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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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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上海青浦。

沖天的槍炮聲轟鳴不息，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硫磺味。凜冽的寒風吹來，路旁尚未熄滅的戰火在風中左右搖曳，似乎向人們訴說著太平軍與華爾洋槍隊剛剛結束的那場激烈戰斗。

華爾在戰斗中身中五槍，副司令福瑞斯特被太平軍活捉，洋槍隊死傷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狽敗退。

吃了虧的洋大人，回家后越想越覺得窩囊。洋槍隊首領華爾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氣呼呼地去找李鴻章鬧，誓要李鴻章給洋槍隊一個交代。

為了安撫洋槍隊，李鴻章一咬牙一跺腳，吩咐手下說：“贖人！花多少錢都要把被俘虜的洋大人們贖回來”。

中堂大人一句話，就此拉開了贖回戰俘的序幕。誰知，清軍將領奉命去找太平軍談贖金時，才發現太平軍的要價實在高得嚇人。

但洋大人終究要贖回的，李鴻章無奈之下，只得向太平軍交納了一百萬發彈藥、數百槍械以及十箱上好鴉片，這才換回了福瑞斯特。

說來奇怪，太平軍勒索贖金也就罷了，怎么還找李鴻章要了鴉片呢？難道太平軍也都成了癮君子，個個吞云吐霧，有了鴉片連“大黃魚”也不要了嗎？

一、另類貨幣

常年戰斗的太平軍，當然不可能個個都是癮君子。他們之所以在贖金中索要鴉片，是因為在晚清的經濟體系中，鴉片就是具有一定貨幣功能的硬通貨。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大量鴉片涌入中國。一時間，民間刮起一陣“鴉片熱”的風潮。不論商賈富豪還是升斗小民，爭相搶購鴉片，中華大地瞬間陷入鴉片泛濫的汪洋大海中。

不過，人們搶購鴉片，并非僅僅是為了口腹之欲，而是因為鴉片的金融屬性，帶給人們無限便捷的支付體驗。

一些常年在外奔波的商旅不會忘記，鴉片到來前，他們往往要攜帶沉重的銀箱，行走在荒山野嶺之間。由于行李過于顯眼，這些商旅常常成為盜匪眼中的肥羊，落得個喪生荒野，尸骨不得還鄉的下場。

不過，隨著鴉片的到來，困擾商旅多年的支付問題迎刃而解。遠行的人們只需要攜帶少許鴉片，就能拿著鴉片當錢花，輕輕松松做買賣。

更重要的是，鴉片輕巧易攜帶，放在行李中一點都看不出來。這無形中避免了人們在旅途中因財富暴露被劫道的風險，堪稱遠行之人的絕佳選擇。

靠著這一優勢，鴉片迅速得到人們的青睞，以致于一些赴京趕考的讀書人，也用鴉片支付一路的食宿費。

無與倫比的便利體驗，讓臭名昭著的鴉片搖身一變，成為了人們離不開的另類貨幣。

清政府起先還試圖禁絕鴉片，后來發現鴉片越禁越多，干脆裝死躺平，心里盤算著堵不如疏。與其下大力氣禁煙，不如靠著鴉片收稅，也好補貼下捉襟見肘的國庫。

二、財政支柱

說干就干。清政府很快打著“以征代禁”的旗號，面向全國征收鴉片稅。

一開始，鴉片稅主要是以貨物通關時收取“鴉片厘金”的形式存在，但隨著鴉片稅帶給清王朝愈來愈多的財政收入，嘗到了甜頭的清政府干脆批準鴉片銷售合法化，還將鴉片稅的種類發展出了洋藥厘金、土藥厘金、土藥稅、土膏統捐、 土藥統稅、罌粟畝稅、鴉片牌照捐、鴉片憑照捐、鴉片燈捐等等名目。

如此一來，鴉片帶給清王朝的稅收瘋狂增長。等到光緒三十四年時，清政府全年財政中收入的 27992 萬兩銀子中，便有 3302 萬兩是洋土藥稅厘貢獻的，所占比重達到 11.8%。

高額稅收刺激下，清政府再也不愿禁煙，反而琢磨著如何提高鴉片收入，以便維持政府財源。

原先，清政府雖然征收鴉片稅，但鴉片主要依靠進口，大頭都讓洋人賺去了。

不滿撈錢撈少了的清政府，靈機一動干脆放開鴉片種植，準備自己當老板，用“國產鴉片”搶走洋人的利潤。

說來鴉片自產自銷后，效果還真是立竿見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鴉片進口幾乎每年維持在6萬擔以上，其中1879年更是高達83051擔。

但國產鴉片進入市場后，立刻憑借低價的優勢瘋狂蠶食市場份額，短短數年間銷量便增長十倍，直接導致進口鴉片數量銳減，為清政府節約下不少銀兩，以致留下了“土藥”打敗“洋藥”的傳說。

三、煙毒泛濫

國產鴉片異軍突起，落在生產上便是清末驚人的鴉片種植規模。僅僅四川一省，在1901年到1906年的短短五年間，鴉片產量就從15萬擔增長到23.8萬擔，呈現出一片“繁英碩果，累然千里”的滲人景象。

但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由于鴉片利潤豐厚，川中百姓紛紛將耕地改種鴉片。待到1906年， 鴉片種植面積高達756.9萬畝，約占全省耕地面積的16.4%

此后，鴉片種植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川“百四十余州縣，除邊廳數處，幾無一地不植鴉片者”。其中涪陵縣更是“山上田中，荒山僻野，幾為鴉片所蔽”。

鴉片侵占川中良田之際，國內其他省市也盡數跪倒在鴉片的巨額利潤下。山西、江蘇、甘肅、云南紛紛步四川之后，成為鴉片的重要產區。有些省市鴉片的種植面積，更是高達耕地面積半數之巨。

鴉片種植大行其道，人們吸食鴉片的規模也是與日俱增。在四川，城市居民中吸食鴉片的男女比例分別為50%和20%，農村男女吸食鴉片者在人群中的比率則為15%和5%。

如此大規模的吸食者，放在四川一隅，便是“男女相率吸食 ”，以至于川東一帶的集市里除了桐油外，遍地都是鴉片攤。而放眼全國來看，就是中國人在鴉片的禍害下，個個瘦骨嶙峋，幾乎成了“東亞病夫”的代名詞。

瘋狂的鴉片貿易，就這么一邊侵占著大量耕田，一邊摧殘著人們的精神和肉體，甚至讓許多人完全失去勞動力，終于催生出了席卷天下的丁戊奇荒。

整整一千萬人在這場災難中失去生命，受災人口更是高達兩億之巨。之所以饑荒如此嚴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們將良田遍植鴉片，以致農作物產量大幅下降。

比如此次饑荒中受災嚴重的山西，種植鴉片規模就有60萬畝，而且用的全是土膏肥美的好田，而山西全省的耕地，也不過530萬畝而已。

鴉片種植面積幾乎占了全省耕地的九分之一，難怪山西巡撫曾國荃曾痛心地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兇荒，遂至可無措乎。”

紅紅火火的鴉片生意，用一顆顆裹著財稅糖衣的炮彈，將晚清社會摧殘的千瘡百孔，也讓清王朝在完全病態的環境中，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盡頭。小小的鴉片，一點一滴惡化著整個國家的生態，帶來的則是近代中國在落后挨打里苦苦掙扎的血淚史。

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才會以空前的力度禁絕鴉片。時至今日，中國依然保持對毒品犯罪零容忍，有毒必肅，種毒必究。只因那個時代用創痛告訴人們，任何對毒品的縱容，都是對國家民族的犯罪。禁毒，是中華民族以近代血淚，換來的痛徹心扉的教訓，亦將是永遠不變的底線。

參考資料：莫子剛《略論清末四川的鴉片煙禍》、李陽《淺析晚清時期鴉片在中國蔓延的原因》、曾耀輝《晚清鴉片稅及其對民生社會的影響》、陳曉霞《晚清沿海的新貨幣及其影響》、白云濤《新中國初期的禁毒禁煙運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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