在著作權法意義上，因電影較少涉及修改及歪曲，因此在著作精神權利中最為重要者便是署名權。此外，對從事影片創作的當事人而言，表明創作者身份、證明其出品過影片，對于提升其在行業內地位及今后從事影片融資都有重要意義。客觀地講，除了收益權外，當事人最為在意的就是署名權。收益和署名是當事人投資制作電影的兩個主要合同目的，也是其最為看重的合同權利。

對該兩項合同目的的實現有直接影響的合同義務可具有主要債務的性質，而對其有間接作用的合同義務則可能是次要債務。對主要債務的違反一般可直接導致合同目的喪失，而對次要債務的違反通常不會有如此結果。姑且不論乙方是否違約，僅評述其行為的義務性質。無發行則無收益，二者具有直接的決定關系，因此發行屬于主要義務，主要責權；如前所述，署名是合同目的之一，具有主要義務的性質；宣傳雖然與發行緊密相聯，但與發行相比，其對收益的影響是間接的，應為次要義務；獲獎及榮譽，與合同目的的聯系偏弱，同樣屬于次要義務。

                                                                                                                                        （版權所屬 汐溟版權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